让强者纡尊，……使卑微者抬头(组图)
2009-05-17 10:03:00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李公明
关于埃里克·沃格林的《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卷二，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我在 读书笔记中曾经对其“历史”与“关于存在秩序的真理”的关系以及人类是“以历史的方式向真理意义上的更高生存水平前进的”等问题进行过一点很粗浅的言述。 近日重读，忽然对置于卷首的莫拉卡斯（A．Moulakis）“编者导言”中的这段话颇有感慨：沃格林关注的问题，与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的关怀，没有 太大差别，《论无上高贵》（deveranobilitate）的主题，是探讨真正的高贵有哪些优点，诸如他们所自称的那种高贵，建立在博学和为共和国服 务的基础上，以此反对基于出身和财富，全凭运气和傲慢专横的高贵。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开篇，痛心疾首于当权者之不义。“要恢复秩序，就得让强者纡 尊，使卑微者抬头。”（第48页）在第五章中，沃格林认为赫西俄德的问题是引向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先声。那么，其中关于强者与弱者的 力量反差及其善恶的对应关系就颇有意味。从人文主义关怀的角度来看，我们十分缺少对于何谓高贵的研究和培育，强者的专横成了“高贵”，卑微者的懦弱成就了 他们的可怜。关于高贵与卑贱的对立，我们曾有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训诫，然而，这只是一种反智主义的高贵观。
沃格林认为《工作与时日》的引行诗所以十分重要，就因为它把宙斯确立为正义的政治秩序之神，就“意味着当权的人是不正义的，恢复正义秩序，势 必要打倒高傲者，抬高卑微者。我们发现，这种正义概念在柏拉图的观念中还是一个典型内容：在此世掌权的人最有可能在来世遭到宙斯之子的诅咒，而那些没有从 政的人将在永恒法庭面前得到奖赏”。（第210页）对此，赫西俄德的宗旨是劝戒，而回应这种劝戒是需要有“羞耻”和“义愤”作为前提的。沃格林马上联系到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所讲的，“羞耻”是一个好社会的条件，“对羞耻无动于衷的地方，一定是用恐惧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第229页）沃格林 说：“听者的灵魂中若然没有羞耻和义愤，劝戒就是无的放矢。”（第230页）不但劝戒可能是无效的，沃格林还提到了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对米洛斯人说的 话：“对错与否，只有在权力对等者之间才是个问题，强者行其所能，弱者忍其所受。”（第235页）修昔底德还说：“运用漂亮的修辞去达到罪恶的目的，却享 有很高的声望。”（第236页）沃格林就此总结出，赫西俄德与修昔底德之间的对应性，给政治学认识论提出了严峻的问题。在全书的结尾处，沃格林再次回到了 米洛斯对话中的“强者行其所是，弱者忍其所受”。（第461页）这是一个“感召力消失，退化为赤裸裸的权力”的时代的黑暗状况。
《南京！南京！》，一部关于民族苦难与抗争的电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似乎是为了用图像唤起记忆以回应这场争论，《金陵的记忆——铁蹄下的南 京》（秦风辑图，杨国庆、薛冰撰文，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2009年4月第二次印刷）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这些由日军记者或在南 京的日本人拍摄的照片包涵有多重的信息：日军占领南京后以侵略军的活动为中心的各种图景、南京市民生活的图景等等，这是一种亡国历史的图像；日伪各方首脑 的会面、视察以及各类仪式闹剧，是侵略战争的政治图史；还有就是，这些图片涉及到占领下的南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民俗等几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是 战争中的社会史图像；另一重信息是它们大都是在当时日本报刊中刊登，是对日本国民和世界人民的宣传品，这是一种战争意识形态的图像。无论今天这些图像的观 看者是中国国民还是日本国民，都无法以简单化的思维和立场认识战争废墟上的政治逻辑和生活逻辑，而这也正是《南京！南京！》突破以往同类电影模式的思维原 发点。
作为《道德情操论》作者的亚当·斯密和作为《国富论》作者的亚当·斯密的关系，这个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就已逐步 明朗，社会公平与道德约束不再被看作与“看不见的手”不相容。美国经济伦理学者帕特里夏·沃哈恩于1991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及其留给现代资本主义的遗 产》（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9月）和美国学者彼得·多尔蒂于2002年出版的《谁害怕亚当·斯密》（葛扬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3月）分别从对原著的解读和对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与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说明亚当·斯密的真正思想遗产，在当下读起来尤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完整的亚 当·斯密魂兮归来，是对真正自私而且冷酷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商人的嘲弄和怜悯。
前两期专门谈过有关“吃”的书，原以为可以暂时不谈吃谈喝了。但是近日在澳门一间小书店买到
德国民俗学家希旭菲尔德 （GuntherHirschfelder）的《欧洲饮食文化——吃吃喝喝五千年》（张志成译，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2009年1月），还是忍不住 要“吃喝”一番。这可以说是一部欧洲饮食简明通史，从新石器时代直到作者收笔的2001年，这种通史式的结构于同类书中并不多见；而无论从章节安排还是内 容选择，均可见德国学术传统的严谨与精确，更是难得。作者以历史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深厚功力治饮食史，宏观视野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分寸把握得极好。大而言之 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植物栽培史、家庭生活史等等均与饮食变迁紧密相关，而且是结合各时期饮食之变而精心论述，绝非我们常见的那种可以包打天下的“ 时代背景”、“生产力发展水平”可比。在各章节中多有精心运用的个案举例、史料阐释，如以1517年科隆一位市议员宴请达官要人的晚宴菜单、服务、餐具、 花费等等而从一个侧面论证了饮食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在近代初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发生深层转变之时，饮食文化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墨守着中世纪的成规（第 168-170页）；又比如对德国纳粹时期的饮食变化的研究，揭露了纳粹以饮食为控制国民资源、建构“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正如作者在“ 自序”所言，饮食文化可以映照出社会政治的价值和秩序以及历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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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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