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到薛爱华汉学研究著作的英文本，是1995年在哈佛大学访学的时候，他的著作的第一部中译本《唐代的外来文明》，也恰好在那一年由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屈指算来，距今将近二十年了。初次接触，我便爱不释手，于是便着手搜集他的论著，并乐此不疲地向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朋友推荐。今天，终于有机会向汉语读书界介绍他的另外两部汉学著作，亦即《神女》和《朱雀》；与大家分享我个人的偏爱，我在欣喜之馀，得感谢三联书店的大力支持。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薛爱华其人，阅读其书，我将前两年撰写的一篇论文略作修改，作为代译序。
■ 薛爱华的生平与学术经历
1991年2月9日，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因病去世，享年77岁。 在我看来，这位学者的去世，是美国汉学史上具有双重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以他为主要代表之一的柏克莱加州大学汉学研究鼎盛时代的结束；同时，它也标志着深受传统欧洲汉学影响、重视历史语言文献研究、学识渊博的那一代美国汉学的式微。
1913年，薛爱华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后随家庭迁往加拿大温哥华，在那里完成中学学业之后，又回到美国上大学。在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衰退（the Great Depression）中，他的父亲失业，家庭经济情况恶化，所以，在上大学之前，薛爱华曾有过几年打工的经历。他先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主修物理学与哲学，继而因为对人类学感兴趣，而转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师从著名人类学家亚弗列•克鲁伯(Alfred Kroeber)和罗伯特•罗维（Robert Lowie），并于1938年获得柏克莱加州大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之后，他远赴夏威夷大学深造，并于1940年获得夏威夷大学硕士学位。期间他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学习。其时，著名学者、语言学家赵元任和著名汉学家陈受颐正执教于夏威夷大学，他们曾经指导过薛爱华的中文学习。
硕士毕业之后，薛爱华进入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宣布对日宣战，薛爱华被征入伍。由于掌握日语，他被安排在美国海军情报局，负责破解日本海军密电码。二战结束后，他于1946年退伍，回到大学校园，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教授指导下继续学业，并在1947年以关于南汉研究的论文获得该校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
从战后到1980年代，柏克莱的汉学研究十分活跃，成果可观，有一支实力雄厚、富有特色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中，不仅有赵元任、陈世骧、卜弼德等享誉美国汉学界的响亮名字，而且涌现出一批美国汉学研究的后起之秀，薛爱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博士毕业后，他即加入柏克莱加州大学，成为这一研究团队的新成员。自1958年起，他开始担任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1969年升为讲座教授，1983年到1984年间被授予柏克莱最高荣誉奖，1984年退休。退休之后，他依然焚膏继晷，笔耕不辍。他以层出不穷的新著和精湛的研究，为柏克莱的汉学学术史增添了新的荣光。
在教学和研究之外，薛爱华还积极参加美国东方学界与汉学研究界的学术组织活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是美国东方学会的活跃会员，是学会事务积极的参预者和领导者。美国东方学会（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创立于1840年代，历史悠久，会员众多，涉及学科领域广阔，在学术上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声誉。其学术刊物《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简称JAOS），创刊于1842年，是美国东方学家发表研究成果、交流心得的最为重要的园地，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薛爱华是这一刊物的积极撰稿者，他的单篇论文大部分都是在这份刊物上发表的。从1955年开始，他就担任这一学刊的东亚研究的编辑。从1958年到1964年，薛爱华担任这一刊物的主编，为学刊的发展付出了诸多心力。他还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74—1975），这份荣誉正是对他的学术贡献与学术地位的肯定。1986年第1期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就是向薛爱华致敬的专号。此卷共收录17篇论文，均出自他的学界友人和弟子之手，旨在表彰他长久以来对学会以及相关学术领域的贡献。
另一方面，1951年，他与卜弼德教授一起，创立了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the Western Branch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简称WBAOS）。严格地说，西部分会所聚集的学者，基本上只是美国中西部研究传统中国学问的学者，其范围有限，甚至可以说，有些名大于实。但是，六十年来，西部分会学者定期召开学术会议，以文会友，不仅继承了薛爱华所倡导的学术投入的热诚和激情，还有效地促进了美国汉学的学科发展和学术进步。此外，薛爱华对美国的《唐研究》 (T'ang Studies) 和《中古中国研究》（Early Medieval China）这两份汉学专业的学术刊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柯睿教授在其所撰讣告中称薛爱华是“过去四十年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同义词”。 按我的理解，这意味着薛爱华的中古中国研究，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代表了这四十年间美国汉学研究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准。具体地说，薛爱华之中古中国研究，于唐代用力最勤，成就也最为突出。他不仅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唐代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是整个西方唐代研究的领军人物。这一点，看一看他的学术成果要目，便可不言而喻。
■ 薛爱华的学术成果
与绝大多数同辈学者相比，薛爱华学术成果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下面分专著和论文两类介绍。
薛爱华的专著共有十种，大多数是有关唐代研究的，只有两种与唐代没有直接关系：
1. Ancient China （《古代中国》），New York : Time-Life Books, 1967
2. Tu Wan’s Stone Catalogue of Cloudy Forest : A Commentary and Synopsis(《杜绾<云林石谱>简释》)，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Floating World Editions: 2005.
第一种分若干专题介绍古代中国，涉及中国人对于战争、家庭、艺术以及生活等的态度，并配有彩图。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专著，而是面向一般读者的读物，但从专题的选择上，仍可以看出薛爱华的独特匠心，如其中有介绍唐代王室生活的专题，即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薛爱华对古代中国的理解。第二种则是关于南宋杜绾所撰《云林石谱》一书的译注和评释。杜绾字季扬，号“云林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宰相杜衍的孙子。此书成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汇载石品凡一百一十有六，各具出产之地，采取之法，详其形状、色泽，而第其高下。然如端溪之类，兼及砚材，浮光之类，兼及器用之材，不但谱假山清玩也。” 从内容来看，这是一部相当奇特的书，因为“此谱所品诸石，既非器用，又非珍宝，且自然而成，亦并非技艺，岂但四库中无可系属，即谱录一门，亦无类可从，以亦器物之材，附之器物之末焉” 。 尽管四库馆臣最终将其列入子部谱录类，但他们同时也承认，很难对此书作出恰当的目录学分类。同时，作为一部古典文献，此书并不广为人知，甚至还有些生僻。薛爱华非但注意到此书，而且格外重视，还就此开展专题研究。这说明他独具慧眼，认识到该书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也说明他对中国古典文献有相当广的阅读面，对古代中国的名物研究早已情有独钟。
其余八种则与唐代研究直接相关。依其初版时间之先后，录列如下：
1. The Empire of Min(《闽帝国》), Rutland Vt: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54
2.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
3. 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1967
4. Shore of Pearls: Hainan Island in Early Times(《珠崖：早期的海南岛》)，1970
5. The Divine Woman: 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ang Literature(《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 1973
6. Pacing the Void: T’ang Approaches to the Stars (《步虚：唐代对星空的探讨》)，1977
7. Mao Shan in T’ang Times(《唐代的茅山》), 1980
8. Mirages on the Sea of Time: the Taoist Poetry of Ts'ao T'ang(《时间之海上的幻景：曹唐的道教诗歌》), 1985
《闽帝国》或译作《闽王国》，是薛爱华最早出版的一部汉学专著。闽国（据有今福建省之地）与南汉（据有今广东广西，其国号初为越，后改为汉，史称南汉）一样，都是国史上所谓“五代十国”中的十国之一，其所据皆是唐人所谓的“边鄙”之地。对这十个独立王国作专题研究者历来不多，现代中外学者专力于此者亦少 ，薛爱华此书可以说是现代学者第一部全面研究闽国史的专著，有开拓之功，至今在学术界仍有影响。从南汉到闽国，可以看出薛爱华对五代十国这一学术兴趣的延续。而五代十国介于唐、宋两代之间，完全可以看作是唐代的延续。换一个角度来看，薛爱华的学术兴趣也可以说是从五代十国上溯至唐代的。在后来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唐代中国让他着迷，让他流连忘返、殚精竭力，写出了其他七部唐代研究专著。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今有中译本，题作《唐代的外来文明》。此书从名物入手，考察唐代的舶来品，着重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呈现外来文明对唐代社会文化的影响。原英文正标题中的“撒马尔罕”和“金桃”，很能凸显“唐代舶来品”这一意象，而中译本改题“唐代的外来文明”，虽然概括性有所加强，但其文学形象性则明显减弱。不过，中译者吴玉贵先生凭借其于隋唐史以及中外交流史的深厚学术功底，对薛爱华原书中的材料与观点有所订补，很值得专业读者注意。此外，这部著作还奠定了薛爱华唐代研究系列作品的命名模式：以一个富有形象性的词语为正题，再加上一个说明性或限定性的副标题。以上所列著作中，从第三种到第六种都遵循了这一模式。
从命题格式上看，《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与第二种尤其相似。朱雀本来就是象征南方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意象。书名中所谓“南方”，实际上指的是南越，包括岭南（广、桂、容、邕四管）和安南之地。所谓“意象”，则是指唐代人在诗文创作、生活习俗以及历史文献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于南方的人（尤其土著）、宗教、风土、名物等的认识。全书分十二章，最后一章曲终奏雅，直接点明“朱雀”一题，从气味、风味、声音、颜色等角度展开论述。从所涉及的地理区域来看，薛爱华这部著作与其博士论文之选题南汉研究之间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珠崖：早期的海南岛》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一书的后续之作。在地理上，海南岛位于岭南之南，其南方、蛮越的色彩更为浓厚。与《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一书不同的是，此书更着重海南岛的开发历史，是关于这一地理区域的专题研究。全书共分五章，分别从历史、自然、土著、交通及贬谪等五个方面，探讨了宋代及宋以前海南岛的情况。苏轼的海南经历及其海南诗作是此书最主要的文献依据之一。
从书名来看，《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一书是以唐代为论述对象，但实际上，书中也涉及唐以前的龙女与雨女形象。除了唐诗，尤其是李贺以及中晚唐诗人李群玉等人的诗歌备受关注之外，唐代民间传说与传奇故事，也是本书所依据的重要史料。龙女与雨女的形象，推而广之，就是与水相关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在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不同文献语境中如何有不同的发展和变形，是该书论述的重点。需要指出的是，薛爱华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在此书出版后，仍然持续了很久。1979年，他还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南中国的三位神女》，讨论缑仙姑、卢眉娘和南溟夫人这三位中古女仙。
《步虚：唐代对星空的探讨》当然与唐代的天文学有关，但与其说这是科学史或天文学史的研究，不如说是思想史与文化史的研究。与薛爱华其他作品一样，此书的视野也不是单一的，实际上，“星空”只不过是他的切入点之一，当他追随唐人的目光而仰望星空的时候，他重点关注的其实不是唐人眼中的星空体系及其样貌，而是唐人之所以有这种眼光的心理与文化依据。换句话说，他从唐代文人（尤其是诗歌和小说作者）和神秘主义者（尤其是道教人士）对于星空、天体以及天体运动的认知入手，探讨唐人对于星空世界的丰富想象，探讨隐藏于这些认知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此书对于道教文献的发掘与利用，很值得道教研究者关注。
从《步虚》开始，薛爱华的学术跋涉，更进一步深入到道教研究的文献丛林之中。其第七种著作《唐代的茅山》和第八种著作《时间之海上的幻景：曹唐的道教诗歌》，都是关于道教的专题研究，与《步天》一脉相承，前后联系至为明显。这三部书代表了薛爱华在道教研究领域的开拓，以及他所达到的学术高度。茅山原名句曲山，在今江苏西南部，是道教所谓“第一福地第八洞天”。相传西汉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在此修道成仙，因名“三茅山”，简称“茅山”。东晋许谧曾在此修道。齐梁之时，著名道士陶弘景于此筑馆，传授弟子，尊奉三茅真君为祖师，主修《上清经》，从而开创了道教茅山派，亦称“上清派”。唐代著名道士吴筠也曾修道于此。《唐代的茅山》一书就是研究这个道教圣地的。在《时间之海上的幻景》中，晚唐诗人曹唐的诗歌也只是作者的切入点、出发点，他真正的目标是这些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道教传说和道教想象。换句话说，曹唐诗歌只是道教诗歌的一个案例，作者更关心的不是这些诗歌的文学艺术属性，而是其作为思想文化史料的特殊意涵。
以上八部著作，构成了薛爱华的唐代研究系列。在主题、结构和风格等方面，这八部书体现了鲜明的一致性和整体性。这些著作的最初版本，绝大多数是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薛爱华每隔三四年就有一部新作产生。这是一位目标明确、矢志追求独特学术风格的学者，他在富有个性的学术道路上稳步前行，硕果累累。他的大多数著作后来都有重版，其中多种由Floating World Editions 重版。除了《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已有中译本之外 ，他至少有两种著作被译为日文，日译本版本信息如下：
《神女：唐代文学における龙女と雨女》，西胁常记译，日本东海大学出版社，1978；
《サマルカンドの金の桃―唐代の异国文物の研究 (单行本)》，吉田真弓译，勉诚出
版社，2007。
薛爱华的论文大多数是札记体，篇幅不长，但文笔活泼，话题也往往引人入胜。这些论文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已在刊物上发表，其中大多数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上，约二十多篇，因为是札记体，故其题目中常见note 或notes 。其论题包括唐代茉莉花的名称（素馨）、道教的月宫之旅、中国的洗浴习俗、祥鸟、食龟、扶桑、榕树、汉语词句结构，年号起源及其意义、合浦珍珠等，涵盖的领域相当广泛。另一类则是未刊稿，包括38篇札记，基本上是薛爱华晚年的作品。薛爱华退休之后，治学不辍，时有所得。最初，他只将这些治学心得寄送十位好友和以前的弟子，后来，这些文章被越来越多的学者传阅，并以《薛爱华汉学论文集》（Schafer Sinological Papers）的总名在美国汉学界逐渐传播开来。这一论集包括如下文章：
1．The Oriole and the Bush Warbler（《黄鹂与丛林鸣禽》）
2．Notes on T’ang Geisha, 1：Typology（《唐妓札记之一：类型》）
3．Kiwi Fruit（《猕猴桃》）
4．Notes on T’ang Geisha, 2：The Masks and Arts of T’ang Courtesans（《唐妓札记之二：唐代妓女的化装与伎艺》）
5．Cosmic Metaphors：The Poetry of Space（《宇宙隐喻：太空诗歌》）
6．Notes on T’ang Geisha, 3：Yang-chou in T’ang Times（《唐妓札记之三：唐代的扬州》）
7．Notes on T’ang Geisha, 4：Pleasure Boats（《唐妓札记之四：妓船》）
8．The Anastrophe Catastrophe （《倒装句的灾难》）
9．Brightness and Iridescence in Chinese Color Words（《中文颜色词中的亮度与色变》）
10．The Fibrous Stars（《纤维状的星辰》）
11．The Other Peach Flower Font（《另一个桃花源》）
12．Table of Contents to Wang Hsuan-ho, San tung chu nang (Tao tsang 780-782 (HY
1131))--A T’ang Taoist Anthology（《道教文集王悬河〈三洞珠囊〉（〈道藏〉卷780—782）目录》）
13．Annex to Combined Supplements to Mathews’ Part I（《马守真字典综补附录之一》）
14．Annex to Combined Supplements to Mathews’ Part II（《马守真字典综补附录之二》）
15．Ts’ao T’ang and the Tropics（《曹唐与热带》）
16．Annex to Combined Supplements to Mathews’ Part III（《马守真字典综补附录之三》）
17．The Tourmaline Queen and the Forbidden City（《碧玺皇后与紫禁城》）
18．Annex to Combined Supplements to Mathews’ Part IV（《马守真字典综补附录之四》）
19．An Early T’ang “Court Poem” on Snow （《一首咏雪的初唐宫廷诗》）
20．Annex to Combined Supplements to Mathews’ Part V（《马守真字典综补附录之五》）
21．The Eight Daunters （《八威》）
22．Annex to Combined Supplements to Mathews’ Part VI（《马守真字典综补附录之六》）
23．The Moon’s Doubled Wheel（《月重轮》）
24．Annex to Combined Supplements to Mathews’ Part VII（《马守真字典综补附录之七》）
25．Mildewed Apricots （《霉梅》）
26．Annex to Combined Supplements to Mathews’ Part VIII（《马守真字典综补附录之八》）
27．Notes on Lord Lao in T’ang Times（《唐代的老君札记》）
28．The Moon Doubles its Wheel Once More（《再谈月重轮》）
29．Notes on Translating T’ang Poetry: Part One（《唐诗翻译札记之一：词汇》）
30．Passionate Peonies （《多情的牡丹》）
31．Notes on Translating T’ang Poetry Part Two：Poetry（《唐诗翻译札记之二：诗歌》）
32．The World Between：Ts’ao T’ang’s Grotto Poems（《两界之间：曹唐的洞天诗》）
33．Notes on Translating T’ang Poetry, Part Three: Deponents（《唐诗翻译札记之三：作证者》）
34．The Moth and the Candle（《蛾与烛》）
35．A Vision of Shark People（《想象蛟人》）
36．Moon Cinnamons（《月桂》）
37．A Chinese Chough （《中国的乌鸦》）
38．The T’ang Osmanthus（《唐代的桂》）
从上列论文题目中可以看出，薛爱华晚年仍在延续其早年的研究兴趣，因此，有些论文完全可以看作是对之前专著的补充，如《宇宙隐喻：太空诗歌》一篇可以看作是对《步虚》一书的补充，而《两界之间：曹唐的洞天诗》一文则应该看作是对《时间之海上的幻景》一书的补充。此其一。薛爱华对唐代研究情有独钟，终生不变，这38篇论文不少是关于唐代研究的，从名物到语言到诗歌，无不涉及。此其二。虽然这些文章多为札记体，但是，有不少札记已成系列。无论从其问题的重要性，还是从其讨论的深度，都可以看出作者态度之严肃、治学之严谨及立论之审慎。此其三。
■ 薛爱华的治学特点及贡献
薛爱华对唐代中国专注而持久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西方汉学界唐研究的范围，提高了西方汉学界的学术水准，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对于西方汉学界的后学而言，他的研究既是样榜，也是标杆。作为20世纪美国汉学界的一流学者，薛爱华在四十多年的学术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个性，他的治学方法不仅为其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也给后人带来了丰富的启迪。
第一，就其治学的时间范围来看，薛爱华的研究集中在中国中古时代，也就是通常所谓汉魏六朝隋唐这一时段，英美汉学界常以Medieval 或者Middle Ages来指称这一时段。从薛爱华的学术经历来看，他最初的学术研究兴趣，集中在唐王朝覆亡以后的五代十国，特别是其中的南汉与闽王国。他早年对宋代也有兴趣，故不辞辛劳，对杜绾《云林石谱》进行注释解析。换句话说，他是由后往前，逐渐进入唐代研究这一领域的。但一旦接触唐代，唐代文化的多姿多彩就让他流连忘返，唐代文化这座富矿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
第二，就其治学的空间范围来看，薛爱华着重的是所谓“华裔研究”。这里的“华裔”一词，是借用汉学史上的著名学术刊物《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的用法，指“中华及其四裔”，也就是“中国及其周边”。注意中国及其与周边民族文化的关系，也就是注重中外文化来往与文明交流。作为东亚地区一个开放、强大的国家，唐朝与周边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文化往来极其活跃，而且形式多样。用今天学术界使用的术语来说，薛爱华早就具有了一种自觉的“从周边看中国”的视角。他研究南汉和闽国，关注的是五代十国时代的边疆。他研究唐代的舶来品，意在透过外来文物，观察唐代中国与周边世界的联系，尤其是与西域、南亚和东南亚的联系。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出版之后，他又以《朱雀》和《珠崖》二书，深入探讨唐代中国的南部边疆，探讨中原汉族文化与四裔异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在《神女》和《步虚》二书中，他也经常涉及中原汉文化与周边异族文化的互动关系。由于自身文化立场和文化背景的关系，海外汉学家往往比中国学者更自觉、更主动地关注与中外关系、中西文化交流相关的课题，但是，环顾20世纪欧美汉学界，像薛爱华这样自觉而持久地关注这个研究方向，并且形成独特的研究思路和学术风格的人，则寥寥无几。另一方面，海外汉学家也倾向于将中国作为一个流动的、发展的、历史的概念，注意从中原汉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观察中国的塑造与成形。无疑，唐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适合做这种历史观察的立足点，而薛爱华本人的语言功底及学术素养，又使他能够从这种观察视角中收获丰厚的回报。
从学术传承上看，薛爱华深受欧陆传统汉学的影响。他在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导师卜弼德教授，服膺欧陆汉学，重视语文文献学（philology）训炼的传统，并按照这种模式在柏克莱培养学生。他们相信，穿过语言，才能进入古典文献，才能进入古代历史丰富而生动的世界；通过周边各民族语言的比较、古今语言的比较，可以窥探历史文化的真相。从大学时代开始，薛爱华就在语言学习方面刻苦用功，除了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之外，他还精通古埃及文、拉丁文、希腊文、古英文、阿拉伯语、日语、越南语等十几种古今语言，积累了深厚的语言学修养，展现了不凡的语言才华。他特别强调汉学家的语言能力，1982年，在一次题为“What and How is Sinology?” 的学术讲演中，薛爱华语重心长地对年轻一代汉学家提出语言能力方面的要求。他的学术成就的取得，与他的语言能力是分不开的。
第三，就其治学方法而言，薛爱华既继承了欧洲汉学家的语文文献学传统，又注意吸收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成果。早在大学本科阶段，他就受到良好的人类学专业训炼，因此，他的每种学术著作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他的这种学术背景。以人类学的方法为核心，他的著作既关注民族语言、民间习俗、宗教祭祀，尤其关注民族的迁徙、语言的变迁、习俗的源流以及信仰的传承，同时，又能注意到不同民族人群在这些文化节点上的互动关系。在某些图书馆的分类目录上，他的著作被标注为涉及文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研究、东南亚研究等多个学术领域，从上述角度来看，是不足为奇的。在他的笔下，诗文作品、小说传奇以及民间故事，都被当作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的材料。在正史和诗文文献之外，他特别重视民间传说、志怪小说等亚文化层面的文献资料，甚至还会参考现代中西方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成果。他的著作，往往展现出开阔视野与多样视角的融合。甚至他的道教研究，也不只是将道教当作一种宗教，而是作为某一人群的社会文化现象来解剖。
第四，就其研究视角而言，薛爱华特别爱好并且擅长从名物的角度切入。中国传统学术也十分重视名物。《周礼•天官•庖人》：“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唐贾公彦疏云：“此禽兽等皆有名号物色，故云‘辨其名物’。”《周礼•地官•大司徒》：“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汉郑玄注云：“名物者，十等之名与所生之物。” 从某种角度来说，所谓名物研究，其实相当于当今史学界所谓“物质文化研究”。《杜绾〈云林石谱〉简释》是最能体现其物质文化研究旨趣的著作。除此之外，薛爱华几乎在其所有著作中，都贯彻了名物研究的视角。最突出的是《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的舶来品研究》一书。撒马尔罕的金桃是舶来品的象征，同时也是唐代外来文明的象征。唐代的外来文明不仅体现于唐朝的各色人等、各种宗教与书籍身上，而且烙刻于家畜、野兽、飞禽、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宝石乃至各种金属制品、世俗器物等的名物之中。当他研究一个时代、一个区域、一个主题的文化现象之时，名物成为他无往不利的切入点，《朱雀》、《珠崖》和《神女》等书，无不如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薛爱华的名物研究至少有如下三方面的意义：首先，这种名物研究其来有自，在较早一辈的欧美汉学家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已有成功的范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 薛爱华将这种研究方法发扬光大，运用于更多的研究领域，其角度也更为多样。其次，他的研究涉猎广博，有明显的博物学色彩，展现了学术大家的渊博学识和博雅情怀。再次，薛爱华的诸多研究，都令人信服地表明：表面上，名物似乎只关乎人类的日常生活，而且似乎是庸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无足轻重，甚至不值一提。而实质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名物无声却又具体而微地说明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承载着诸多文化史、精神史与制度史的意义。
第五，就其表达方式而言，薛爱华的论著注重文采，文笔生动，故其历史想象栩栩如生，其重构历史之叙述娓娓动听，优雅可读。具体来说，他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其一，薛爱华精心选择书名，选用意象优美而富有吸引力的词汇，先声夺人，吸引读者。这是从《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开始的，其后，《朱雀》、《珠崖》、《神女》、《步虚》、《时间之海上的幻景》诸书的标题都是如此。由于书名形象鲜明，富于暗示性和联想性，所以比较容易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这些著作不仅吸引了专业读者，也吸引了不少诗人、艺术家、小说家、历史学家等等。 这固然与其研究对象及其专题选择有关，更与其精心构撰与叙述方式密不可分。
其二，薛爱华喜欢在每一章节之前引证西方诗歌作品，为西方读者营造一种文学的气氛，同时又通过引证诗歌和章节内容之间的类比与对照，在中西之间架设一座会通的桥梁。薛爱华本人热爱文学，博览群书，对西欧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情有独钟，其著作中大量征引英国诗篇，从莎士比亚到当代诗人德拉梅尔（Walter John de la Mare, 1873—1956)。他甚至引用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的《圣安东尼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Saint Anthony，法文原书名作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 ,足见其对西欧文学之谙熟。
其三，薛爱华用词雅洁，令人惊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汉英翻译尤其是专有名词的翻译，他有一套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也许可以借用严复当年的“信、达、雅”三字，来概括他的翻译观点。在翻译中，他要求最大限度地忠于汉语原文，最大程度地表达原文的意涵，并且尽可能呈现原文的用字风格与意味。比如，他将华清宫译为“Floriate Clear Palace”，以“Floriate”对应“华”，就是出于古雅的考虑。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就不免要调用大量词汇，包括某些较为生僻的词汇，所以，他的译诗偶尔会显得严谨过度，通俗不够，古雅有馀，流畅不足。为了求“信”，他坚持直译，例如将“刺史”译为“Inciting Notary” 。 这种译法只是为了解释汉语中“刺史”二字的本义，其是否确切以及有否必要，是可以商榷的。作为一个汉学家，薛爱华这样做，或许有其不得已之处。实际上，这种翻译可能导致过度阐释，追根究底，还可能是沾染了所谓“东方主义”的影响。对薛爱华这套翻译方案，学术界并非没有异议 ，但总体来看，他在翻译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于“信”的痴迷，对于文本细读的执着，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柯睿在《薛爱华讣告》中认为，薛爱华的学术功底，直追欧洲老辈汉学家伯希和、劳费尔、马伯乐等人。其言信然。不仅如此，他的学术研究还能够与时俱进，将人类学、文化学、形象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与视角融入其中。他的学术影响了一批后学，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也许就是他的私淑弟子、科罗拉多大学教授柯睿。在道教研究和唐诗研究方面，柯睿直承薛爱华之衣钵，而道教研究也是柯睿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可以说，薛爱华为20世纪美国汉学界开拓了唐代研究的新局面，然而，中国学术界对他的学术贡献的认识还严重不足，希望这次三联书店新推出的这两种译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
程章灿
2014年1月15日，时客居台北
【书 · 评论】程章灿：四裔、名物、宗教与历史想象——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及其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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