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

往事与新知
刘锡诚



用吴语方言记录稿与普通话整理稿对照印刷的《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常熟市古里镇人民政府、中国俗文学学会编，周正良、陈泳超主编，学苑出版社版）2007年5月17日在北京大学举行首发式。在我国民间文艺学史上以个人讲述和吟唱的作品出版文集的，特别是以科学的方法记录的，为数不多，陆瑞英是这很少的几位民间故事讲述家和歌手中的一位。



陆瑞英是50年前我在白茆调查采访过的当地女山歌手。举行陆瑞英作品首发式的那天，我应邀躬逢其盛，当面对陆瑞英和以自己的辛劳与科学研究方法而把陆瑞英推向读者和学术界的陈泳超、周正良表示了祝贺。



陈泳超在电话里多少有点羞涩、也多少有点遗憾地告诉我，这本书的首发式本打算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因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要省部级，而主办本书首发式的中国俗文学学会级别不够门槛，不得其门而入，便改在了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其实此事纯属偶然，却让我这个民研老兵感想良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这部民间作品的首发式，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陡增了许多学术的味道，况且其深意也许还远不止于此。



其一，北京大学是中国歌谣运动的发祥之地。1918年1月的一个冬日，刘半农与沈尹默在北河沿散步时的聊天，非常偶然，却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北京大学征集近世歌谣的运动；1919年8月，刘半农向家乡江阴的船夫记录了20首吴语民歌，后汇为一集《江阴船歌》，被周作人称为“中国民歌的学术史上的第一次的成绩”。（《中国民歌的价值——刘半农编〈江阴船歌〉的序文》，《学艺杂志》第1卷第1号，1919年，北京）



90年后的今天，在民间文学学科全面进入低潮的2007年的初夏，又由任教于北大的陈泳超和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周正良以一部用吴语讲述的故事和以吴声吟唱的吴歌《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从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里发出了一声新世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震响。



刘、沈是吴地人，陈、周同样也是吴地人或在吴地工作多年的学者，前者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冲破黑暗发动歌谣运动，后者则是在学科低潮期以采录实绩和理论方法打破沉寂的振臂一呼，我想，20世纪之初和21世纪之初发生在北大的这两件事情，也许并非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吧。我寄希望于北大英杰交流中心首发式上学者们在新世纪之初发出的声音，重新燃起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雄心。



其二，常熟市的白茆塘水养育了并推出了一个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在传承故事和歌谣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故事家和歌者陆瑞英。白茆乡能讲故事和善唱民歌的人很多，其中也不乏杰出的人物，多年前我在白茆采访过的，除了陆瑞英外，还有万祖祥等。但无可置疑的是，陆瑞英是其中最有特点、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她既能唱山歌、又能讲故事，集民歌手和故事家于一身。如今业经文化部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周正良和陈泳超把她认定为“综合性传承人”：“民间文艺的杰出传承人很多，但是像陆瑞英这样在故事、歌谣两方面都具有很有造诣的综合性传承人，在汉族地区还很罕见。”（周正良、陈泳超《高亢嘹亮婉转激越——陆瑞英：吴歌的现代传奇》，《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5月15日。）情况的确如此。20世纪80年代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里有两大领先性的进展和成就：一是故事村的发现；一是故事家的研究。就已经发现和得到研究的著名故事家而言，如东北地区：朝鲜族的金德顺、黄龟渊，满族的傅英仁（宁安）、李马氏（岫岩）、于春贵（鞍山）、蒙古族的武德胜（喀喇沁佐旗）、谭振山（新民）；华北地区：靳正新、靳正祥（河北耿村）、尹泽（山西朔州）；华东地区：宋宗科（费县-青岛）、尹宝兰（山东费县）、胡怀梅（山东临沭）、王玉兰（山东苍山）；华中地区：刘德培、刘德方、李德富、葛朝宝（湖北伍家沟）、土家族孙家香（长阳）；西南地区：魏显德（重庆走马镇）……没有一位是陆瑞英性的“综合性”的讲述者或传承者。因此，如果说，80年代民间文学界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发现和研究，是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进步和贡献，那么，新世纪学者对“综合性传承人（讲述人）”陆瑞英的发现和研究，无疑称得上是在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领域里是一次新的开拓。



读《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中收入的故事和歌谣，同样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延续，同样是口头语言艺术的不同体裁，但相比起来，歌谣的文本虽然也有变化，但相对比较固定，而故事，则更多地显现出讲述者的个人风格和艺术个性，在这个领域里，西方学者创造和完善起来的、目前在我国仍然颇为时兴的“型式”理论和方法，则不仅捉襟见肘，干脆就是无能为力，显示出了形式主义的研究的局限和苍白。多年来在脑际萦绕不去的对“型式”理论无法解决中国故事问题的困惑，在研读了陆瑞英讲述的民间故事之后，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作品内容、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讲述风格、审美意象等的研究，仍然是民间文学学科不能弃置的重要内容和课题。



在这一领域里，当代学人（特别是80年代）所做出的开拓和成就，大大超过了前辈——现代学人，即使在世界民间文学学坛上，也是可以引为自豪的。可惜的是，我们的学界并没有对自己的成就和建树给予应有的关注和论述。如果笔者所论不致大谬的话，那么，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发布的《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记录文本以及书中几位学者对陆瑞英其人、以及对她所讲述的作品和讲述的风格特点的初步分析论述，就显示了不言而喻的开拓性学术意义。



我已步入老年，缺乏国际学界的新知的补充，见闻十分有限。20世纪80年代之前，据认为，前苏联学者在故事讲述人的研究方面，曾出版过一部著名故事讲述家费多索娃的研究著作，走在世界同一学科的前面，得到学界的赞赏。据我所知，至少那个时代，西方并没有这类研究活态民间故事传承人方面的研究著作。当代，美国学界的“口头诗学”和“表演理论”颇为盛行，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对杰出的故事讲述者的个案调查与悉心研究问世。而我确信，我们中国学者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在民间故事和民歌传承人的研究方面走在了前面。



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已经公布了经过认定的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5个类别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26名，给学界打开了一个广泛而未知的领域，笔者期待着学者们在这一领域里的研究，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建构提供出一批支柱性的研究著作来。



2007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