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考古视野”追摹学者人格
王 珂
尽管应该充分照顾传记作品的读者，特别是应该承认甚至尊重“非学术研究者”类传记读者的“非学术性阅读”的“期待视野”，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传记作品，特别是写大学者的传记作品应该带有学术研究的性质，应该采用学术研究的一些方法，它的文学性应该让位于历史性和研究性，它的作者不仅是作家，更应该是学者，他应该有作家的感受力，更应该有学者的洞察力。
在诗歌、小说、传记文学等多种文体中，传记文学最应该讲究“写作伦理”，更应该强调传记作者的“写作资格”。传记作品一般是为名人作传，这里的名人通常指“大好人”或者“大坏人”，需要作者有一定的是非观、价值观，应该强调作者的人格健全甚至人格高尚，特别是像陈寅恪和傅斯年这样的学者，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作出过杰出贡献，不仅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财富，还留下了无穷的精神财富，给后辈学人树立了追求学术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学者的生存方式”，他们当之无愧是后辈学人治学和做人的楷模。如同高雅题材需要高贵文体（high style）,他们的“学术大师品格”呼唤着与他们志趣相同的作者的“学者作家人格”。只有理解并欣赏他们的生存方式，特别是精神追求的作者才配为他们写传。
岳南1962年生于山东诸城，有过数十年的军旅生活，又长期从事自由写作。如本书的“作者介绍”所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并着重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学府人文知识分子学术、精神及人生历程的研究。”这些都使他能够较好地理解陈寅恪和傅斯年的生存方式，具有描述他们的人生经历，特别是“精神历程”的条件，甚至在研究方法及写作方法上，该书作者与传主都有某些英雄所见略同之处和异曲同工之妙。如岳南长期从事考古文学的写作，创作了《复活的兵团》、《风雪定陵》等佳作，这类题材的作品强调实地考察和实地体验。傅斯年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在研究方法上，他特别强调实地调查。如历史学家何兹全所言：“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的历史、语言研究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说是到傅先生与李济、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为科学的。”岳南创作《陈寅恪与傅斯年》，更是采用了“田野考古”式的实地考察方式。正是因为具有“考古视野”和“田野考察”，他才能够给读者再现出“真实影像”。岳南对本书“真实性”的刻意追求在同类传记作者中是少有的。他不仅对当事人做了专访，细读他们的书信，还采用了大量历史图片来“还原历史”。如写陈寅恪在香港受难的“杀孔祥熙以谢天下”一节文字才3000多字，就配了6张历史图片：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校门、西南联大校徽、在西南联大常委职上的梅贻琦、1942年12月23日北平《晨报》报道、1941年12月24日北平《晨报》报道和1942年1月10日北平《晨报》发表的漫画。
如果学者传记想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甚至想成为“畅销书”，文学性是造成“可读性”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这正是岳南成为“畅销书”作家的重要原因。本书的开头一节描述陈寅恪回国进入学界，就具有相当的文学性，颇能显示出作家岳南的文学功力：“1925年，隆冬。薄雾轻启，天色微明。惨淡的星光下，一个单薄瘦削的中年人携一幼儿，悄然离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红砖灰瓦的公寓，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乘车向大街尽头驶去……”
岳南接受过学院派教育。他写的考古、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和知识分子传记作品，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味”。从这些著作中，不难看出他具有一位学者应该具有的严谨求实的学风和独立求真的思想。2008年3月23日，傅斯年的弟子，我国著名历史学教授何兹全在98岁高龄时为本书作序，夸奖他的严谨学风：“听说为了写好这部书，岳南先生还赴长沙、昆明、重庆、成都、李庄等地，对傅斯年、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我们这一批小字辈学者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采访，体察当地风土人情，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真实不虚。在这个基础上，他耗几年心血成就了这部著作，这种扎扎实实的写作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此书涉及不少史事属首次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地对外披露，填补了陈、傅两位大师研究领域的空白，对研究者与普通读者予以启迪的方面不少。”
对“真实性”的大力追求是本书作为传记作品的成功之处。但是他的独立求真的思想与他的作家角色和军人气质相结合如同一把双刃剑，使他比一般的传记作者更重视事实的真实，尽可能追求材料的翔实，力图展示事情的“真相”。尽管他想竭泽而渔地搜集资料，特别是不辞辛苦地寻找第一手资料，由于条件有限，他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一写作理想。在另一方面，也使他想追求细节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过分重视作者的“主体性”，“作家”的“想象力”有时超过了“学者”的“洞察力”，导致传记的某些部分，特别是细节部分的“文学性”大于“历史性”，如本书的开头一节描述陈寅恪离开欧洲的“细节”基本上是“作家的虚构”。法国启蒙大师蒙田曾这样表述他的写作原则：在社会礼义允许的范围内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给大家。岳南的写作不仅遵守了这个写作原则，而且有些超越。尽管这种“大胆想象”和“冒险思想”使他的文人传记无法完全经受得住喜欢循规蹈矩的“历史学家”的“挑剔”，无法使那些强调“学术规范”的“专家学者”把他视为“学者”，把他的这本书视为“学术著作”，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地“呈现”事情的真相和人物的本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第2期 2008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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