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卿

　　在海外泉州史的研究中，休·R·克拉克博士凭借其研究闽南中古经济史的专著《社区、贸易与网络》占有重要的一席。此书是海外第一本专门研究闽南地方经济史的英文专著，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克拉克因此与澳洲国立大学毕业的苏基朗、台湾大学的李东华并称为“海外泉州学三剑客”。克拉克现今依然在美国尤西纽斯学院专门从事宋史研究。对于为他奠定学术名声的《社区、贸易与网络》一书，同为宋史研究专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海姆斯（Robert P. Hymes）评价道：“在一个接一个的论题中，其著作表明了，如何能利用零碎分散的史料进行历史研究。克拉克写出了一本充满智慧和成果的地方性著作，同时它又不失却在更广泛的空间和更长时段中关于中国社会历史方面的视野。”

　　《社区、贸易与网络》一书以朝代为线将全书分为7个章节，并附有5个附录。第一章“问题与方法”作为导论，通过对闽南人口变迁史的关注梳理了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在远古至中唐各个历史时期社群聚落的发展，将泉州作为一个都市的成长过程纳入研究视野。第二章“唐朝晚期”继续关注人口问题，追溯了自安史之乱后闽南人口的变迁及因此引起的泉州行政区域在划分上的变动。在这一章中，克拉克还注意到了北方人口移民的加剧增长导致了泉南地区农业开始兴起，主要由水稻种植和两种经济作物（乞麻和大麻）的生产为代表。克拉克还引用了他认为有且仅有的一处史料——即清《十国春秋》中刘安仁传的资料——来论证泉州早在唐代就出现了繁荣的南洋贸易。

　　第三章和第四章研究五代时期，第三章“政权空白时期的政权、结构与行政管理”，第四章“政权空白时期的社会与经济”分别从政治史、政治社会结构、地区财政、税收情况、人口迁徙、土地占有和贸易发展七个方面论证了泉南地区在五代时期得以进一步发展自身，成为国际性港口城市。第五章“宋代的人口与网络”、第六章“宋代的贸易与经济”将研究的时间维度推进到宋代，并开始出现了本书的主题：克拉克所关注的运输“网络”的形成，以及此“网络”与泉南地区贸易相互作用的关系。至此，闽南地区由人口的迁徙、商业的兴起而组成的社区，进一步推动市场的完善和城乡经济结构的发展，导致闽南地区出现了复杂的交通—贸易网络。泉州作为一个港口城市至此成长到了最繁荣的巅峰时期。

　　最后一章“结论”中，克拉克论述了泉州地区在经历宋代极盛的经济繁荣后由于帝国皇室的奢侈需求、东海地区海盗的盛行以及官场的腐败，多种因素综合起来阻碍了泉南地区转口贸易（transshipment trade）的的发展，最终一步步导致了泉州这个国际大港的衰弱。

　　克拉克在全书中有两个着重关注的着眼点，即对闽南地区人口增长和商业化进程的重视，这种重视体现在各个章节关于人口和商业发展的详细论述中。

　　在人口问题上，克拉克在史料稀缺的情况下不懈地梳理了闽南地区人口在唐代前的变迁状况。到了晚唐时期，人口开始出现持续两个世纪的快速增长，直到12世纪开始放缓。伴随着人口增长的是地区网络的扩张，闽南地区的人口在增长的同时也发展了聚落与交通的联系网络。到了13世纪，闽南地区的人口虽然已经呈现了负增长趋势，但整个以泉州为中心的地区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商业贸易兴盛、运输交通错综复杂的，由多个聚落接连而成的网络。值得一提的是克拉克对于闽南地区人口的相关史料的敏感，如仅依据“都保”（brigade）的信息就重构了一个宋代闽南八县乡村的人口分布图。

　　另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闽南地区在历史上的商业化的进程。克拉克之所以如此关注这点，是因为他认为闽南的商业化繁荣相对于其他地区具有非常不同的特点，而这个特点的关键就在于泉州地区所从事的南洋转口贸易。转口贸易的兴衰史可以说即是整个泉州城的兴衰史。泉州港的转口贸易在唐末时期已经开始（一些历史学家对此论点颇有争议），但彼时，转口贸易还未对整个泉州地区的经济生活造成重要的影响。到了五代时期，藩镇割据、群国并起的乱世迫使占领泉南地区的闽国政权开始转而关注海上贸易所带来的税收，将其视为重要的财政手段而鼓励发展。宋代建立后，泉州被重新纳入帝国的行政区域，成为政治结构的一部分，而此时的泉州地区已经作为从事转口贸易的大港确立了其独特的经济职能。因此，被重新整合进宋帝国的泉州，其贸易量不减反增，并且在12世纪呈指数增长。

　　克拉克论述到，转口贸易与彼时中国其他经济模式的不同点在于，转口贸易贸易的发展动力不依赖于地方自身的中国内陆腹地，而依赖于两个条件：其一，国外的货物流动；其二，国内的市场。闽南地区土壤贫瘠、不适合耕种，最好的土地也被寺庙所占据，在小农经济主导的经济模式下很难由人口和经济上的长足发展，但转口贸易的经济模式扭转了这样的局势：转口贸易使得以泉州为中心的整个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地繁荣发展，摆脱了粮食生产的禁锢，泉南地区在宋代反过来成了吸引大量外来人口的经济大都市。虽然经过11世纪和12世纪的人口增长，泉南地区的粮食生产实际上已经无法符合其人口的需求，但泉州港通过转口贸易的带来的财富，通过从其他地区进口粮食来满足其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在宋代，泉州已经形成了南洋转口贸易对外（印度洋沿岸及东亚各国）、对内（各大小港口及内陆腹地）的贸易网络，通过从内地的网络中输入粮食。由此可见，转口贸易不仅使泉州地区得以通过进口粮食弥补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农业负担，也反过来促进了内陆腹地粮食剩余地区的粮食出口贸易。

　　摆脱了粮食—人口公式禁锢的泉南地区，所获得的进一步发展契机是将农业生产中心调整到经济作物的种植上，以及更具商品属性的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唐代前的闽南只有乞麻、大麻两种商品化与市场化规模都很低的经济作物，到了宋代，闽南农村已经普及了棉花、甘蔗和荔枝这样的经济作物。在非农外贸产品上，则有外贸次、铁器、丝棉纺织品及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其中以外贸瓷最具有海外市场的声誉，在闽南的区域产业部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转口贸易的经济模式进一步造就了闽南地区商品化手工业的繁荣。

　　转口贸易带来的第三个变化——这部分也是克拉克特别关心的——经济互动带来的交通运输系统的改善。11世纪晚期至12世纪，整个闽南地区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的造桥运动。克拉克依据相关史料绘制了闽南八县的桥梁分布图，其史料显示：自978年至1275年，泉州兴建了156座桥梁，其中建于12世纪的就有82座。桥梁的大规模兴建反映了作为商品分配机制的运输系统的改善，同时也意味着泉州地区商品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克拉克承袭施坚雅的理论，认为宋代闽南的市场呈现出一种等级制，由都会—县城—地方集镇等多重市场构成。

　　在此，克拉克指出，他眼中农业的商业化和桥梁的兴起并非其中一个决定另外一个，而是相互作用的两个关系：农业的商品化促进了道路交通系统的改善；桥梁的兴建反过来也方便了经济作物的运输。而这一对相互作用的关系则共同依赖于南洋转口贸易：他们因转口贸易的繁盛而兴起，也因转口贸易的衰弱而式微。因而，克拉克在结论中指出，13世纪早起，皇室的奢糜、海盗的猖獗和官场的腐朽同时造成了泉州港转口贸易的衰弱，这一衰弱则直接引发了一连串造成了灾难性的结局，最终使泉州港的繁荣成为了逝去的历史。

　　从克拉克此书所做研究的方法论看，可以看出他较为明显的受施坚雅理论的影响，并有意无意对其理论所做的继承与发展。克拉克对施坚雅“区系论”的继承，体现在他与施坚雅一样，认为闽南地区在中国是自成一体的一块区域，并且其历史就是一部区域经济史。在论及泉州地区的市场结构时，克拉克也沿用了施坚雅的“市场秩序”界定出不同等级的市场与市场之间的联系。但在施坚雅之外，克拉克在反复强调泉南地区在历史上之特殊性的同时，又多次提醒到，泉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格局变动息息相关。因为如果没有国内“腹地”—诸如杭州、开封等港口城市—更为普遍的经济模式上的变化（无论是不是主导性的变化，亦无论是否由泉州的经济变化而带动），泉州地区就不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贸易而解决粮食进口等事关生存的问题，也就不会出现如此灿烂的区域性繁荣。因而在这一层面，泉州在一定程度上又代表着整个唐宋中国商品经济萌发的缩影。

　　更为重要的是，克拉克的这项研究试图论证早在唐宋时期的闽南，通过高度发达的海外转口贸易，闽南地区的商业化已经达到了常规化水平，其程度足以比肩明末清初。这一观点是对以罗威廉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明末清初论”的修正。

　　所以，克拉克此书对于闽南经济所折射的中国“共性”的提出，也可以视为一种以区域为中心的整体主意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承接施坚雅“区系论”的同时，也做出了试图不忽略整体的尝试。克拉克在这个意义上也修正施坚雅理重区域轻国家的缺陷。

　　本书是一本研究泉州中古经济史的专著，也是迄今为止研究唐宋闽南经济史最全面的英文专著。受克拉克此书最大影响的人，也许莫过于同为海外泉州学研究者的苏基朗。苏基朗《刺桐梦华录》里，提到与克拉克这本书有关的注释就多达20条。虽然苏基朗对克拉克此书多有不同意见，但二位学者在“闽南模式”上的基本共识是一致的：即闽南在中古史上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一种跨部门的多元繁荣。在闽南地区发展的长期回环过程中，繁荣从一个部门（海上贸易）传递到其他经济部门，如农业和工业。作为这个发展过程的一部分，越来越广泛的地区和越来越多的人口，或从日益繁荣的海上贸易中直接受益，或从其他因应出口商品大量需求而发展起来的部门中间接受益。经济机遇向其他不同社会阶层的扩展，提高了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这与其他中国传统的滨海中心地区经常看到的情景有很大的不同，在那些地区的经济机遇，职能让小部分城市商人富裕起来。而在苏基朗和克拉克看来，正是以转口贸易为代表的繁荣的海上贸易整合了不断增长的各种社会资源，使闽南的经济扩张因此走上了一体化道路，造就了一个内部整合区域和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结构。

　　此外，克拉克博士对于零散史料的精准把握和别具一格的研究手法也颇为令人称道：例如他对唐代闽南农村人口分布情况的总结，对晋江和莆田的灌溉工程与闽南移民开垦行为所做的详尽分析；以及前文所述，通过仅有的一点有关都保的资料重构宋代闽南八县乡村的人口分布图，绘制闽南八县的桥梁分布图等等。这种处处以史料为据，却又能灵活在各种庞杂零散的史料中穿梭编织文本的学术能力，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此书的价值。

蔡逸枫:施坚雅之前，苏基朗之后——评《社区、贸易与网络》|中国人类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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