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泉州人，是中国著名的历史人类学家。目前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帝国与地方世界：一个长时段历史人类学的中国模式》是他首次单独署名的英文著作。i]这本书以王铭铭于1999年出版的中文书籍《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为基础，该书以宏大的历史书写讲述了泉州从古代到现代的兴衰史。ii]《帝国与地方世界》也包含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书写，它呈现了帝国与地方世界，商业、政治、宗教与宇宙观之间相互交错的关系。但这本书的焦点是泉州城市社区中的铺境系统。铺境，作为城市空间的基本单位，对于帝国的行政、宇宙观，地方世界的宗教实践及认同都产生了极其关键的影响。
王铭铭在英国接受教育，而他书里一直与许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如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伊利亚斯（Norbert Elias），沃尔夫（Eric Wolf），还有古往今来诸多泉州当地学者进行对话。他引用了萨林斯的“历史之岛”（islands of history）的概念，赞成其对历史与神话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而这也促成了王铭铭自己的一个研究问题。对他来说，中国的城市与萨林斯所提的西方的polis（即“理性城邦”）不同，对于泉州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奠基于当地历史和本地人的理解。于他而言，当地的“历史感”（sense of history）很重要。可是与一些仅仅关心泉州的繁华或者复兴的当地学者不同，王铭铭希望能够通过对一座像泉州这样的中国城市的“变换组合”的考察提供一种新的历史叙述，引领一种新的历史学模式。
与他强调当地“历史感”有关，作者提到了一个民间传说。在这个民间传说中，泉州古城状如一条鲤鱼。这座鲤鱼形城市的风水非常好，而根据当地的解释，只要泉州城能维持它的鲤鱼形状，它就会持续繁荣。可是，泉州在明朝的衰落，传说提到，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派了将军同时也是风水师的周德兴来重构泉州的风水。但“帝国钓鱼人”周德兴想要烧掉泉州两座塔的计划却由于天下雨而失败，所以鲤市被保存了下来。这个传说反映了帝国与地方世界相互交缠的互动关系，帝国想要把地方世界纳入自己的统治秩序之中，而地方世界以自己的宇宙观逻辑与之周旋。
本书的叙述是按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的。不过，作者关注的核心是，随着王朝的更迭，泉州的城市空间及宇宙观秩序被不断重塑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地方世界围绕它所展开的争斗。本书的第二章描绘了唐宋时期处于帝国边缘的泉州城的繁荣图景。第三章则重点勾勒了元明时期的铺境系统。朝代之间的分分合合促进了帝国对地方的控制，并使其疆域进一步扩大。汉代之前的泉州地区在“中央帝国”之外，其居民也被认为是“生的”、没有文明的越人。隋唐五代的政治不稳定时期，大批从北方移民而来的汉人促成了这个地区的城市化和文明化，也促成了闽南地区逐渐地被卷入帝国世界的秩序中。
唐代至宋代时期，泉州因为其在海洋贸易中的纽带地位而得以繁荣。虽然宋学强调“华夷之辨”，但泉州市民却视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化为常态。通过参与商业活动，非汉人也可以成为泉州城的地方头人。自南宋被蒙古人征服，元朝建立之后，海洋贸易虽然依然持续，但理学所主张的“华夷之辨”却被颠倒了。在元朝的“种族种姓”（racial caste）体系里，蒙古人与“色目人”占了比较高的位置，而汉人的地位比较低。泉州的“铺”就建立在元朝，成为“殖民”政府实施统治的一个工具。元朝的“铺”的基础在于宋朝原有的政治和空间制度，比如军训铺。元朝的铺的网络是用以管理当地汉人的，同时为了支持“殖民”政府征募民众资源和劳动力。
元朝的大部分行政空间单位被明政府保留，然而明政府在元朝的“铺”下加上了一个更小的单位，即“境”。虽然元朝的“铺”对汉人的统治更像是殖民统治，但是明政府对泉州市民的监视却更加普遍。明朝的监视之所以更深更细不仅因为行政单位更小，而且因为他们强化了对市民的规训（discipline），比如征募市民参加民兵，实施“互相知丁”，强迫市民互相监视，“对彼此的工作休闲了如指掌”，及时上报“异常行为”等。进而，本书第四章指出，明朝对市民规训的加强与儒家、理学的复兴，以及随之而来的“教化”有关。朝廷通过礼仪和日常生活的规训，以此培育顺民的内在，从而把明朝的统治合理内化。
明代的朝廷寻求天下的大一统，对泉州市民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理学的复兴，明朝对边疆的防御工事，导致了明政府禁止海洋贸易，并抽税征兵。为了维持当地的社会稳定，明代朝廷还限制了泉州城的移民，并禁止市民转行。此外，与“教化”直接相关的是，明政府决定改建和加固泉州城的城墙。在本书第五章，作者指出，古代中国的城市规划一般会以帝国的宇宙观的原则来进行。可是，明代统治者却认为泉州人“误解”了帝国的宇宙观秩序，而呈现出商业的空间秩序，造成了道统的无序。
通过改建泉州城，重构其城市空间，明政府试图限制泉州“堕落”的商业文化，并推崇正统儒教来影响城市空间及其居民。明朝早期，政府把泉州的庙宇移动到更符合帝国宇宙观的位置，使得政府与礼仪的空间扩大，商业的空间减少。祠堂和庙宇在城市中的分布与铺境系统相吻合。这与明代大一统的卫道者宣扬的“善”和“正统”观念相符，因此也就成为后者有力的工具。在明朝的礼法治制度下，铺境庙里的礼仪和献祭，成为了公共社会和法律的重要方面，神和鬼在其中扮演了惩罚犯罪者的角色。
明朝的大规模建庙被批评为“无理性的”、没有经济效率的，不过在第六章，作者认为，对明皇帝而言，构建“道统”、完善天下的秩序远比经济效率重要。铺境单位可以用来收税。税从底层的社区转到帝国政府，然后从帝国政府再次分配给底层社区来补助当地礼仪、公共事务、防务等费用。十四世纪末，泉州的政治地位升级为“上州”，因此增加了行政、财务和教育上的义务。可是，对泉州的影响更重大的是它之前作为市舶的地位被福州取代，随后海洋贸易开始衰落。而明政府增加地方赋税，限制人口流动，给泉州市民带来重大负担，有些市民因此而逃避了铺境下的户口制度，转向违法贸易或者加入倭寇。
十六世纪末，为了应对倭寇的威胁以及一系列的饥荒、瘟疫以及自然灾害，地方政府基于铺境系统建立了乡约制度。它以组织民兵、仪式地方化以及社区自治为特征，强调一种“互相从属感”（a sense of mutual belonging）。然而，如第七章所述，十七世纪初，当地官员怀疑有些地方祠堂或寺庙已经变为“淫祠”。据明代学者施鸿宝的说法，“淫祠”，如胡天保与胡天妹的“爱神”庙，“有伤风化”，也就是“导淫”，鼓励了“通交男女”。随后的“儒教正统复兴运动”毁灭了泉州不少的祠庙。不过，在乡约自治的制度下，淫祠数量增加，草根认同增强，从而挑战了帝国建立正统的意图。
虽然清朝在北京建立于1644年，可是清朝军队直到1680年才平息了闽南汉人的反抗，统治泉州。虽然他们同样要实现统治的目标，但清政府施行的政策与明朝政府有明显不同，转而采取包括强迫泉州市民离开城市、沿海地区农民搬进城市的“迁界”政策，目的是为了打破紧密的亲属和社区关系以及汉人社会的团结。沿海地区被统治之后，清政府进一步推翻了明朝政策，重新开通海洋贸易，复兴且扩大朝贡制度。地方文化也在“多元统一”的国策下得以激活。如第八章所提出的，这项新地方政策在泉州的体现是一种叫做“东西佛”的暴力“礼仪竞赛”，即以铺境的境界把泉州城分成“两个对立的联盟”。
虽然东西佛的暴力混乱显然与儒教的道统原则相悖，但根据作者的说法，东西佛很有可能是时任福建提督的蓝理统治当地市民的政治谋略。据作者的说法，蓝理有可能根据道教的无为以及孙子兵法，构建了一个能够消解当地械斗、活跃地方文化，使政府免于过多干涉的治理手段。清代朝廷因为蓝理治理混乱而罢免其职，作者在第九章中提出，蓝理去世之后，泉州却被基于铺境系统发展出来的秘密社团和兄弟会控制了，他们的权利斗争的表现就是暴力械斗。这种械斗与当地宗祠寺庙及民间宗教密切相关，而且大部分的械斗都发生在朝圣的节庆期间，信仰神的巡境活动可能会“侵犯”到其他社区的领域，从而产生矛盾和冲突。
鸦片战争后，泉州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衰落。因为隶属泉州的厦门港以及福建省省会的福州被选为开放港口，而泉州市却被忽略了。泉州虽然仍然有政治地位，但厦门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经济结构重新界定了闽南地区的中心与边缘的秩序。泉州的边缘化至今为止仍在物质和精神上影响着泉州人。第十章描述的是1896年，中日战争结束一年后，在泉州市承天寺进行的“普度”法事。根据作者的解释，这场法事一方面是对天下的崩解表示悼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地人基于本土宇宙观秩序的宗教表述而呈现出来的文化内在一致性（cultural integrity），这种文化内在一致性正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初步形式。
读者大可不必因为以上的概括性的论述而将王铭铭的研究理解为简单的线性历史叙述。他的论述有一定的口述史的风格，包含了众多的典礼、传说、人物、学派等细节，还有早期的地图和历史文献。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再赘述，可是值得注意是这些细节正好折射了他研究的重要意义。作者的叙述能够显示出时间和空间的灵活性，如中心（帝都）和边缘的不稳定性，以及地方知识和历史感的必要性。王铭铭强调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以及长时段研究的重要性，与世界体系学派具有共同点，不过他并没有将经济当做经济来研究，而更多把经济视为一种文化，因而跨国经济网络的活动在他的描述中被地方化。
王铭铭很明确地想把西方“理性”的逻辑和西方的历史观念去中心化，试图以“本土”的历史观念如鲤鱼和渔网背后的“治”和“乱”替代。不过，他所描述的像泉州这种文化多元的城市，是以长时段历史的中国模式来重写这种文化多元的历史，它会不会成为汉人为中心的历史呢？与中心和边缘不稳定的关系相关，文化批评和文化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虽然这些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中难以避免，王铭铭的细致研究不仅对闽南地方历史和学术做出了贡献，而且也展现了一个有新意的长时段历史人类学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将如何应用于中国之外的研究，或许会很有意思。
Mingming Wang, Empire and Local Worlds: A Chinese Model for Long-Term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LeftCoast Press, 2009)
[ii] 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黄智雄：鲤鱼与渔网：论王铭铭的《帝国与地方世界》|中国人类学评论
http://www.cranth.cn/1505/0000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