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抬高了我们的身份”
李公明
东方早报 2010-1-10 4:08:51
今年是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逝世一百四十周年。在今天重读赫尔岑不会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应该因害怕讥讽而羞于重温那种少年斗争的崇高美感。以赛亚·伯林认为赫尔岑几乎是单人匹马地创造了有系统地鼓动革命的传统，也许是那个时代欧洲最伟大的政论家（《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伯林指出，赫尔岑对个人自由权利和幸福价值的坚持、对一切以抽象观点或未来利益之名压制自由、贬抑人性的制度及作为的断然拒斥，以及对于人类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的洞见，是其思想学说最可贵的核心。在他的核心思想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如伯林所讲的，赫尔岑的文笔具有精彩夺目之处，“升华为高贵的情绪与措辞”。尤其是在谈到迫害、监禁、流放等经历，赫尔岑对于后来岁月中所有反抗专制暴政的人们更具有道德勇气和崇高美感方面的感染和激励力量。1833年春天，赫尔岑和他的好友被当局以“反政府思想”和“秘密结社”的罪名逮捕，关押审问了九个月，然后判决流放六年。他在《往事与随想》中说：“从大学的教室到伦敦印刷所，通过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宣传始终没有中断过。我们的整整一生都是尽力之所能实行青年时代的纲领。……惩罚抬高了我们的身份，它使我们把监狱和流放当作自己的宝座。”（此处译文见《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第9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5月）赫尔岑还说过一句更被传颂的话：“危险不再是远远地望得见，而是布满在我的四周，乌云就在我的头上。这第一次的迫害应当是我们的就职典礼吧。”（《往事与随想》，巴金译，第24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0月）这种属于十九世纪俄罗斯的语言至今仍可以在风雪中回响。
关于个人良知的重要性，在捷克现象学哲学家帕托什卡（一译帕托契克）那里表现为在极权专制下对责任与牺牲所作的选择的内在驱动力。在捷克现象学家看来，内在良知越来越成为个人在蔑视人性、冷酷无情的权力宰制下维护生命意义和尊严的最后防线，因为所有外在的因素都可以成为逃避选择的理由——尽管常常不是借口，而是真实的理由。这条防线、这种选择的意义也超出对欧洲曾经存在的各种政治暴力的抵抗，而成为恢复和重建欧洲文化精神的核心——哲学精神——的重要条件。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的《欧洲精神：围绕切斯拉夫·米沃什，雅恩·帕托什卡和伊斯特万·毕波展开》（范炜炜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8月）主要论述的这三位欧洲知识分子都是在个人良知的召唤下勇敢地选择了责任和牺牲的道路，在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对东欧知识分子和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三座不同政见派的灯塔要在到处充满诱惑的现实社会中，重新深刻思考欧洲文明的伦理基础”，他们以及周围的朋友们因此而形成了“一个美好的精神团体”，“是可以进入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良心之列的”（第4页）。
在“前言”里，作者对于“中欧经验”的独特性和意义做了简练的概括：在欧洲的历史和政治经历中都有相当特殊的性质，“在这座舞台上，它经历了比西欧更多的危险和破坏”，它曾同时经历着两种极权政治，“在两者可怖的交替中存活着”。而在这种历史经历的独特经验之上，使“中欧经验”成为今天欧洲知识分子重新认识和改造欧洲的精神动力的，就是本书论述的米沃什、帕托什卡和毕波，因为“恰恰是在他们身陷黑暗期间，给我们带来了最重要的哲学探索，改变了我们对欧洲、世界、民主诉求，乃至自身的看法”。作者作为一名西欧知识分子，对中欧知识分子群体的深刻认同并非仅仅是因为对“他们”的敬佩，而更是因为对在“我们”中已经消失的意义和职责的重新认识。因此，把“他们”和“我们”联结在一起的真正纽带是共同的精神命运和对未来的共同诉求。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恐怕一时还难以对“西欧”与“中欧”之间的内在精神纠结有真切的体验，但是对于作者反复强调的恢复欧洲精神中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维护、欧洲应该首先是一个精神的家园等这些论述应该不难领悟其意义。
无论是中欧、西欧，还是东海、西海，人类有些共同的精神价值是相通的。帕托什卡说：“真正应该做到的是，在任何时候都活得有尊严，不胆怯，不退却。即使在某些时候会遭到镇压，也要义无反顾地讲真话。因为只有在经历了磨难以后，人们才会逐渐意识到，有些东西是值得为之受苦的。”（130页）于是，受苦、牺牲这些概念和问题的无比沉重的真实性就摆在人们的面前。当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拒绝在一份所谓的忠诚声明上签名的时候，他说这场对抗是哲学的对抗，对阵的双方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他们生活的无意义，“如果你尊重自己，聆听自己的内心，就绝对不能与官僚机构妥协”（第186页）。这是对精神性的存在而非物质性存在的尊重和追求所导致的对受苦和牺牲的选择，在帕托什卡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精神存在的人类能够做出自我牺牲，能够看到牺牲的含义。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无所畏惧的。”（第187页）实际上，如果所有的概念中只能选择一个以作为对“中欧思想”的概括的话，匈牙利人扬诺斯·基斯的选择是尊严这个概念，他对“应当抗议”的解释是“因为人的尊严受到侵犯。应当抗议，因为不作反抗将损害我们自身的尊严。应当抗议，这是为了将这种损害尊严的行为公诸于世……”（第289页）作者在全书的最后写道，在匈牙利一所以伊斯特万·毕波命名的学校中张贴着这位思想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写的《热爱自由者的十诫》，其第五条就是：“永远不要忘记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
最近出版的《布罗茨基传》（列夫·洛谢夫著，刘文飞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8月）对于这位青年诗人在1963年遭到审判和惩罚的分析颇有深刻之处。当时的布罗茨基其实并无什么对政权不满的危险性，因而当局惩罚他的罪名只是“不劳而获罪”，但是其内在含义却充满了阴险性：“寻求一些针对思想异己者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布罗茨基案件就是地方当局所做的一次试验。”（第94页）最后的审判结果是迁居和强制劳动五年，但是出乎审判者意料的是，在庭外站满了同情者和抗议者，年轻一代的和老一代的知识分子站在一起。法官萨维里耶娃感到很惊讶：“这么多人！我没想到会聚来这么多人!”这的确是他们永远都想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