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文化网-沈阳日报 2014-04-14 09:02
考察云南民族歌舞
做民族文艺讲座
1986年联合国广西侗族采风现场
2007年获评全国“非遗”保护先进工作者
1979年全家从农村返回辽大
回乡和40年前老哥儿几个重逢
1992年在柏林主办农业文化展览
回访40年前“下放”农村的故居小屋
上海学术会议讲学
在贵州考察民族舞蹈
1955年研究生毕业
1953年大学毕业研究生入学
1989年出席布达佩斯国际会议
沈阳日报记者赵威王晓辉/文王晓辉/摄资料照片由乌丙安提供
我一直有一个动力，我这一生将永远划正号，无论做人做学问，必须这样。在人生道路上确实有正反两方面的选择，但是只要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坎坷不平，也要坚持走自己的正路，那才有资格做个有脊梁的中国人。我们对国家、对民族要负责。 ——乌丙安
乌丙安1929年12月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祖籍喀喇沁，蒙古族。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民俗学家协会全权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民俗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南民族大学、辽宁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辽宁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省文联顾问，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辽宁省老艺术家协会副会长。
1985年任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1988年、1991年先后获国家突出贡献奖及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曾连续获得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全国大奖“山花奖”一等奖。1992年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14年3月27日上午，我们如约来到沈阳市天龙家园小区，乌丙安教授刚刚拎着菜篮从市场回来。把我们让进屋，乌老换过衣服，我们开始访谈。
在辽宁整整60年了
“锻炼身体方面，我有自己的一套。我不打太极，不搞瑜伽，也不玩什么单杠之类的。年轻时最喜欢的运动是滑冰，是花样滑冰。滑冰锻炼了我的平衡，如今对我85岁的老年循环系统健康仍然大有好处。
“我在辽宁省整整60年了，是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来的，分配到辽宁大学之后，再也没有走开。我的事业追求是一贯制的，我不愿意乱跳槽。在这儿你把我打倒，我非在这儿站起来不可。”
给自己的人生
分了四个阶段
“从人生角度，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给别人带来任何麻烦。
“我给自己的人生分了四个阶段。前25年是求学、求知阶段，就是追求人生理想的25年。第二个25年是完全在坎坷中，理想全破灭了，27岁就被错划成‘右派’，年轻的‘右派’。第二个25年结束，我50岁回来，给我道了歉，说这一路全是整我的人错了。我又回到辽大。
“回来以后，1977年开始招生，就是你们的同事、后来在沈阳日报担任领导工作的李文刚那届，我开始教他们。第三个25年，我的事业一下打开了。我50岁，我要甩开膀子干事业。当时辽大冯玉忠校长说，乌丙安是从农村回来的老师里不知疲倦的那个教师。我3个月写了60万字论文和著作出版。
“我25岁到27岁间，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上都有文章发表，但被‘一棍子打死’后，就再也不允许我发表文章了。改革开放后在日本、韩国等地讲学时，那里的学术界人士后来和我谈‘我们再也采集不到你的信息’，没想到在我50岁那年，他们在《光明日报》又‘突然发现’了我。1991年我去台湾讲学，他们和我谈这个问题，也是说‘我们发现你还活着’。
“我回来听到了道歉，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我死了呢？道歉又有什么意义？因为我真的是九死一生！
“我就是有一个东西支撑着。我是想证明一道很简单的算术——我想算算，我这个人的一生是正还是负。我就想证明这个，没有太多的理论。就是要看看，我追求的是一个正面的人生，还是一个负面的人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答案了——我是正面的，我问心无愧。”
我们国家“非遗”
列世界第一位
“2003年，当我被邀请给国务院部级领导(包括离退休部长)主讲文化讲座的时候，我说，你们在座的部长，多数是当年的知青，我想告诉你们历史的真实、人生的真实，其中有几位部长后来说他们是含着泪听课的。
“也是从那时起，文化部、住建部先后聘任我做国家非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和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专家委员，我甩开膀子一直干到今天。紧张时一周要‘起飞’两次，在国内、国际忙碌，和联合国打交道，我们要保护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
“让我自豪的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现在我们国家‘非遗’保护数量列世界第一位。我们国家现在有267项‘非遗’被评为世界级的人类非遗名录，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另有1219项国家级‘非遗’。11年来我直接参与了这些项目的调研、考察和评审。极大地鼓舞了我热爱这项工作的激情。我还参与了全国传统村落的评审工作，取得可喜的成绩。
“包括给部长们讲课，我说，我们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根基就是敬天祭祖，百姓能不跪下吗？是我们发明的向天、向祖先感恩而双膝跪倒进行拜祭，难道不应该吗？对民俗文化的礼仪不必任意扣上什么封建迷信的帽子。”
应邀参加德国总统文化节
“1949年，我考入天津河北师范学院成为共和国第一届大学生。1953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成为共和国第一届研究生，师从钟敬文教授。1983年2月，我晋升为共和国培养的第一批教授。
“我在被‘改造’的20年间偷偷学外语。因为我说中文就挨批斗，说外语没人管。回城后我的名字发表在教育部第一批晋升教授名单中。我回来，还积累了300多万字的民俗资料，就立即开始写文章和专著。我的文章一直连续发表没有落空，我的著作也在陆续出版，直到今天。今年元旦又出了8卷集的《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长春出版社出的——《民俗学原理》《中国民俗学》《民俗学丛话》《民俗学综论》《中国民间信仰》《民俗遗产评论》《萨满信仰研究》《民间口头传承》。
“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起到现在，我发表的文章，加上序言有300多篇吧。其中一百四五十篇是国内、国际重点文章，其中多有获国家大奖的或者影响很大的。
“到今年，我85周岁了，我觉得最值得庆幸的就是，从农村落实政策回来以后，1991年，国际上评选20世纪世界民俗学家，要评选100名，是不能自己申请的，而是根据发表的作品和国际学术贡献，由电脑评测。国际民俗学会总部在芬兰，经过测算，最后只评出78名。这78人里面就有我。入选后不久我应邀参加德国总统文化节，成为来自中国的贵宾，接受了德国之声媒体的现场录音采访。
“这些成就和评价是在我自己的艰苦努力之后，迎面向我走来的，不是我削尖脑袋去有意谋求的，我很欣慰。”
我们是全世界
最独特的例子
“我一直有一个动力，我这一生将永远划正号，无论做人做学问，必须这样。在人生道路上确实有正反两方面的选择，但是只要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坎坷不平，也要坚持走自己的正路，那才有资格做个有脊梁的中国人。我们对国家、对民族要负责。
“过几天我要到中国农大去讲学，他们有一个国际论坛，过去从没有中国教授在那讲过。这次让我去讲。要讲中国社会转型当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我感觉国家的转型问题，远比我现在研究的文化问题重要……为什么我们国家‘春运’有1亿多人次要回家？今年达到1亿7千万人次。这不是春运，是春节，传统的农业国，农民、农民工是回家过年，要回家祭祖的，他们的转型容易吗？
“春节回家，我们是全世界最独特的例子，别的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农民回家祭祖。我们埋怨农民落后，他们作为民俗的民，他们的权利就这些，他们的义务就这些，他们回去要看看老爹老妈，看看留守儿童，民俗是和农民的血肉相连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有些贪腐的官员没有‘老百姓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这种认知，没有这一点良心。我们国家现在下决心为民除害，我举双手赞成。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界的人，活这么大年龄，我是很感动的，国家在这一点上要坚持住，要坚定不移，千万不能半途而废。”
得到一个评价的证明
“我们的历史曲曲折折，总是有一条正确的路在那里往前走。我觉得自己每逢这种情况，选择都是正确的。哪怕选择正确的时候，被逼得几乎到了濒临死亡，我也要坚持。我觉得活路就是这么闯出来的。
“我的人生脉络是这样，现在85岁了，已经超越了第三个阶段10年。最近这10年是我一生中干得最冲的，国家给我的评价也很高，评我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奖项本身对于我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给我一个评价，证明我为国家做了些什么。”
我是田野派，第一线的
“我的学生现在已经有许多是国内、国际的知名学者、博士生导师，我应邀到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多次讲学。但是我现在走到沈阳街上就是一个普通老人，你们看到了，我经常拎着篮子上街买菜。
“我们培养的教授有的被百姓称为‘叫兽’，有的专家被说成‘砖家’，我为他们羞愧。我的学生里如果出了这样的，我绝对不允许。我的学生非常能吃苦，他们出成果、低调，默默无闻，一扎下去就在村子里。
“我是田野派，第一线的，我肯定是到第一线去考察民俗的。我的民俗事业、民俗学事业是并举的，扭秧歌、耍龙灯，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到百姓中间，我能大声和他们唱、和他们交流。我到一个地方就尽可能说一个地方的方言。我除了通过资料学，就是到现场考察第一手材料中去学。”
文脉是先有根脉
再有须脉
“我为什么要选民俗学。在读本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长项就是民间艺术、传统艺术。很现代的艺术我也会一些……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把侯宝林大师请到辽大礼堂作过报告。北师大第一批研究生招考时，我报的志愿就是民间文艺学。我说我发现，可能更多老百姓的文艺，要胜过诗歌、散文。尽管我也写诗歌、散文。
“我们家兄弟三个，就我学文了，是我爷爷定的，爷爷说我们家就小二(我)能学点文。我6岁学书法，后来还是省书协理事呢，参加过展览。但我不愿意什么都做，后来就辞了。琴棋书画我是拿来丰富自己素养的。
“通过我的生活史，看我的专业。我认为，民间文艺绝不能离开民间，在农村，不要离开农民，在城市，不要离开工人。永远离不开这个根基。根，文脉是先有根脉，再有须脉。植物的脉络和文化的脉络是一样的。我的专业是带有永恒性的，不会有做完的时候。
“我和彭老(彭定安)是好朋友，我们两个人是铁哥们儿，我们有相似经历，也很能谈得来。当年我和彭老在大连讲课，听课的是一群笑星。我们俩给他们讲，什么是幽默，什么是滑稽，什么是无聊，什么是庸俗，古代的笑话哪些是经典的，讲什么能使观众笑中含泪，产生高尚的道德情操……
“我们的一些文艺，某些演艺正在逐渐低俗化。他们不会像贝多芬那样，为了让一个盲女感受到月光而去创作《月光曲》……而是攀附权贵，缺少悲天悯人之心，自诩要做大事而不去行大善……”
从人生到专业
是交叉的
“当你看到一个老百姓，穿得非常干净，一针一线都是家做的，家织的，虽然旧了，但补得很好，往那一站，怎么看让人怎么觉得高贵。有的人穿那么花哨的所谓名牌，让人感觉那么轻浮。大俗并不是俗不可耐。有的是文化遗产，有的不能是。有人说到缠足，我说缠足不能是遗产，他又说缠足在隋唐就是最美的。我说那是摧残妇女。我这个专业，文化根基就是这样。
“从人生到专业，是交叉的，彼此要互补、互吸收。你要有很高的道德情操，回头你的学问才能在社会上发挥它本身的能量，这个学科才能立住，恰恰是从‘根’上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