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 爷 祭
冯骥才
爷，是天津男人间的尊称；我们称张仲先生为仲爷，更是含着对这位精通津门地域文化的学人特殊的敬意。
我用“仲爷”这称呼叫了他二十年，但他今天走了，走得无影无踪。他会从此消失在他挚爱终生的温暖的天津吗？这确是真的么？
当我看到手机上他的电话号码，忽然感到电话那边再无人接听，再没有他那苍老的声音，没有我们相互的打趣或对什么执意的探讨。这才感到生活有一块陡然空了，一片虚无，连平时相处时那种特有的亲切的气息也了无踪迹。
已经记不起第一次在哪里认识的他，却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房产局工作。当时我的住房分配正掌握在他的单位中。他比我似乎还心急。但他只是一般的办事员，为我使不上劲，只能一次次把他听到的关于我住房的消息，跑来给我“通风报信”。一次，他带着一脸花开般的笑容，爬上我家那间小阁楼上说，很快会分配两间小房给我；可是转一天他又跑来，神色阴沉说“他们又翻车了，说你这样的人他们才不管呢”，跟着竟落下泪来。
这眼泪落在我心里。朋友间相互打动和依存的根由不就是一个真字吗？然而，使我们成为密切的朋友，却缘于一九八四年我开始写《神鞭》那类“文化反思小说”。待与他聊起老天津的生活，仲爷所知之广之深之精微，令我吃惊。他像是从一二百年时光隧道走回来的人。他不是那种“书呆子”。他的知识全是五光十色活生生的。只要是老天津的，不论是街头巷尾，五行八作，生活百科，乃至一式图样一颗衣扣一种烧饼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名或人名，他都能绘声绘色把它们说活了。经过他口中的历史全是复活的历史。
正因为这样，在九十年代初我举行的一系列关于天津历史文化的普查时
——比如老城文化普查、小洋楼采风、估衣街抢救等行动中，他都是我有力的支持者。老实说，当时那些文化行动触动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压力乃至威胁一直围着我们转。然而，这位曾经受过二十多年不公正待遇的仲爷却没有退缩。是由於天性的耿介正直还是对文化执著的爱？我想两样都有。在我大步急匆匆穿行於老城里和估衣街时，耳边一直伴着他细碎的快步的足音。一些媒体都曾报道我在一片瓦砾的估衣街上流泪的情景，但有谁看到仲爷在推成平地的六百年的“老城”中失声痛哭？我看到了。这样子至今清晰地印在我的心里。文人的情怀与责任感，是我们成为好友的根基。任何世俗功利的砂子都不在我们之间。
然而，如何使仲爷无形的知识落到纸上，始终是我心里的事。我支持他写小说、随笔和地域文化的散文，但这都不足把他脑袋里庞博的文化记忆与积累搬出来。一次，我对他笑道：“我已经把你列入文化抢救的范畴了。”
近十年，年过七十后的仲爷明显而加速地苍老。半个世纪前残酷的劳改生活留下的恶果使他的双腿走起来日见艰难。於是去年中国民协决定给全国各地为民间文化事业奋斗一生的专家学者授予“山花奖终生成就奖”时，我们将他列入其中。在苏州颁奖典礼上，当我看到仲爷银发飘动地走过红地毯时，由衷为他高兴、骄傲，也欣慰。他才华独具，却一生坎坷太多，半生落难，一子有疾，晚年丧偶，理应有这样的补偿与荣耀。
事后，他对我说：“老弟，你帮我划了一个完满句号。”我说：“不是句号，是金子做的逗号。后边还长着呢，还有好多事等着您做。”
我已经决定由我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生为他做一本《张仲：口述天津》，计划40万字。他年迈力弱，无力再写大书。口述史的方式是挖掘和整理他文化财富最好的手段。
然而，今年以来他胃痛发作。他本来口壮胃健，为什么渐渐怕吃东西了？
我似乎有一种不详的预感。但他很固执，不去看病，相信自己身体能顶住任何麻烦。记得四月份我出国前在去往机场的路上，还打电话叫他去医院检查。他说他吃了些草药好多了。我说：“刘炳森就是不检查不确诊，结果耽误了自己。”谁料，仲爷重蹈了炳森的覆辙，终於恶性的病急性发作。谁也拦不住。
一个月前，我去医院看他时。他昏昏沉沉对我说：“这里不好，你们快跑吧。”显然已经神志不清，我心里明白，仲爷已经踏上不归路。我想，我大概不会再来看他。因为我最怕看到朋友最后的痛苦。在我离开病房时，仲爷头歪在枕头上，朝我无力地摇着手。我的心一动，转回身到床边再紧紧握一握他的手。这是我俩之间真正的生离死别。他的表情痛苦而无奈。这表情叫我良心不安。我不能帮朋友摆脱这种绝望。有时在生死之间，人是一无所能的。
仲爷走了。一本天津地域文化的活字典永远的合上了，一大宗珍贵的文化记忆随风飘去。我没有及时把他的口述史抢下来。这是永远的遗撼，也是我永难补偿的一个过失
——因为我深知仲爷真正的价值。
我想，今后一段日子，我脑袋里会不时蹦出他的电话号码，但我不会再拨打，因为那号码后边一片空茫，寂寥无声，惟有伤感与怀念。
戊子八月十六日仲爷安葬之日
陶立璠转载附录：著名民俗学家张仲先生去世
13日，著名民俗专家张仲因病离开了我们。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昨晚在接受采访时，对这位相交30多年的知己与好友给予了高度评价——
冯骥才与张仲相交30多年，在生活中，两人是好友，在事业上，他们是知己。因此，张仲的辞世令冯骥才万般悲痛：“他的离去，让我从情感上难以接受，心里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当之无愧的天津民俗大家
张仲是天津人，回族，1930年生。解放区华北大学毕业。曾任天津日报主任编辑。是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天津地方志编委会顾问、天津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文联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张仲作为天津民俗学研究大家，60年来他始终致力于民俗学和天津市井文化的研究，对天津地方民俗民情可谓了如指掌。去年冬天，张仲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民间文艺成就奖”。
冯骥才说，作为天津民俗大家，张仲当之无愧。“关于老天津，无论什么问题都问不住张仲，方言俚语、民俗典故、街道巷里、五行八作乃至不起眼儿的一些小物件，只要是有特色的，有历史的，拿到张仲面前，他都能将其中的来龙去脉讲个清清楚楚。”然而，张仲却带着他满肚子的天津掌故与学问，悄然离开了我们，享年78岁。
《口述天津》成为遗憾
“我一直想着为仲老做件事情，本来应该是在今年完成的，就是做一个张仲的口述史《张仲：口述天津》。但是因为今年初，他的胃口总是不好，要住院治疗，这件事就放了下来，我们还商量等他出院后再继续，但没有想到，他的病灶突然转移了，跟着迅速恶化，无法救治，口述史也成为我的特别大的一个遗憾。”
冯骥才说，张仲是天津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位学者。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博学强记”，还有他对天津文化是一位“活字典”式的人物，在他的身上，天津的文化是活的，他对天津文化深入细微的把握与了解，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所以，冯骥才一直惦念着这件事情，希望自己做口述史的研究生，能够完成这本预计在40万字的《张仲：口述天津》的工作。
“张仲对天津的了解太广博了，但是他的年岁大了，只有用口述史的方式，做完整的记录。这样一本大书，才能体现他真正的学识与价值。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晚了，他把这些东西都带走了。他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默默耕耘 荣摘“山花”
冯骥才忘不了好友张仲最光彩的时刻。去年，在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民间文艺成就奖”颁奖仪式上，满头白发的张仲走在红地毯上，是那样的精神矍铄，是那样的谦和慈祥。这也是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冯骥才为友人感觉最为高兴的时刻。
“张仲在民俗学界默默耕耘，我一直希望用一种方式，使他得到民俗学界的认知，将他的成就与价值体现出来，张仲能够得到中国民间文艺的最高奖，我作为朋友做了该做的事情，他当之无愧。”
张仲著作颇丰，著有民俗学专著《中国人的头发与脚》、《天津早年的衣食住行》、《古玩商的生意经》等。他创作的反映天津风土人情的小说《古董张》、《龙嘴大铜壶》、《舍哥儿》，曾荣获中国大众文学奖及鲁迅文艺作品奖。作品曾在海内外转载，《龙嘴大铜壶》还被改编为话剧、电视剧，深受老百姓喜爱。作为好友，冯骥才讲，在自己有关地域文化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也同样得到过张仲的很大帮助。
贴心好友 文化知己
不仅是在文学创作上，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张仲也是冯骥才一直的支持者，他们共同做过多项大规模的城市历史普查，可以说他们将天津的街道走遍了。就在张仲病重期间，他还念念不忘与冯骥才约定下的很多文化工作。“仲老的离开，我觉得自己痛失一位贴心好友，文化知己，对于我们天津来讲，失去了一位在文化上有作为的前辈学者。两天来，我心里一直在想，还能为仲老做些什么，虽然他已经故去了。”
年轻学者应努力赶上
冯骥才说，因为张仲的离开，作为其参与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成果——《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中国民间美术集成天津卷》的编撰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张仲的离开，让我们损失了一位天津地域文化研究的主将。天津民俗学研究队伍可以说是很薄弱的，年轻学者们应该努力赶上来，只有这样，我们的遗憾与损失才会少一些。我们也不能不把关注的目光放在年轻一代学人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