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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我回哈尔滨探家，与中学同学相聚，提起当年他那封信，他郑重地说：“我像信中所写的那样做到了。不信你去打听打听，我真的做到了!”

　　中国小知识分子阶层分析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3月16日 16 版)

　　中小知识分子的知识“等级”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大抵具有较为敏感的自尊。他们接近着“无产”，自尊似乎便成了他们较为主要的一宗“不动产”。伤害了他们的自尊，等于将他们掠夺为赤贫者一样。谁若讥他们为“大知识分子”，是最严重的自尊方面的伤害。因为这就好比指着一名科长说：“看，一位大官来了!”此中所包含的尖酸刻薄，有时是会令科长们恼羞成怒的。当然也太超出中小知识分子的容忍程度。他们往往因一个“大”字耿耿于怀相当长久的日子。但谁若辱骂他们“臭知识分子”，他们反而的比较能够忍受。因为“臭”乃是一种泛辱。在这种泛辱中，他们恰恰感到着与“高级”、“大”的知识分子同属一类的看待。而这不啻给与了他们一种“公认”。此种“公认”又是他们最想获得到的。

　　因为整个社会格局中，中小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任何资本轻蔑其他阶层的其他任何人。在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里，他们又几乎是其他阶层的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公然轻蔑一下的。所以他们的自尊既不但敏感，而且相当脆弱。他们也要轻蔑别人一下的时候，那别人往往只能是他们自己中的一分子。在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里，中小知识分子之间的“磨擦”和“矛盾”现象，一半由切身利益的相争导致，这与别的阶层没区别;另一半则往往由敏感的脆弱的自尊导致。在中小知识分子的群体中，这样的一种反目现象是最经常发生的——一句不经意问出口的话，可能便已严重伤害了对方的自尊心。说话之人浑然不觉，被“伤害”者的自尊心却已在出血抽搐了。不睦的结果从此可想而知。

　　但是今天中国中小知识分子们的自尊心被“锻炼”得十分坚强了。老的几代中小知识分子已经带着遍体“擦痕”，被时代自然淘汰于社会竞争以外了。中年的一代中小知识分子，既见惯了老的几代在时代夹缝中的尴尬和屈辱，自身的“擦痕”也早已长出了茧子。而新的一代中小知识分子，掌握了新的维护自尊抵御伤害的“武器”——玩世不恭。

　　在全中国的年轻一代几乎都开始玩世不恭起来的今天，中国的中小知识分子掌握和运用这一新式“武器”的水平，一点儿也不比其他任何阶层的任何人差劲儿。

　　中国中小知识分子中的女性，实在是中国女性中最具浪漫色彩的女性一族。

　　近当代中国男人中，极少有真浪漫者。偶以为谁有，细辨之，却原来也是假的，是“作秀”给别人给社会看的。

　　我们这个民族五千余年文明中的粗大的浪漫的血管早已被严密地“栓塞”住了，就好像我们的许多长江大河被环境污染而淤塞住了一样。

　　看看我们的男孩子们和少年们，他们身上哪还有半点儿“浪漫”的激情和情调和气息?我们的男孩子、我们的少年们已然如此，更不消说我们中国的男人们了。

　　当代中国女人中，也极少有真“浪漫”者。女人的浪漫与男人的浪漫是相互氤氲的“场”。好比水汽与雾的关系。水汽枯竭，则无雾生。男人不再缠绵，女人又何必浪漫?当代中国女人连“作秀”也不屑于“作”浪漫之“秀”了，而争相的改“作”“现代”之“秀”了。男人太善于逢场作戏，女人便以“现代”的姿态和面目虚与委蛇地周旋。而“现代”是女人之浪漫的文化“基因”的“杀灭剂”。

　　在中国普遍的男人和普遍的女人变成了现在这种几乎毫无“水汽”的情况下，中国当代中小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女性，居然还能或多或少地保持住一些浪漫的气息，实在是不容易的事，也实在是中国人的安慰。

　　她们既不但能或多或少地保持住一些浪漫的气息，同时也是仍具有感动之心的中国当代女性。这种感动之心从艺术的和世事的两个方面体现在她们身上，都是同样地充满真情。而在今天，在中国，这本身也十分令人感动。

　　有时我冷静地，尽量不带任何偏见地将目光从这一阶层审视向那一阶层，越来越确信我的判定是不错的。是的，除了她们，试问今天还有哪一些中国人能或多或少地保持住一些浪漫的气息?还有哪一些中国人仍具有感动之心?

　　新兴的资产者阶层并不具有，这难道还有什么疑义么?他们即使在慷慨捐赠慈善之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替他们的姓名或他们的买卖做广告宣传，这一点难道不是我们早已看透了的么?他们在支持某项艺术的时候实际上绝非出于对艺术的敬意;他们在买下一件贵的艺术品的时候，实际上认为自己买下的是有利可图的债券，这也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以上的行为，既与浪漫无关，也与感动之心无关。而仅仅的只与他们自己的名利相关(陈光标例外)。我们称赞他们以上的行为，实在只不过是因为那些行为不仅满足着他们的名利欲，同时毕竟也布施益处于社会。所以我们在用最热情的词句称赞他们的行为时，我们自己也是绝不感动的。试问，难道我们真的曾因一位大富豪捐赠给穷孩子一所小学而感动过么?但我们不是确曾因一名小学教师从他或她的几百元工资中抽出了二百元救助自己的穷学生而潸然泪下么?

　　感动之心只与事情的善力和道义的实质相关，其结果倒往往位居第二了。尽管大多数世人看重的更是事情的结果。

　　中国新兴的中产者阶层也并不具有浪漫气息和感动之心。因为这个新兴的阶层和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一样，没形成自己阶层的任何或可用良好二字评说的文化背景。他们和她们只感动于自己“中产”了以后的那一种精细又没意思的小情调。同时希望别人们皆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感动于你的感动”。若将这个阶层人格化了，那么它太像《红楼梦》中的袭人。袭人除了为自己的小情调所感动，另外还真的为大观园里别的任何人的命运感动过么?即使她对宝玉的那一份情，若认为真，也终究还是真的由自身命运出发的。我对此阶层一向怀着谨慎保持距离。我认为那距离起码不应小于最后一排观众席和舞台之间的距离。我唯恐自己不慎栽入“锅”中，即使之后蹦出来了，浑身也挂了一片淋漓的、甜腻而黏稠的、永远也刮不尽的粥浆。

　　在中国，在当代，据我看来，几乎只有中小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女性，仍具有着我所敬爱的女人的意味。因为她们普遍生活在平民阶层中，所以她们亲和于平民阶层。在中国，在当代，知识分子如果疏远平民阶层而去亲和别的什么阶层。那么不但仍只不过是一撮“毛”，而且仍只不过是一撮势利的“毛”罢了。因为她们毕竟是生活在平民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所以她们的知识分子的文明素质，直接地对最广大的中国人，于最寻常的生活形态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施加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纵观历史我有所发现，在中国，原来所谓“精神文明”，其实并非什么“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所能一厢情愿地推动的;与百千万中小知识分子的文明素质直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相比，前者们的影响力和推动力小得令我惊讶。孔子、孟子作为知识分子不可谓不“高级”不“大”，但是中国平民阶层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头脑中的孔孟思想，不是听了“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布道后形成的，不是从圣贤书中得来的，而是生活在他们身旁的某一位、某几位中小知识分子的言行潜移默化的结果。这就好比宗教思想在西方的普及，并不是历届教皇的丰功伟绩，而是百千万教士在民众中传教的结果。几乎一切与人类精神风貌相关的思想，在中国相当多数“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那儿，最终都只不过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学问”。哪怕那些思想最初根本不是“学问”，最忌被人胡搞成“学问”，而只不过是一些极其朴素的世俗通理。中小知识分子，最善于将被些个所谓“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胡搞成了“学问”的极其朴素的世俗通理，再还原成它最初的极其朴素的样子，并与民众共受共益。

　　一位所谓“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如果他生活在平民的社区里，他只不过能因为“高级”和“大”受到些敬意罢了。而怀有敬意是人对自己无法亲和，可能也并不怎么愿意亲和的人物所持的最良好的态度。

　　但一名中小知识分子，却极可能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平民社区里是很可爱的人物。这就好比教皇死了人们的默哀只不过是宗教礼仪，而一个教区的一名好的教士死了，人们往往会不禁地伤心哭泣。

　　中小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女性，往往便是她们所生活的那个平民社区中的很可爱的人物。她们谦和忍让，对平民中的不幸人家富有同情心，乐于帮助他们。当那一社区内发生邻里争端和纠纷，她们最善于息事宁人。而且平民们也最肯给予她们调停的面子。当然非是所有中小知识分子中的女性都这般可爱，中小知识分子中的女性一旦刁钻起来，有时也不让胡同悍妇。故我强调是她们中的“一部分女性”。

　　由于这“一部分女性”本身即平民女性，她们对文化艺术的审美要求是平民化的。由于她们同时是知识分子，她们对文化艺术的审美标准是高于平民的。由于她们还是女人，她们对文化艺术的感动之心几乎又是本能的。她们代表平民阶层成为平民文化艺术的鉴定人。

　　放眼今天，中国中小知识分子的普遍生活已稍有改善。从中国的具体国情估计，在以后十年中，中国中小知识分子的普遍生活，可能将一如既往地是平民化的。平民这个概念在中国与在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在西方发达国家，意味着比中产者阶层略低一些;在中国，意味着比城市贫民略高一些……

　　平民们，亲和中小知识分子吧!如果不亲和于他们和她们，在中国，在当代，还有谁们值得平民们亲和?

　　在中国当代平民阶层中，还有最后一类人，或可用一个“吏”字来概括。这些没有品级的中国当代的小公务员，既属于平民阶层，又优越于平民阶层。针对整个国家政权而言，他们是无足轻重的“末梢”;针对平民阶层而言，他们往往是一些小“教父”式的人物。他们中的好人是好的小“教父”;他们中的坏人是坏的小“教父”。他们的好坏，有时并不取决于他们自己心肠的善恶，而取决于政权质量的优劣。建国初期，“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在政权中蔚然成风的年代，他们是些代表政权直接“为人民服务”的“吏”。非常年代，比如“反右”时期，比如“文革”时期，他们又是些代表政权监督百姓言行的“吏”。在那些非常年代，他们的一句话，足以将人投入监狱或从监狱中释放。他们手中的权极小极小，但正是那一种极小极小的权，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几乎发生着喜忧受辖的关系。因为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只能在“末梢”与政权接触。在“末梢”的接触点上，在非常年代，他们中的某些人，无异于骑在平民百姓头上的“土皇帝”。受贿之风在他们中，由来久矣。在法不健全的年代，他们几乎也能代表法。

　　从小到大，我了解许许多多小“吏”们刁难平民百姓之事。那些事往往令人血脉贲张，怒发冲冠。

　　但我的家却是比较幸运的。当年哈尔滨市管辖我家那个社区的街道办事处的一位王姨，十几年中对我家的种种关怀，乃是我们全家人永远难忘的。其实她只不过是一名街道办事处发购物票券的人。每逢有人到办事处去请求盖一个什么章，她总是从旁替人向握章的说情。

　　我也仍记得我小时候管辖我家那一片社区的派出所的民警“小宫叔叔”。我家差不多是那一片社区中最穷的人家，但不知为什么，他似乎一点儿也不嫌我家穷，例行公务路过我家时，常进屋与我母亲聊一会儿，问家中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他的帮助……

　　尽管我本人对“吏”们并无偏见，但我还是不得不指出这样的事实——在以往的年代里，在中国的吏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是什么代表政权为人民服务的人，而是以刁难平民百姓为能事、快事的人。我一时还说不清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深远影响，使中国的“吏”们的相当一部分是那样的人。也许因为他们是“吏”而非官，所以心理常处在失衡之境?也许他们在刁难平民百姓之时，借以想象自己是官，并获得吏权胜于官威的体验?

　　我的一位朋友，每与我谈起当年管辖他家那一社区的一名“公社”办事员便不禁地眼中喷火——他下乡时，他父亲病故不久。按当年政策，只要“公社”给开具一份家庭生活困难的证明，他便可免费得到一个脸盆、一套牙具、一双胶鞋、一床被和一条行李绳，加起来大约二十几元人民币。我了解他家的生活当年的确困难，可那办事员就是不肯给开具一份证明。理由是他家还有东西可卖钱。这理由在当年可以被一名街道小吏说得振振有词。切莫以为他家的人得罪过那小吏，他家的人从未得罪过对方。那小吏对任何平民百姓都一样的刁难。而他这一种“能力”居然还深得上司“公社”小官的赏识。

　　“当时我手里没刀。有刀恨不得扑上去捅他一刀!”

　　我理解他为什么三十年以后的今天对当年之事仍耿耿于怀——当年他母亲流着泪跪下去乞求那小吏的情形，留在他脑海中的记忆是太深刻了。今天的人们，是不可以用“有志气”或“没志气”这样的思维看待那一件当年之事的。二十几元钱在当年，对于一位穷人家的母亲，几乎相当于今天的一千元。借不到就是借不到。借到了还不起就是还不起。而哪一位母亲不希望儿子下乡时有脸盆和被子可带呢?所以他母亲的一跪，大约真是万般无奈了。而那小吏竟转过身去不理不睬。

　　我的一名中学同学，下乡十一年，返城后一时找不到工作，便请求留在街道委员会做了一名办事员。数月后他写给我一封信，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几个月的工作中，我亲眼见到，平民百姓在求助于我们国家政权的最基层人员时，是如何的受到无礼的冷遇甚至刁难。有时，加盖公章简直就是掌握公章的人分内的义务，但他们不知为什么，似乎不存心支使请求加盖公章的人白跑几次，不足以显示出自己存在的特殊意义似的。而平民百姓则只能诚惶诚恐地白跑了一次又白跑一次。心里再急也不敢怒不敢言。这情形使我十分惊讶。因为有时我明明知道，某一枚公章就在某一个人的抽屉里，拉开抽屉就可以取出，半分钟内就可以盖完，而掌握公章的人说：“你过几天再来吧!”这句我司空“听”惯的话时，居然都不屑于编一个让别人白跑一次的理由。现在，我也掌握着一枚公章了，我已经不因在三十多岁时成了一名街道委员会的小小办事员而沮丧了。我绝不靠自己所掌握的这一枚公章刁难百姓。因为这不会给我带来丝毫的快感。我要使我所掌握的这一枚公章，真正成为替人民所掌握的一枚公章。只要理由正当，随时听从人民的吩咐……

　　前不久我回哈尔滨探家，与中学同学相聚，提起当年他那封信，他郑重地说：“我像信中所写的那样做到了。不信你去打听打听，我真的做到了!”

　　我为我有这样的一名同学而自豪。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梁晓声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定价：3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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