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2012年06月13日来源：邸永君 作者：邓聪
事实上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外来传播与土生土长两者，并不绝对地对立。其中不少因素，往往受到考古学者自身的时代背景、社会、文化等因素所影响。这就是我在本文开篇中所强调的、考古学性质上双刃剑的特征。
早在1899年，英国考古学家Hogarth D.G.指出，考古学是研究人类物质遗物的科学。夏鼐在1984年谈及《什么是考古学》：“实际上，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只是物质的遗存，这包括遗物和遗迹。”可见，百年来学术界对考古研究本质的理解，没有多大的变化。今天我们从考古学定义来看，对遗物与遗迹两者物质形态的研究，应该是建立于实证主义科学基础上。然而，这些物质的出现，往往与人类的社会和民族息息相关。因此，考古学的研究，又注定不可能是纯粹科学的领域。众所周知，社会因素和时代思潮等，对物质遗物解释的倾向，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考古学既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也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我个人深信，作为一个现代的考古工作者，对于考古学这种双刃剑的特性，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本土和外来的论争，此起彼伏，聚讼不决。这个问题的背后，仍然与考古学的本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既是科学的问题，也是社会文化的问题。
易华先生《夷夏先后说》一书，对理解当今东亚文明本土起源与外来传播论争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著述。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说过：“历史学家选题攻坚的能力，很大部分是取决于工具多少的。”易华生在南方芙蓉国，心系草原，早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兽医学系，后来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生物学史硕士学位，博士阶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专攻游牧与农耕民族关系史，就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他在京华众多的交往，尽是学术界尖端的人物。夫子自道，易华在本书后记中提及的亲密师友，包括中国科技史、体质人类学、分子遗传学、冶金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专业学者。因此他能以其敏锐的观察，睿智反思，博采众长，这在《夷夏先后说》中有如实的反映。
《夷夏先后说》一书主题，是受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启发，重心是从欧亚大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对中国的定位，进一步宏观揭示了中国民族与文化的来源。易华在结语中指出：“青铜技术和游牧文化是旧大陆古代世界体系形成的技术文化基础。青铜、牛、马、羊、小麦、大麦、蚕豆、牛耕、车马、毛制品、砖、火葬、墓道、好战风气、金崇拜、天帝信仰等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指示物或示踪元素，三代中国几乎照单全收，无疑已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国不是考古学的孤岛，更不是人类文化的死角。”真金不怕火炼，学术的论点有必要假以时日去验证。至少我对易华以上的举例，并不照单全收。如我国上古好战之风的出现，我觉得在五千多年前淮河、长江中下游，从成熟的稻作农业经济体系古国中，已经是土生土长了。考古学知识是与时并进的。然而，易华以上的结论，如果大致上正确的话，那绝对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一次撼动。这些澎湃而来的西潮，有莫之能御的气势。《夷夏先后说》一书中对西亚青铜时代文化所以陵轹世界、欧洲与东亚同样处于此核心文化的边源之种种分析，胜义纷陈，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体会。
当然，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上，目前仍然以夏鼐的观点为最经典。夏先生在1983年提出：“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郑州二里岗文化，和比这更古老的偃师二里头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接着上文：“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最能代表商文明的高度水平的特点有：相当发达的冶铸青铜的技术与铜器上的纹饰，甲骨文字的结构与特点，陶器的型制与花纹，玉器的制法与纹饰，等等。这些都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它们可以证明，中国文明是独自发生、发展，而并非外来的。”
以上夏鼐所指陶器和玉器两者，都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延伸，严格来说很难视为中国青铜时代标志性的特色。然而世界考古学近年的最新发现显示，在青铜时代文明起源过程中，青铜、牛、马、羊、麦、车马等几种最重要的因素，确实很大可能是从西亚向东亚传播。西亚在牛、马、羊、麦等的驯养、栽培历程，都有以万年计的历史。这些外来因素，对于东亚大陆本土文化震撼性的影响，直至今日仍可强烈地感受。以下仅略举小麦与马车两者讨论。易华指出：“青铜时代以小麦为标志的农耕文化和以马为标志的游牧文化传播欧亚大陆，形成了世界体系。”最近，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在二里头浮选出少量的小麦，但到了二里岗文化阶段，小麦出土概率与粟持平，后来甚至取而代之成为中原主体农作物，被称为古代农业革命。马方面的影响，更是国家政治得以强大的重要因素。马上得天下的警语，在古代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最近三千多年来，欧亚大陆骑马民族与黄河、长江农业民族对抗的决战，决定胜负的因素，都与马上力量强弱的较量戚戚相关。历史学家严耕望指出，“自安史乱后，陇山及泾水上游以西尽为吐蕃所陷……从此以后，中国失去最主要的战马生产地，骑兵的培育所，国势也就永远不能复振。”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论及骑马战术与马车战斗，认为其是机械动力战争以前的皇牌，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蒙古远征欧洲，欧洲人成功征服美洲，无不以马战取胜。此种马上得天下的局面，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所转变。夏鼐谈殷墟文化特点中，曾指出：“使用马驾的车子，是殷墟文明的另一特点。”可惜夏鼐对商代马车的意义，没有发表更多的意见。日本学者增田精一对欧亚大陆的马事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他十分重视中原地区商周马车的发现，写过中国商周《马聖視觀の傳來》，评述中国与西亚马车渊源的关系。
从以上对比，今昔两者对中国文化起源的认识，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事实上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外来传播与土生土长两者，并不绝对地对立。其中不少因素，往往受到考古学者自身的时代背景、社会、文化等因素所影响。这就是我在本文开篇中所强调的、考古学性质上双刃剑的特征。考古学挟其科学与人文的双刃，对有些问题有客观的定论，另有些观点则受人文的规限，带有主观和时代的烙印。
李济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里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里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外人莫进御花园，何不世界大同!考古学是以研究人与地球为中心的学问;考古学目标是重建人类的历史。易华《夷夏先后说》一书最重要的意义，是把中国的文明因素，再重新系统置于欧亚大陆的体系中考虑，这是中国与世界考古学融合的尝试，同样是21世纪世界考古学共同的方向。
作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