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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毯式普查原野文物  

中国民族宗教网信息中心：2008-9-4


      青铜时代游牧民族的大型居址；阿尔泰山深处刻有交叉犄角的奇特动物和阿拉套山神秘脸谱的岩画；赛里木湖畔规模宏大的墓葬群——一个个惊人的发现逐一浮出水面。随着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田野文物调查的深入，一系列新疆境内的新发现震惊业内外。为什么要进行文物普查？短短数月，为何就有如此众多的新发现？在这些重大发现的背后，蕴藏了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哈密东天山南麓的一条河边，一些虽已坍塌但能清楚看出是房屋的遗迹，在沉睡了数千年之后，在一个秋日引起了文物普查人员的注意。
      它们散落在河岸两侧，绵延数公里。普查人员注意到，在这个遗址里，有石头修筑的墙面，现在还剩下1米高的墙基。房屋很多。“从格局看，有外墙，内部有很多隔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建新这样描述。
      在这个大型居住遗址的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的岩画，“狩猎的、生殖崇拜的都有。”在附近，普查人员还发现了墓葬群。
     “可以说，代表草原文化居址的三个重要方面——居住遗迹、岩画和墓葬，在这里都有相应的物证。”王建新说。他推断，这是一个史前游牧民族的大型冬季居住遗址，年代大约在公元一千纪到公元前后。
      王建新教授提到：“如此大规模的居住遗址，在草原地区是非常罕见的。”过去，包括新疆在内的很多地区，发现的游牧民族居址一般是小型的。
      对哈密来说，2007年的秋天注定不平凡。10月发现遗址之后，在东天山北麓的巴里坤县红山口，王建新教授带领的普查人员又发现了一处同样称得上“规模宏大”的遗址，面积有近10平方公里，仅单体遗迹就达到几百甚至上千平方米。
      “什么样的人能够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呢？只有当时的最高权力统治者。这么大的居室，主人应该是一个首领级的人物！”
      王建新教授认为，像这样规模近10平方公里的遗址，“应该可以称得上是王庭类建筑。是当时的统治中心。”王建新带领相关人员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全面测绘。至于这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部落？王建新说，还有待以后的进一步发掘。
       规模宏大的西山遗址在哈密发现，新疆第三次文物普查田野调查阶段也是在2007年10月从哈密拉开帷幕的。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是从去年秋季开始的，目前已进入了田野文物调查阶段。天山南北，尤其是天山东西部的草原地区的文物普查人员在专家的带领下，目前正在按计划对一些文物遗址进行测量和记录。这些文物点有的是已知的，更多的是新近发现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曾于1956年和1981年先后开展了两次全国范围的文物普查。
      自治区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副主任刘国瑞介绍说，国务院布署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从2007年开始，历时5年。
      本次普查的任务是，对我区境内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普查，以调查、登录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同时对已登记的30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
      普查要建立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档案，公布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编制《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报告》，充实完善不可移动文物信息管理系统，对自治区境内不可移动文物的生存状态作出总体评价。
      “为构建科学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建立比较完备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提供依据。”刘国瑞说。
       2007年9月，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在哈密举办全疆文物普查培训班，对县级以上的各级文物局、文管所相关专业人员进行了专门的普查培训，普查人员将持证上岗。
       随后，专家指导员名单确定，每个地州均委派专家指导普查工作，专家负责审核所有普查资料。普查当地的文物部门主要领导担任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队队长，协调普查工作。
      2007年10月，新疆的文物普查进入田野文物调查阶段，这项工作将持续到2009年年底。2010年到2011年，是资料汇总阶段，然后适时公布数量和重大发现。
      哈密地区是这次普查中我区开展田野文物调查最早的地区。2008年4月，博州开始进入田野文物调查阶段。随后，塔城地区、昌吉州、乌鲁木齐市、伊犁州、阿勒泰地区、阿克苏等多个地州市相继开始了田野文物调查。
      王建新参与指导哈密、昌吉两地州的文物普查工作。
      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普查？就是要摸清文化遗产家底，文化遗产是国家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的文物有其特殊的地位，是长期以来多民族文化交融形成的多元的历史文化遗产，所以必须要摸查清楚。”
      自治区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普查之后，将来会对每一处不可移动文物提出保护建议，之前，则要对其内涵、范围、保存环境、破坏原因等调查清楚，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对策。
      普查中，普查人员一个最明显的感觉是，在天山西部广袤的山前台地上，人类的遗迹几乎遍布各个草原，尤其是古墓葬。规模超过100座的大型墓葬群，也不鲜见。
       6月11日到15日，博州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队在赛里木湖景区约50%的区域内，共发现了800多座墓葬。墓葬形制有石堆墓、石围石堆墓、石棺墓、方形石板墓，还有土墩墓。其中有非典型鹿石一通、草原石人两尊。
      “这些古墓葬最早的成形于青铜时代，最晚的在隋唐时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铁男认为。
      在赛里木湖西岸开阔的草原上，地表为半荒漠草原植被。新发现的50多座墓葬大部分呈南北向排列，有土墩墓、石堆墓、方形石围石堆墓、圆形单层石围墓、圆形双层石围石堆墓。还有一处用不规整的砾石堆积的呈“山”字形遗迹。这处古墓群种类丰富，保存完好。
      而在5月份，博乐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队在小营盘镇新发现了一个大型古墓群。古墓群位于明格陶勒哈村与哈日布呼镇三牧场查干阿木沟口（蒙语“白山口”）附近发现200余座古墓葬，“古墓大多呈南北向链状排列，有石堆墓、石围墓等。”张铁男描述。
      此处古墓群是目前博乐市境内发现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古代墓葬。
      也是在这个月，温泉县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队在孟克牧场吐日根春夏草场，一座方圆约5平方公里的小山丘上，发现古代墓葬150余座、居住遗址1处、祭祀遗址1处。
      而王建新所在的普查队在昌吉和哈密境内，到目前为止，也发现了几百座的大型墓葬群，并发现了单体直径达到50米以上的墓葬。“这样大规模的墓葬群不下十处。”专家初步判定，这些墓葬既有青铜时代的，也有南北朝隋唐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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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乐怪石峪，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队往里面走了半个小时后，发现了一处墓葬群，有石棺墓和石堆墓，还有石人墓。
      最奇特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石人。“他手上握的杯子形状口小肚大，是一个小罐子，而不是以前发现的那种典型的酒杯”。
      张铁男说，博州很多县是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的牧业县，保存有大量的古代墓葬。墓葬地表形制和一些与墓葬有关的现象在这里大多保持了原始状态。草原上众多的古代墓葬地表封堆保存相对较好。
      在温泉发现的带有石人的墓葬也值得一提。其特征是，墓葬的东面一般树立有一个石人，最多树立两个石人，同时还树立多个石柱。“这种石柱和石人在同一个墓葬群中同时出现，说明石柱具有代表树立石人的意义，同石人有一样的功能。我们把这种墓葬前树立的石柱定名为‘类石人’。”张铁男解释。
      这些新发现的石人和类石人，都不太高大。石人雕刻的手法也不相同，有的是线刻，有的是圆雕，有的雕刻出整个身体或者半身人的形象，也有的只简单地凿刻出人的面孔。石人有些头部已缺失，成为断头石人。类石人的石柱一般都是用长条状砾石树立在墓葬的东面。
      在第三次文物普查进行前，新疆已发现草原石人200多尊。今年4月以来，普查工作队在西天山一带先后发现多个石人，其中在赛里木湖北岸发现两尊带发冠的“小个子”石人。普查人员称，随着普查工作的推进，新疆草原石人的数量还会增加。
      在温泉县的文物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些可能与墓葬有关的遗迹——有的可能是墓葬地表的封堆，有的可能是古代祭祀的遗存。它们均用砾石平铺于地表或略高于地表，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田”字形及由多个方形、长方形、半圆形相互交错连接在一起的现象，并且从来没有进行过考古发掘。
     “这种现象到底包含何种文化信息？期待以后的发掘揭示答案。”张铁男表示。
      普查中，新发现的岩画让人振奋。不仅数量多，而且有些内容是以前从未见过的。
      阿勒泰地区文物普查工作队在文物调查过程中，不止一处发现了刻有“四不像”动物（麋鹿）的岩画。非常巧合的是，一处岩画发现地所在的乡的名字“汗德尕特”（蒙古语）就是“麋鹿”的意思，而且，许多村民家中，还保存有麋鹿头，虽然当地已经没有麋鹿的踪迹。
更奇特的是，有一处岩画有大象一样的鼻子，但身体部位又明显不是大象。
      还有一只长了交叉状犄角的动物，看起来也很怪。还发现了人骑骆驼的岩画。
     “这些动物也许在当时确实存在，也有可能只是雕刻者的想象而已。”王建新教授推测。自治区文物局普查办有关负责人说，出于保护的需要，目前还不能公布它们的具体位置。
      反映生殖崇拜最典型的岩画在康家石门子，其技法、风格和内容独具一格。实际上，王建新等人这次在玛纳斯和呼图壁普查时，也发现了类似岩画。“只不过康家石门子的岩画规模更大些。”
      温泉县新发现的狩猎岩画内容有别于以往。画面有骑马狩猎的，也有步行狩猎的。骑马狩猎可分为单人骑马狩猎和双人骑马狩猎。步行狩猎均为单人，刻画生动，其中一幅单人狩猎图中，可以看出狩猎者身着类似野生动物的伪装服，头上戴着类似食草动物的头饰。
      还有一些图案前所未有。有的如带柄的铜镜，有的如一朵花，有的形状如同心圆……
      一般来说，岩画的断代是很难的，只有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标本资料，才能印证和断定岩画凿刻的时代。王建新教授认为，如果将岩画与其共存的墓葬和居住遗址联系起来研究，就可确认不同岩画与不同墓葬、不同居住遗址之间的不同依存关系。
      “岩画代表了某一群人，他们的雕刻工艺和表现形式，都代表了他们的文化。过去，我们比较注重岩画的内容，而对雕刻的形式研究不够。现在看来，对雕刻方法的研究，可以为确定岩画的年代和族属提供依据。”王建新教授指出。
      在温泉县吐日根河与另一自然冲沟的交界处，有一处建在一个台地上、面积约100平方米、平面呈方形的祭祀遗址，由灰黑色花岗岩砾石围砌，它的南侧有白色花岗岩砾石围砌的、呈半圆形的石圈。
      正当普查工作队员为这一新发现欢欣鼓舞时，更大的惊喜接踵而至。
      祭祀遗址东南侧约10米处，立有一块巨大的灰黑色漂砾石，高约3米，宽约3.5米。这里地势险要，一面身临深涧，有雪水奔流而下。沟底是至今仍在延用的牧民转场牧道。
      巨大的惊喜就掩藏在这块漂砾石的正西面部位，这里因冰川磨蚀凹陷下去，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神龛”，龛内表面呈白色，龛内外黑白对比鲜明。十余张夸张的“脸谱”在这里赫然显现。
      每个脸谱的直径在20至30厘米左右，均为大圆脸、招风耳、阔嘴、圆眼，神情凝重地注视远方……
      此情此景，让带队普查的张铁南无比兴奋。“冰川漂砾石上刻有数量众多的人面，这在新疆尚属首次发现。”他说。
      “这么多的人面岩画集中在一处，说明在古代，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当时的人们在此经常聚会或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而且延用了相当长的时期！这很可能是一处萨满巫师举行祭祀的遗址。”张铁男推想。
      那么，巨石上的脸谱与萨满巫师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联系？人们为何要将人脸刻于岩石上？
      张铁男分析，巨石上的人脸极有可能是萨满巫师作法时佩带的面具。公元前后，巫师带领当地的族群在高地上祈神作法，巫师及其追随者都带着面具起舞。于是有人随后将这些具有特定意义的面具雕刻在着巨大的冰砾石上……
      随后不久，在温泉县另一处连绵低矮的山丘岩画群中，普查人员再次发现“脸谱”。其中，有一块独立的近似长方形的石块上，凿刻有上下排列的两张面孔，也是圆脸、阔嘴，面部形态各不相同。另一处岩石表面凿刻有三张面孔，大小不一，最大的人面是用阴刻的手法凿成的，一个小的面孔也是用阴刻的手法凿刻而成，另一个小的面孔是用阴刻和阳刻两种手法凿刻而成，人的眼睛是凸起的。
      张铁男分析说：“从人脸岩画呈现的颜色及刻法上对比分析，应该与同一地带发现的上千幅岩画同属一个时期。人面全部朝向东方，这应该是表达对太阳的一种崇拜。这些新发现意义重大。通过解读它们，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整个北疆地区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内涵，了解和研究古代游牧民族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原始宗教信仰。”
      今年春夏之际，在天山西部的博尔塔拉河附近，张铁男带领的普查队员发现了一处公元前的早期人类居住遗址。他们在这里发现了长条状的马鞍形石磨，以及磨棒、带孔的石锄、陶片、家畜骨头等人类生活遗迹。
      在温泉县的哈日根草场，普查队发现了一处方形的人类居住遗址，是隋唐时期的。“可以看出城的轮廓，以及唐代的陶片，圆形的石磨，还有长方形的红色砖块。”张铁男介绍。
      王建新教授认为，这次文物普查中发现的这些大型人类居址遗迹，无疑“丰富完善了已有的草原文化遗迹类型，对其认识也将更加完整、系统。”
      张铁男参与指导博州地区的文物普查工作。他说，在博州，有些地方只要有河流，两岸台地就有可能有墓葬、岩画和居住遗址。精河县原有6处遗址，这次只跑了一周，就新发现了21处不可移动文物。
      从王建新教授参与调查的7个县市来看，目前，每个县市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至少都有10处。
      6月21日开始，乌鲁木齐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队对达坂城区所辖的高崖子牧场进行了全面普查。通过调查，新发现25处不可移动文物，大多数为古墓葬，也有少量岩画，同时也发现岩画和墓葬并存的现象，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那么，为什么短短几个月的田野文物调查，就有这么多的新发现？过去文物普查时为什么没有发现？
      王建新教授解释说，新发现包含两个概念：一是过去完全不知道的；二是已知墓葬，这次又在其附近发现了居址或岩画，或者已知岩画，又在其附近发现了墓葬或居址。
      王建新认为，草原游牧文化有这样的普遍规律——居址、墓葬和岩画是共存的，它们不会孤立存在。“过去，我们认为，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现在看来，其实他们也有相对固定的居落遗址。以前，由于认识的局限，即使发现了也不认识它。”
      在这次普查中，阜康和哈密都有这样的发现。
      另外，客观上，新疆的文物很多分布在山区和沙漠无人区，需要骑马或徒步，交通条件差，比如，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流域，罗布泊地区、塔克拉玛干沙漠等。这些地区的文物普查仅靠一个地区、一个县的人力，是很难完成的。
      这次普查，由于有经费保障，普查队用上了越野车，还用上了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GPS卫星定位仪这些高科技设备。“有很多新发现是自然的。”刘国瑞认为。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物普查，基本上靠的是人力，发现少，遗漏和偏差在所难免。”张铁男说。
      在博州的文物调查过程中，张铁男利用网上的卫星地图，很方便地就能标出遗址的经纬度。“这就减少了寻找的盲目性。”张铁男说，在有的卫星地图上，有的墓葬的面积都可以量出来，跟实际差不了太多。
      王建新教授说，过去，即使新发现了文物，也没有科学的方法来准确记录。这次普查中，每支普查队都配备了GPS卫星定位仪，可以对每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经纬度和海拔高度定位和记录。普查队员对这些不可移动文物和遗迹现象都做了考古调查测量、绘图、摄影，建立了完整、翔实的文物点档案。
“这对今后对这些不可移动文物的管理、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国瑞说。

（钱毓 张铁男 王建新）

（来源：天山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