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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春水向东流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9月28日17:18  观察与思考


　　吴东晓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鼎盛时期。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先生说：“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在五彩斑斓、摇曳多姿的文化丛林中，起源于民间的曲子词，经隋唐的孕育，中晚唐的洗礼，至宋代达到顶峰，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经久不息的一道绝美风景。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主人公几乎都是闺阁佳人、绮筵公子，题材也多是闺情花柳、笙歌饮宴。北宋初年，范仲淹的一曲《渔家傲》让“白发将军”和戍边征夫走进词世界，开创性的拓展了文学视野。伴随“白发将军 ”而来的，还有欧阳修笔下挥毫万字的文章太守(《朝中措》)。这一时期，范、欧等人因循南唐词风，以众多典范之作，强化了花间词人开创的抒情范式，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当柳永踏上舞台时，宋代的词坛才真正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柳永大力创作慢词，扩大词的体制，丰富词的涵量，提高词的表现能力，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艺术形式。若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辛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中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辉煌的篇章。此外，与以往表现类型化的情感世界不同，柳永沿着南唐后主李煜开启的方向，把词的抒情取向转移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上来，表现自我的情感心态、喜怒哀乐—“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此后的苏轼等人，虽词风与柳永大相径庭，但在抒情取向上却是沿着柳永开辟的个性化方向前进的。
　　北宋中期，苏东坡执掌文坛。这个从四川盆地冲出来的大才子，一上来就把纤柔的北宋词坛震了一下，手执铁板高唱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怀古》)，一扫宋初词曲的绮丽浮华。苏轼以文坛领袖特有的胸襟和气魄，领率黄庭坚、秦观等人，进行大刀阔斧的开拓和变革，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使词不再限于寄情感怀和浅斟低唱的娱乐功用，扩展至对时代人生、社会政治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框架，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公元1126年，金兵夺取汴京，俘虏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朱敦儒、李清照、陈与义、岳飞等人走出书斋，站在抗金战斗的前列。面对国难家仇，词不再局限于个体化的情感世界，而是扩大到民族心理、社会心声，抒发愤世与救世的悲壮情怀。这一代人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大部分人参加过抗金战斗，如李纲指挥过靖康元年的 “汴京保卫战”；岳飞是战功赫赫的名将；朱敦儒“文武全才”，做过前线军幕的参谋官。他们都是坚定的抗战派，但因朝廷的主和势力占着上风，这批仁人志士饱受打击，报国无门，词风悲壮激烈。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满江红》)”成为千古绝唱，绝非偶然。
　　南宋中期，辛弃疾、陆游、陈亮等人登上舞台。这批人都是在靖康之难后出生，对国家苦难、民族屈辱有着切身体验。面对被吞并的半壁河山，他们渴望横戈跃马，登坛作将，收复中原，一统江山。但最后希望都成泡影，理想最终幻灭。辛弃疾一生追逐英雄梦，将自己的生命和个性融入作品之中，为历史留下了“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豪放“稼轩词”。其词不是用笔墨写成，而是以刀剑刻成：金戈铁马的凛冽、沙场杀敌的磅礴、英雄失意的孤愤、乡间野老的旷达、壮士拂剑的沉勇，莫不觉壮声英慨、荡气回肠，忠愤之气、溢于指端。《四库全书》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以辛弃疾为首的中兴词人，以一腔报国情怀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赋予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特完整的、丰富阔大的英雄世界，将宋词带到了发展的最高峰。
　　“开禧北伐”失败以后，南宋君臣对收复失地、北定中原彻底丧失了信心，心安理得的酣歌醉舞，苟且偷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忭州”(《题临安邸》)。辛弃疾之后的豪放派，至宋末再难以豪放。文人士大夫们“未老心见懒” ，“看剑功名心已死”。辉煌了三百年的两宋词坛日渐黯淡。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南宋末年，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的肝胆悲歌，为宋词史增添了最后一道光芒。
　　八百年后一个清凉如水的夜晚，在昔日繁华喧闹的临安旧城旁，我翻开《明月几时有》一书，跟随作者上路，再度回到那段充满辉煌与伤痛的历史，品读那些绿肥红瘦抑或是醉里看剑的故事，犹如品竹调弦，余音不绝。

　　出 版：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定 价：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