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3月20日 13:30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陈子善
《西北剪纸集》，署“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艺术系搜集 艾青、江丰编选”，16.6×20.5m开本，平装(版权页注明“普及本”)，1949年9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扉页左下角有编者之一的艾青的钢笔签名:“艾青一九五○年二月”。
艾青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去年岁末，《南都周刊》评选“新诗九十年十大诗人”，现代和当代各占五位。现代诗人中，艾青赫然在矣，还有是穆旦、卞之琳、冯至和郭沫若。这类民间评选本不必过分当真，文学史家也许另有标准，但艾青和其他四位现代诗人的确都是名至实归，当之无愧。“诗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真挚”(普希金语)，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向太阳》等名诗就是这样的真挚之作。在我看来，这些诗是中国现代新诗中的瑰宝。艾青“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情感深沉，语言朴实，开创了一代诗风。
有趣的是，艾青踏上吟唱之途是“半路出家”。他原先是学美术的。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求学期间，校长林凤眠一句“你在这儿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改变了艾青的人生轨迹。他负笈法兰西之后，开始迷恋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伦，终于逐渐放下画笔，拿起了诗笔。从此中国少了一位画家，却成就了一位杰出的诗人。当然，艾青不可能忘情于美术，这从他回国以后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参与创建“春地美术研究所”可以看出；从他亲自为自己的诗集设计素雅的封面可以看出；从他接连撰写观点鲜明的推崇齐白石肯定中国画的美术评论也可以看出。更可从他与江丰合作编选的这部《西北剪纸集》看出。
早在三十年代初，艾青即与江丰在上海左翼美术运动中订交，在延安时期又密切合作。他俩1946年在张家口合编了一本《民间剪纸》，这部《西北剪纸集》就是根据《民间剪纸》剔选补充而成，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民间剪纸”，下卷“木刻窗花”。书前有艾青的长文《窗花剪纸》作为“代序”。此文初稿于1944年11月16日，发表于同年12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收入《西北剪纸集》的是1949年8月8日的“修改稿”。
《窗花剪纸》的初稿时间是值得注意的。当时身在延安的艾青虽然已经发表了后来受到批判的杂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但他也参加了1942年5月举行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影响深远的“讲话”。毛泽东要求的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向工农兵群众学习。艾青身体力行，他尝试写作“民歌体”诗歌，担任中央党校秧歌队副队长，并撰文探讨秧歌剧的形式等等，都可以视为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因此，虽然艾青早在1941年就为“鲁迅文艺学院美术系图案教员吾石收藏的许多剪纸”(这当是《西北剪纸集》署“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艺术系搜集”的由来)所吸引，但他在1943年与木刻家古元等深入陕北农村广泛寻访“极鲜美，极纯朴”的窗花剪纸，无疑是他响应毛泽东号召，到民间采风，从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的又一次实践。
在《窗花剪纸》中，艾青生动详尽的描述了他搜集西北剪纸的经过，这是一次难忘的颇有意义的美的历程。陕北农村中老百姓家窗格上“常常可以看见贴着红红绿绿的剪纸”，题材多样，“家畜、家禽、花、鸟、虫、水果、蔬菜、盆、篮、茶壶、酒壶、武器、人物以及故事”等等，“剪的是老百姓熟悉的东西”。艾青告诉读者:“这种剪纸也叫做‘窗花’，是中国各处都有的民间艺术，是老百姓自己的图案画；这种窗花，在西北特别流行，而且比较别处所见的更富有艺术趣味”。艾青分析了民间剪纸的艺术特色，“正因为这些剪纸出于老百姓之手，所以它比其他的美术品，都显得纯朴可爱，就象是一曲一曲的民谣，很生动地写出了人民的感情，趣味和希望”。在此基础上，艾青认为既然在这些民间剪纸里“很少发现那种出于士大夫阶级的作品的颓废格调”，既然“它流露了中国农民的善良的健康的与愉快的情感”，那么“我们的新艺术必须发扬这种新情感”。这就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了西北民间剪纸的审美价值和启示作用，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主张在内在理路上达到了一致。
当然，民间艺术也需要提高。《西北剪纸集》上卷选入八十幅西北农家窗花，下卷就收录二十幅力群(与农家少女牛桂英合作)、古元和夏风三位解放区木刻家创作的新窗花。无论人物、画面还是技法，新窗花都青出于蓝，更为精美娴熟，更具时代气息。艾青由此总结道“我们的美术家们应该更细心的研究民间窗花，研究它的由工具和材料所决定的特点，捉摸老百姓对待物体的纯朴的态度，从那些很诚实的线条和形体里，去了解老百姓的趣味。根据这些再加以改造，用来描写新的生活，其结果，将不只产生了更生动的新的剪纸，新的窗花，并且将会给新的绘画，新的木刻，新的装饰美术很大的影响。”
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西北剪纸集》，同样可圈可点。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赵家璧主持的“晨光”为了配合新的形势，宣传解放区文艺，在不失时机地推出《西北剪纸集》，让上海读者耳目一新的同时，还出版了版式相同的《新中国版画集》，稍后又在1951年6月印行了《日本人民版画集》。加上先期出版的《中国版画集》和《苏联版画集》(重印本，鲁迅选辑)，正好形成一个推广新兴艺术的独特系列。当时上海各大小出版社都急于调整出版方针以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晨光出版公司的选择无疑极具创意。
这册《西北剪纸集》签名本无上款，是否艾青应读者之请所签，不得而知。但这已无关紧要。由此得以梳理艾青的编选思想和上海出版界在时代转折关头的应对策略，倒是不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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