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文尚书》的最新研究收获
近日清华大学公布了校友捐赠的2000余枚古代竹简，经专家比对，判断这批竹简为战国时期楚国的遗物。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中国各地均出土过重要的古代文献材料。而入藏清华的竹简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文献内容本身，都更加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其中出现了解决中国学术史的最大疑案———《古文尚书》的线索。
秦始皇为了实现国家对知识的垄断，下令焚书。项羽入关，又火烧咸阳。汉代初建，天下纷争，惠帝才废除了禁止民间藏书的“挟书律”。然而烬余之后，连宫室秘府之中，都没有几本藏书，于是政府设立赏格，鼓励民间献书，才有零星的村夫农妇不断发现尘封多年的竹简。而长于记诵的学士们也抖落记忆，用汉代流行的文字将儒学的重要经典一一复现出来。
汉初人说，六经之中，受秦火之灾影响最大的是《尚书》。至汉文帝时，天下通晓《尚书》的只剩下一位前秦博士——山东伏生。伏生曾将这部经典藏在屋壁之中，但逃难归家后发现仅残存29篇。这段史籍中的传说不尽可靠，因为当汉廷派出精干的官员晁错去向伏生学习《尚书》时，90岁的伏生并没有把残存的竹简公诸于世，而是向晁错口授他所记得的篇章。东汉的卫宏在《古文尚书》序中说伏生的口音很重，必须通过女儿向晁错转译，而晁错的笔录当中更是有不少笔误。这份笔录用汉代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尚书》。
孔子的后裔孔安国曾接收过拆迁“孔子故宅”时发现的一批竹简。《汉书》上又说这批书是孔家旧藏。这就是所谓的“孔壁遗书”。这批书包括用战国文字写成的《尚书》，也就是《古文尚书》。孔安国将这批书献给武帝。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当时《古文尚书》没有如《今文尚书》一样成为“官学”。直至汉成帝时，才又有人想起这桩事来。当时一位才子张霸为了炫耀自己的才能，将《今文尚书》旧序加上一些《左传》的内容，拼凑了一部120篇的《尚书》进呈御览。成帝命人与内府所藏的古文比对，内容完全不合。犯了欺君之罪的张霸论律当斩，却被成帝惜材饶过，并将这部假尚书一并收藏。这是有关《古文尚书》的第一道历史烟幕。
王莽乱后，两汉间的小学大师杜林也曾私藏过一部“漆书《尚书》”。但是经历过三国的动乱，这部用“漆书”写就的《尚书》也失传了。到了东晋时，一位名叫梅赜的人进献了据说是他收集到的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被立于学官。从此成为儒家经典。今天《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便是梅赜尚书与今文尚书的合编。
宋代以后，不断有学者怀疑这部《尚书》的真伪。这部书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无可取代，宋代理学先生们奉为金律的“虞廷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便出于《古文尚书·大禹谟》。清代学者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判“古文”为梅赜伪造，一时扭转了千年的定论。但其后，毛奇龄等学者奋笔反驳，至今200年矣，《尚书》的真伪争论还是没有平息。无论学者们如何细心考据，此前的所有研究都是在传世文献的细缝里索隐抉微。战国竹简《尚书》的出现，令研究者们能够像穿越小说中的主角一样，穿过重重的历史迷雾，回到秦火以前的时代一睹《尚书》的真容。
经11位权威学者专家鉴定,入藏清华的这批竹简应是战国时代简册，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表示，经过几个月初步释读及研究，最终确定清华简共2388枚。
李学勤说，“清华简”可确定是书籍，“如果按经史子集分类，多是‘经史’，最突出的是《尚书》”。秦代焚书使《尚书》大多佚失。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其中有16篇是现在《尚书》所没有的。
李学勤说，由于当时的书都是手抄，传抄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差别。西汉晚年以来，今古文《尚书》的争辩一直没有结束。“清华简”有望让人们看到失传2000多年的“正版”《尚书》的庐山真面目。
《保训》记录周文王遗言
清华大学最早整理出来的一篇简书是《保训》。
其中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对其子周武王的遗言，其中讲述的有尧舜怎样求取“中道”，和商朝祖先上甲微为其父王亥复仇的传说，“这是过去没有人知道的”。而且其中的“中道”思想具有哲学意义。
《保训》全篇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找到，但篇文大体已经齐全。“这些简有一个特点，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所以容易引起注意。”
周公祝酒作诗《蟋蟀》
在“清华简”中，还发现了周武王时的乐诗。这批竹简共有14支，目前还有个别残断的地方没找出来，但基本上已完整了。
简上记载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打胜仗后的庆祝典礼），有武王、周公、召公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
简中记载了周公饮酒时听到了蟋蟀的声音，于是作了《蟋蟀》，讲的是打胜仗是不容易的，不能放松警惕。
李学勤认为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发现。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已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其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