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

拷问灵魂
刘锡诚



韦君宜的《思痛录》又给我们翻开了伤痛的历史册页。“痛定思痛”一度是“文革”后全国上下最流行的口头禅。回想起来却似乎并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看来并非容易。



回想20年前，一些从北大荒、西双版纳、陕北等地贫困农村回到城里的知识青年，拿起笔来，写出了一批以揭示青年人在心灵上所受到的创伤的悲切故事，一时间“伤痕文学”风起云涌，蔚为大国。这些作品虽系“思痛”之作，也对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实在说来，他们的“思痛”并不彻底，如他们怎样造反、打人、折磨人、灭绝人性，就没有去“思”。他们还缺乏这个勇气。



人们在为“伤痕文学”喝彩时，私下里议论着另一个现象：父辈们在“文革”中受到的苦楚绝对远远超出于当时的青少年，他们被批斗（最恶劣的手段是策动互相揭发）、被殴打刑讯、被关押审查甚至致死、下干校劳动改造……他们为什么不写写自己的命运？



后来逐渐悟到，原来成年人“听党的话”听惯了，大都不愿意揭开那些伤疤。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不幸来伤害“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或者，经历的运动多了，也被整怕了，但求平安，对“思痛”之说，心存余悸。于是“痛定思痛”在他们不过是一句口号。



老党员、女作家韦君宜，到80岁上抱病写了《思痛录》，以一个真诚的历史老人的刀笔，反观一生经历，述说历史，评价他人，忏悔自己，真正做到了“痛定思痛”。“思痛”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他人和国家。叹曰：也许一个人只有到了耄耋之年，快见马克思了，才能抛掉顾虑和杂念，敢于面对历史说真话，严于无情地拷问灵魂，剖析自己。



1998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