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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9月3日

语言学革新历史学？

史学界又掀波澜。由《新史学》（第二卷，中华书局2008年5月第一版）集刊编委同人首扛的“概念史研究”大旗，赞者亦多，诋者不少，把概念史引入史学研究，是革新，还是误导？ 　　这种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由此构成的概念史研究方法是否可以运用于关于中国近代历史问题的讨论上呢？敬请参看本版专题之争鸣交锋。

清朝图片

接下两贴

[ 本帖最后由 apple 于 2008-9-5 21: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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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知识亟需“考古”

——我为何提倡概念史研究？

■孙江（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

　　把概念史的研究方法移植到中国，是否会水土不服呢？这种担心大可不必。

　　在中国，所谓近代作为问题的出现乃是在与欧美相遭遇之后。这个关于近代知识的“考古”工作既需要了解中国、欧美和日本的学术背景，也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取长补短。

　　话说在清末的一次科考场上，有位考生面对“项羽与拿破仑”的试题茫然若失，最后提笔写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岂畏拿一破仑（轮）乎？此事是真是假暂且不究，后人所以相传不止，大概缘于考生之无知吧。但是，如果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待考生的回答，问题似乎并不简单：今日之常识未必为昨日之常识，欧洲之常识不必是中国之常识。在19-20世纪之交旧与新、中与西激烈碰撞的时代，对于一个饱读经书的士子来说，楚霸王项羽的自明性毋庸置疑，而拿破仑是人是物却无从知晓。按照汉字形声会意的原则，该考生的回答当属“常识”范围。同样，如果反过来诘问同时代的法国学子，又有多少人知道项羽呢？可见，对于同一个故事，人们的解读可能截然相反。现代主义的历史叙述在直线的时间序列里追寻事物的因果关联、新陈代谢，而后现代的历史叙述则关注事物的非本质性和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人强调历史研究要回到“历史现场”。所谓“历史现场”，就是通过表述而建构起来的文本世界，我之所以钟情于社会史和概念史，盖由于它们均重视文本分析的方法，前者关心文本背后的情境，后者重视文本自身的构成。

　　何谓社会史？论者中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分歧不要紧，要紧的是是否在方法论上自觉社会史所具有的批判性。回顾中国社会史研究，无论是对历史整体的强调，还是对地方历史的执著，在社会史的百货店里最欠缺的是对作用于文本的权力关系的省思。日本社会史提供了相反的案例。在批判“近代”的人为性、揭示“近代国家”的压抑特征后，日本社会史在远离政治的历史空间里与民族主义的自然国家观不期而遇，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好比左翼和右翼居然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鉴于存在上述两种极端现象，我们所提倡的新社会史，特别强调分析文本背后的知识/权力。在已出版的三辑“新社会史丛刊”（浙江人民出版社）中，不少论文涉及到政治、事件、性别、记忆、象征等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个人从事的研究密切相关：我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近代权力（革命、国家和殖民统治）的起源，通过对近代公共记忆与认同形成的考察，探讨近代历史叙述的建构问题。

　　本来，在一个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能够从一而终地将上述目标付诸实践已然不易。但是，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旨趣的介入，要求新社会史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之否定，于是有了《新史学》（中华书局）的诞生。在《新史学》第1卷里，主编杨念群教授呼吁中国历史学需要“感觉主义”，这个颇有争议的主张提出后，意外地在日本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产生了共鸣。一位学者高度赞扬历史与文学的联姻，感叹难以从既往的中国近代史著述中捕捉与文学作品及其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相关的信息。历史学者需不需要“感觉主义”，这是今天仁者见仁的问题；历史文本的作者有无感觉主义，那是昨日不用争辩的事实。有感觉有主义的人如何制作了文本，这涉及概念史所关心的问题。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一语最早见诸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指基于普遍观念撰述历史的方式。在德语世界里，该词主要被用于语言学和历史辞典的编纂上，现在则成为关于哲学方法论的研究领域。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将德国的概念史——克泽莱克（R.Koselleck）的研究介绍到英语世界时，认为概念史涉及四方面内容：“历史轮廓”、“历史观念”、“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几乎包罗了整个历史研究。概念史起源于德国，无疑，对原汁原味的概念史的理解应该限定在德国的学术语境中。那么，把概念史的研究方法移植到中国，是否会水土不服呢？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回顾新史学的历史，在新史学发韧之时，就已经有人注意到词语和概念的重要性，1930年《年鉴》（Annales）杂志曾把“物与词”（things　and　words）作为其副题。近年在非德语圈也有不少学人尝试进行概念史研究。若问概念史的方法对中国研究有什么借鉴意义的话，我以为可以从它与其它三个研究领域的异同关系中来把握。

　　一曰概念史和词语史的异同。概念史研究的“概念”与“词语”关系密切，概念来自词语，但含义比词语复杂。词语的含义是清晰的，而概念则是含混的。当词语凝聚了社会的、政治的经验和意义时，词语就变成了概念。

　　二曰概念史与观念史的异同。现在出现了不少关于“观念史”的研究（“关键词”研究也应包含在内），但观念史和概念史并非一回事。在方法论上，观念史将观念视为“常数”，虽然一个观念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历史形象，但是，观念本身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而概念史则注意到词语与社会、政治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概念本身就是“变数”。

　　三曰概念史与社会史的异同。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构成，社会史则将文本作为分析手段，用以考察其背后的情境。

　　鉴于概念史的上述特点，我以为中国的概念史研究应该包含以下内容：词语的历史；词语被赋予了怎样的政治、社会内涵并因此而变成概念的历史；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词语表述或曰概念在文本中的不同呈现；文本得以生成的社会政治语境。其狭义内涵是关于词语和概念的研究，广义内涵是关于知识形态的研究。

　　多年前，读到过一本法国汉学家佛朗西斯·居里安（FrancoisJullien）讨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著作《物之势》。作者一别于往昔的论述方法，认为“势”这个具有正反两义性的概念不同于西方概念——它们对事物的表述总是建立在正反命题之上的，作者在对“势”的不同论述和“势”在中国历史中的呈现的考察之后指出，“势”是理解近代被“哲学化”了的中国思想的关键概念。在我的心目中，这本关于“势”的概念史的研究堪与福柯《词与物》比美。

　　但是，我们进行概念史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慎重追远，探讨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而是要探讨17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东亚近代知识空间形成之问题，具体而言，是在中国与欧美世界发生碰撞后，大量的“西学”和日本化的“东学”知识如何传入的问题，尤其是“他者”知识是如何内化为“自我”知识的问题。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历史自身所具有的近代性，而是要强调，在中国，所谓近代作为问题的出现乃是在与欧美相遭遇之后。这个关于近代知识的“考古”工作既需要了解中国、欧美和日本的学术背景，也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取长补短。四年前，我和一些同道开始从概念、文本和制度三个方面展开研究，重点是进行概念和文本的比较研究：一个西方的概念如何被翻译为汉字概念，其间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关系，中西、中日之间的差异揭示了怎样的文化移植与变异问题。我们设想要以一百个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的关键概念入手，研究中西概念、中日概念之关系，透过《新史学》第2卷“概念的空间”和“文本政治学”两个栏目的论文，读者可以略知这个研究计划之一斑。

　　概念史研究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书海无边，没有人能穷尽近代知识的底蕴。但是，我相信一个个概念做下去，一本本文本读下去，多少会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知识的来历。历史充满了正反两义的吊诡：拿破仑之伟大在于他颁布了不朽的《拿破仑法典》，但人心中的拿破仑却是和滑铁卢之败纠缠在一起的英雄形象；项羽力拔山兮之势令人叹为观止，垓下之败让人扼腕叹息，然而，若不是刘邦大汉定鼎天下，今天的中国人是否得称“汉字”为“楚字”、易“汉族”曰“楚族”，亦未可知也。

[ 本帖最后由 apple 于 2008-9-5 21:1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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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逾淮而为枳？

——警惕把概念史研究引入中国近代史

■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

　　橘逾淮而为枳，对型构出中国近代知识制度的概念进行概念史研究，不见得会产生如在西方般对中国的认知贡献。

　　今天通常被我们视作“概念”的那些词语在中西近现代历史中实际所处位置的不同，将使那些想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成功引入概念史研究进路的中国研究者们遭遇到诸多问题。

　　2005年秋我到日本访问，第一次与孙江（《新史学》第2卷执行主编）通电话，他便跟我聊起了概念史的研究思路。听他聊这个议题，我觉得太巧了，因为我主编的《学术思想评论》辑刊2005年上半年刚由余国良、田立年、刘锋三位组织了一个关于概念史的翻译专辑，真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时间过去还不到三年，想不到孙江兄已在《新史学》第2卷推出了把概念史应用到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研究专辑，又怎能不令久已对此有所期待的我感到兴奋呢？

  　　就我的阅读所及，不论是《学术思想评论》对概念史成规模的译介，还是《新史学》第二卷把概念史自觉应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并集中推出，都是在内地学界着了先鞭的。同样，《新史学》集刊同人召开以“概念史研究”为明确主题的讨论会，据史学界朋友所知，也是内地第一个以“概念史”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如此说来，概念史研究进入中国内地学界的几个标志性事件，便都跟《新史学》集刊和集刊同仁有关了。

  　　不过，我之所言，既不涉及对德国概念史研究思潮本身的述评，或者是探讨德国概念史传统是不是应该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这个话题；也不涉及《新史学》第2卷这四篇被归入概念史名下的论文是不是属于真正的概念史研究，以及它们的研究品质如何等等问题。我想要谈的只是，如果我们确信概念史研究对探寻中国近现代史具有价值，决心把“概念史”的探索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思路，那么，我们就应该正视，今天通常被我们视作“概念”的那些词语在中西近现代历史中实际所处位置的不同，将使那些想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成功引入概念史研究进路的中国研究者们遭遇到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与西方概念研究者们所遭遇的问题将极为不同，这种不同乃是中西近现代史的形态差异所导致的。在中国若想做一个合格的近现代概念史研究者，除吸收已在西方相当成熟的概念史研究之种种优点与心得外，还必需同时清楚，要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开展与西方典范概念史研究相同的更为成功的概念史研究，它必需具备的那特属于中国（或非西方）概念史研究的反思意识是什么，这些问题往往是那些成功考察过西方近现代概念史的研究者不会遭遇的问题。

　　我之所以认定，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引入概念史研究的过程中相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识的讨论不可或缺，还因为《新史学》第2卷这四篇被归入概念史名下的论文选题和编者对这四篇论文的定位方式所带给我的刺激。这四篇论文分别处理的是“东洋”“亚洲”“自由”“民主”概念。我们只要看看编者孙江为本卷《新史学》所写的序言就可以知道，选择这四篇论文，实和编者欲对中国“近代知识”的来历进行有意识的探问有关。

　　但是我对被归入概念史名下的这四篇论文都不约而同选择了从今天的知识制度和观念习惯看具有不言而喻重要性的概念作为自己的处理对象感到不安，尤其觉得有些困惑的是，编者孙江对此也没有特别申论和辨析。在我看来，在当今被认为具有不言而喻重要性的那些概念，是否在所处理的历史阶段也同样显得重要并非是个自明的问题，而是需要加以辨析和质询的。还有一个现象是，在所处理历史时段某些概念从量上看被使用的往往并没有那么广泛，但却对该历史阶段的认知把握具有重要意义位置，而孙江所挑选的这些概念，之所以被确定、被选择可能只是知识人被现有知识制度、观念习惯驯化的结果，而如果这些概念之所以被选择真的只是我们被今天知识制度、观念视野所驯化的结果，那么，仅仅靠对该概念被移植、使用中的各种情况进行积极收集、分析和积极的意义开掘等等，并不足以逃脱这些规训所加给我们的根本限制。因为仅仅靠这些反思、开掘意识，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面对如下问题的挑战：通过今天知识制度和观念视野所选中的概念，是否对中国近代史也构成着如它们所对应的西方概念对近代西方所具有的同样或相近的历史位置与认知重要性。在无法面对以上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学者便开始匆忙地在中国广泛推展概念史研究，便等于在事实上默认：通过对今天知识制度和观念惯习所选择出的概念进行概念史研究，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也能产生如西方概念史研究对西方近代史认知所作出的相近贡献。而一旦自觉不自觉地如此默认，便在事实上也等于默认了其中的双重歪曲：

  　　其一，由于我们今天的知识制度与观念视野越来越被西方近代知识制度和观念所型塑，因此对由今天知识制度与观念视野来确定可研究概念的默认，事实上等于在缺少必要反省中介的情况下便对西方近代知识制度具有普遍性假设给予了支持。也就是说，孙江所以欢迎概念史思路，其目的之一本来是认为如此研究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但这一研究思路如果在概念选择上缺少足够的批判反思意识，那么，具体研究中所开展出的“跨语际实践”等研究策略，便只能在被单个概念所限制的范围内来拒绝把西方现代本质化。而在整体设计方面，由于在概念选择上对现代知识制度自觉不自觉的有所依赖，因此，此局部的反本质主义工作，反而被整体上不自觉对现代知识制度的肯定所遏制。这样，从反本质主义动力出发的研究背后反而是事实上对现代知识制度普遍有效性的过快承认。

  　　其二，由于我们今天的知识制度与观念视野越来越被西方近代知识制度和观念所型塑，我们的历史也越来越被纳入现代性的轨道，在今天应用这样一种知识来认识这样一种社会，要充分揭示此社会所具有的特别性方面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在近代中国，由于当时的历史面貌本身和现代性道路更有距离，由于当时表征此历史的语言和习惯和我们现在习惯的近代知识制度更有距离，因此我们更容易从这样一种历史中看到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具有充分特别性的方面，并可通过对这些方面充分的意识和整理，帮助我们形成直接借助于现代知识制度不可能得以形成的观察现当代中国历史演变、整理现当代中国问题的视角，以帮助我们透过无论从直观历史面貌还是语言表征习惯都已被较深纳入现代轨道的今天中国所可能造成的认知误导，更充分准确抵达实际仍然鲜活地衍续着先前活力的诸方面。而如果我们过于依赖今天知识制度和观念视野作出概念选择的判断，那我们也等于在事实上默认我们今天的知识意识与习惯对近代中国的有效性。而把我们今天如此先入为主地强加给中国近代，无疑会很大程度上削弱近代研究本来蕴含的、对我们今天理解与思考中国本可具有的多方面积极认知意义。

　　当然，没有正面开展对中国近代概念史研究对象选择问题的讨论，并不等于孙江没有敏感到，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尝试引入概念史的方法，在探索对象上可能会遭遇不同于西方概念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在孙江为《新史学》第2卷所写的序言《语言学转变之后的中国新史学》的结尾，孙江明白写到：“在讨论中国近代知识时需要首先区分何谓‘知识’，何谓‘信息’。伯克认为信息是原始素材，是特殊的存在之物；而知识则是经过加工的素材，是经由思维处理和体系化了的东西……在欧洲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在中国可能还只是‘信息’。”显然，在这里孙江已经触及了由于中西近代历史的差异而带给中西知识方面的差异。而把对这一差异的敏感落实到概念问题上思考，这便意味着：对型构出西方近代知识制度的概念进行概念史研究所能带给西方的认知贡献，同样的工作思路移用到中国，既对型构出中国近代知识制度的概念进行概念史研究，却并不见得产生如在西方般对中国的认知贡献。而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西方近代概念与它们所处身历史现实的关系与主要为移植进来的中国近代概念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不同所致。正是这种不同，使得在欧洲本来具有知识尊严的概念在中国实质上可能只是信息。同样道理，在中国近代实际起到和欧洲概念相比具有同样重要作用的词汇和短语却可能根本没进入我们的视野，更谈不上对它进行严肃研究了。

　　因此，要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引入概念史研究，必需对如上诸方面都加以仔细省思和考察，否则极可能出现橘逾淮而为枳的现象：在西方是揭明远远大于可能带来的遮蔽的良善进路，在中国若不经过反思中介便照猫画虎，极可能沦为揭明有限而遮蔽误导独多的研究进路。

[ 本帖最后由 apple 于 2008-9-5 21:22 编辑 ]

任双霞

前几天在杭州遇到孙江教授。他在“社会史与新史学”的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名叫《在中国发现宗教——日本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结社的研究》，但所做的发表更精彩，阐释“迷信”是怎样产生的，在中日学者中，迷信与宗教两个概念怎样碰撞。晚餐时，很巧跟他邻座，我问了一堆问题，主要是围绕他从革命史到概念史这种转向。
除了孙江教授的论文，在目录中出现的“概念史”相关论文有：
杨念群：《“文质”之辩与中国历史观之构造》
夏明方：《拯救什么样的历史：近代中国研究的“后现代视野”解析》
毛丹：《浙江村庄的大转型——村庄三种外部关系的变迁及其影响》
余新忠：《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立足近世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思考》
另外，曹新宇做了发言，名为《中国宗教社会史的类型：从传教士到汉学人类学》。发言中讲到，在华传教士对中国的书写，影响了汉学人类学的源流和演变。而传教士的书写，又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误读和文化转译。曹新宇分析了马克斯·韦伯中国知识的来源，并由此向上追溯，向下考辨，提出汉学的发展史，其实是概念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历史。而汉学直接回馈到中国学者的研究领域中，这种微妙的互动，是值得学者关注，并反思的。当时懒惰没有记录，曹新宇的发言没有文本，我根据记忆写出，或许也是一次误读和表里相离的文化转译。姑且听之。

任双霞

还有更有意思的一点。在杭州的会议上，三个会场：社会史与新史学、地方史研究与新史料的发掘（和民俗文化与乡村社会。
这三个会场的主题，也是三个指向。
正如孙江教授所言，社会史关注“文本是如何构成的”走知识考古的路子；地方史那一组有个响亮的名头：历史人类学，他们重视散落的史料，关注“文本背后的情景”（或者“重回历史现场”）有人类学倾向；而民俗学研究具有有历史学倾向。

我没什么立场。在三个会场之间游走，只听好听的报告。我想，管他波斯猫还是长尾猫，等到我要抓老鼠的时候，哪个猫好，就用哪个猫。现在，不妨多听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