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性谱系中的……山寨
2009-3-29 1:00:48
李公明
2009年“山寨春晚”的出现与夭折是否会被日后的历史学家看作一件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解读者的角度与所置身的学术谱系。如果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来看，政治角度是“一切阅读与批评的绝对视阈”——“事实上，一切事物‘最终’都是政治性的”，那么“山寨春晚”的政治解读就是它进入大历史的通行证与墓志铭。在这种文本—政治—历史的后现代视角中，“山寨春晚”可以顺理成章地转换成“山寨政治”，而如果再回过头来梳理一下后现代性谱系中的各种与政治相关的学术言说，更会发现“山寨政治”这个充满了中国特色的概念所指陈的内容其实是普世性的，并蛰伏和浮现于后现代性这片搅混着晦暗与炫光、吊诡与直白、解构与生产的思想汪洋之中。
在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7月）一书中，第一章“绪论”和第二章“具体化”下面的小标题全是地名：1，利马—马德里—伦敦；2，陕西—吴哥—尤卡坦……全是空间，但在地名的覆盖之下涌动的却是后现代性的起源谱系。作者在前言中说，本书的目的之一是“更准确地把后现代性的不同源头放在它们的空间、政治和知识背景之中”；而在“绪论”的一开始，就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均首先诞生于边缘地带而非文化体系的中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其前世今生的空间边缘性与后现代思想的去中心化、非主流化难道仅是暗合吗？
在这现代性的起源谱系中竟然会把延安也标注在上面，但延安并不是像西班牙那样是现代与后现代术语概念的发源地，那究竟是因为什么？作者引入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美国民主党人和诗人查尔斯·奥尔森的一首题为《翠鸟》的诗歌，它以吴哥窟翠鸟传说开始，穿插了1947年12月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委员会上的号召：“我们应当努力！”；作者认为全诗贯穿了一种情绪：“光明在东方。是的。我们必须行动起来。”（第9-10页）作者还说，“中国黎明的色彩和飞入西方的色彩反映的是同一地球轨道的光亮。”（第11页）不管与历史的真实叙事有多大的距离，历史性预言的审美感建立在对边缘政治的憧憬之上，我猛然想到这是否可以称为“山寨政治”和它的审美体现？通过模仿而颠覆、通过扮演而创造、通过空间而争取时间、通过失望而揭示出希望之仍然存在，这就是后现代谱系和网络时代中的“山寨政治”。在结束自身的使命之前，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主要情感是愤怒——这是经典作家的语录中最应该被广为挪用的一句；我们还可以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概念扩充或改写为“山寨政治无意识”，以表述那些在文学文本中有待被阐释的政治、有待被承认的价值。再看看约瑟夫·纳托利在《后现代性导论》（潘非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中的论述：“是的，的确存在着一场后现代的政治斗争”（这是该书第六章的标题）；在这斗争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要做的最诚实的事情是释放思想，一种有效的政治需要建立在主观自由和文化自由客观性操作的基本原则之上”（第133页）——这不正是从山寨春晚到网络时代的喧嚣中呈现出来的山寨政治吗？
4月即将来临，4月不是残酷的季节，而是令我想起东喜马拉雅山系雪线闪烁光芒的季节。三年前，我的第四次进藏是一次闪电般的以西藏山南地区的泽当、错那为中心的雪域自驾车考察。只要进藏，拉萨总是最吸引着我的宗教圣城。当然也可以有其他视角。1846年1月法国的古伯蔡神父来到拉萨，他的《鞑靼西藏旅行记》所描绘的拉萨城是混杂着朝圣者与商人的地方，在这里每个人都在叫喊、争论、推搡，“每个人都热情地从事买卖”（耿升译，第496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相比之下，在1900年8月来到拉萨的俄国东方学者、地理学家崔比科夫则认为，拉萨生活的前提是宗教与行政，然后才是商业贸易（《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王献军译，第12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在1994年至2001年，挪威科技大学建筑设计系的学者们进行了一项关于拉萨的城市历史建筑的调研工作，其成果就是这部十分精美的《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Knud Larsen、Amund Sinding-Larsen著，李鸽、木雅·曲吉建才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10月）。虽然作者声称自己只是建筑师而非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藏学家，但全书中却充满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特征与细节；虽然是“地图集”，但作者还是表示“这部书意图去描述赋予这个历史城市独特品质的建筑和空间特征，还有造成拉萨独一无二的特定地理和历史关系”。然而，作者指出的关于本书的另一个事实是：在 1995年开始调查时登记在册的林廓地区历史建筑有三百三十座，到1999年调查结束时这个数字减少到大约两百座——许多现场记录也已成为了历史。著名的藏学家朱塞佩·杜齐说：“建造意味着按照祭坛的模式来重塑世界。”（第40页，在我看来，位于山南地区的桑耶寺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它据说是仿照古印度婆罗王朝在摩揭陀所建的欧丹达菩黎寺为蓝本而建，全寺的建筑完全按照佛经中的大千世界布局。）那么，拆毁的意味又是什么呢？或者说，重建又意味着什么？
作者对于八廓街的变化尤为感慨，因为在1987年拍照的景色与1997年所拍已有了许多变化，“拉萨老城区最精彩和最重要的街道改变到这种程度确实令人遗憾”（第4页）。作者对于大昭寺广场的修建提供的评价更值得深思：现在宽大的广场既违背了传统当地城市景观的精神，也使大昭寺显得小了；以前只有狭窄的街道通向它，在黑暗与狭窄中突然与它的雄伟壮丽相遇，那才是一种终生难忘的感受。在这里又可以看到了总体性、本质主义的编码在横行，异质性被置换为同质性。虽然我仍然看到最后的信仰在顽强揩拭着大昭寺前的地面，但百步之外就是华丽大街，是拉萨的香榭丽舍大道、拉萨的苏荷和后拉萨时代的好莱坞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