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幸

（本文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而作，首发于2023年湖南省中共党史学会、湖南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青年毛泽东游学与调查研究”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集，并获优秀论文奖。）
内容提要：“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事学不到”，青年毛泽东学习欲望特别强烈。他不仅对学校的课堂学习一丝不苟，如饥似渴，同时随着知识面的扩大，对社会知识这本“无字之书”也十分喜欢。他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坚决反对从书本到书本，生搬硬套读死书，主张从实践中去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并致力于其中，曾多次利用暑假，深入社会，没有钱，就象乡中的游学先生一样，进行“游学”，从而曾两次游学娄底，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增强学识，了解人文历史、社情民意和风俗习惯，同时做好社会调查，为之后的中国革命打下坚实的“情报”基础，开创出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和工作方法，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出一条光明大道。
关键词：毛泽东 游学 娄底 刘且侯

老话说：“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事学不到。”这个“三事”，并非是指具体的哪三件事情，而是约数上的“三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界上可学的东西很多，哪怕是活到老，学到老，也还是会有些东西学不到，故世人常叹：“世上知识学不尽。”
世界上的知识可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书本知识，即理论基础知识，这在学校里大都能够学到；二大类是社会知识，也即毛泽东常说的“无字之书”，它只有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才能学到。毛泽东就十分喜欢读这本“无字之书”，他坚决反对从书本到书本，生搬硬套读死书，主张从实践中去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并于1930年写成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1964年公开发表时更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中说：“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在他早年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也明确指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从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出一条光明大道。

一、“游学”，能锻炼筋骨，博闻强识
1913年春，毛泽东顺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次年秋，四师与一师合并，他被编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这时候的他刚刚二十来岁，正是有思想、有理想，敢想敢干的大好青春。毛泽东很喜欢思考问题，也善于思考问题，但却并不喜欢单纯的思与辨，而是偏向于建立在现实与实践相结合上的深度思考，还在前一年，他正读书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就写过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被国文老师柳潜批为“实切社会立论”。那时的他，求知欲望正浓，不但对学校的课堂学习一丝不苟，同时随着知识面的扩大，对祖国的大好河山、人文历史、社情民意和风俗习惯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在《讲堂录》中又这样写道：“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但要这样做，学生时代又没钱，怎么办？用他自己1936年在延安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的一句话：“有一天我读了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了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先在湖南旅行一试。”
在湘中，很早就流传有这样一句俗语，叫做“道士师傅背了时就迄打龙船卦，读书人背了时就迄游学”。这句话的意思是：民间道士师傅要是学得不好，没有人请行教就没事做，被生活所迫，只能去游走江湖，借“打龙船卦”帮人掩掩煞、安安神，骗口饭吃；读书人要是学得不好，或者命不逢时，就只能带着你的笔墨纸砚，去乡村间走一走，碰到哪家有起屋上梁、婚嫁喜庆的好事，就写一副对联送上去，或在酒席上为客人唱几句赞歌，主家和客人通常会打发一个小红包，以图生计，算是一个读了几句书的“高级”叫化子，叫做“游学”。总之，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它就不是什么光鲜的好事。可青年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认为，青年人只有走出去，才能见到大世面，看到真面貌，并提出观览山水的真实目的：“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又说：今人所谓立志，诸如要当军事家、教育家等，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而盲从，是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就不能如是容易。首先是寻求真理，然后奉以言行，按它去做，方为真志。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所以，这样的游学，对于有“真志”的青年人来说很重要，它正是博闻强识的好路子，既能“锻炼筋骨”，壮人胆识，又能“观览山水”、“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重要是这样的游学还不需要身上带钱。
毛泽东想要出去旅行，更想要出去看看世面，增长增长见识，他首先想到了离家和学校都不远，同学关系最多的湘乡上里和安化县。想做就从身边做起，没有钱就去游学，当叫花子。再说，那里有许多同学关系作基础，不至会有什么大问题。于是，他利用“游学”这种特殊的方式，利用假期，试探性的一个人开启了第一次“穷游”之旅。

二、第一次“游学”，他一个人来到了娄底茶园山
毛泽东第一次“游学”，是一个人来到了离家乡韶山不远，时称“湘乡上里”的娄底茶园山，他最要好的同学、当地的富户刘且侯家。那时的娄底并非现在的娄底，上面的新化包含冷水江，单列成县；下面的涟源还未成立，它的区域，部分属于安化，部分与娄星、双峰同属湘乡，称为湘乡上里、中里。直到1952年，涟源建县，双峰建县；几经反复又娄底建市，冷水江建市。1977年成立涟源地区，1982年涟源地区更名娄底地区，1987年涟源县升格为市。1999年撤地设市，娄底地区变身为地级娄底市，原县级娄底市更名为娄星区，这才有了今日融合娄星、涟源、双峰、冷水江、新化2县2市1区，兼领娄底经济开发区和万宝新区的新娄底。
翻开案头一本编辑于1990年的内部资料《涟源党史资料汇编》第一辑，里面收录有严俊科、傅定志二人撰写的《毛泽东青年时代两次来涟源几处地方“游学”》的调查。很明显，该文是集中对毛泽东两次来到“涟源地区”游学的经历组织的文章。文章大致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青年毛泽东入学省立一师的基本情况，另一部分则介绍两次入境“游学”的经历。其中第一次的记述比较简略，第二次就比较详细。然此文章却把毛泽东主席的同学刘且侯写成了刘采豪，究其原因，我在撰写本文前，特别访问了一下时任涟源县文化馆文学专干的刘风先生，他说：“当时是我负责这个工作。原稿是由他家的长工的妻子口述，他儿子代写而成的。当时我们认为是本人提供的材料，也就并没有去做深度检测就采用了。我们相信，当时应该是用过这个名字的。”文章有点长，有近两千字，这里摘取其中两条重点信息转录如下：
毛泽东青年时代两次来涟源几处地方“游学”,是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期间。
……
第一次是1914年暑假，毛泽东从湘潭来到茶元东冲苍山居，住了四五天(茶元东冲原属湘乡县，后属涟源县茶元乡东冲村),苍山居是毛泽东的同学刘采豪的家。当时刘采豪重病在身，毛泽东便住在刘家的长工王海文房里，并和王睡在一张床上。他白天到外面了解社会情况，或者在房子里看书。他穿大布衣，打赤脚，冒雨而来，冒雨而去。临走时，王海文送了毛泽东一程路，并送给毛泽东一把雨伞，分别时，毛泽东约王海文、刘采豪在刘病愈后去湘潭找他。后因刘采豪病故，就没有联系了。
第二次是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当时已在长沙楚怡小学教书的同学肖旭东(湘乡人，又名肖子升、肖瑜)从长沙出发，经宁乡到涟源仙洞乡雷鸣洞(当时属安化县),在同学肖蔚然(又名肖和畅，一师第七班学生)家住了一夜，并参观了雷鸣洞。
该文明明白白地标述了毛泽东两次“游学”娄底的具体时间、地点和经过。然则，这里有一个问题令人疑惑：文章首先界定说“毛泽东青年时代两次来涟源几处地方‘游学’,是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后又说“第一次是1914年的暑假”。我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毛泽东是先一年考取的四师，直到第二年秋才与一师合并，说明是年暑假应为还在四师。那末，他第一次游学到底是在哪一年？带着这个问题，我继续查找资料，发现该辑中还公开有两份1978年涟源县组织人员对当时的见证人或间接见证人进行的口述材料，这也就是这篇文章重要的证据资料来源。
第一份材料正是刘风先生所说的，由当时刘且侯家长工、王海文的妻子杨秀春的回忆录，由儿子王输来代记：
我叫杨春秀，今年78岁，丈夫王海文，当时在苍山居刘采豪家做长工。关于毛主席来茶元苍山居刘采豪家的情况，我丈夫说的，我听的。大约1914年，毛主席在湘潭方向来的，来到采豪家，采豪是毛主席的同学。当时毛主席来的时候是毛雨天，穿着一身长大布衣，没有带雨伞，打着赤脚来的。在刘采豪家住了四五天，和我爱人王海文睡一个床上，房里放一个桐油灯。毛主席白天有时到外面调查，有时在房里看书，书是毛主席带来的。当时，我爱人叫毛主席是泽东先生，毛主席离开苍山居的天气是大雨天走，毛主席跑还是打赤脚，我丈夫送了毛主席一阵，因刘采豪病重，就没有去送毛主席。毛主席和我丈夫分开时，我丈夫给他一把新雨伞。毛主席对我丈夫说，等刘采豪病好了，你和采豪一起到湘潭来找我。我丈夫回来了，不久刘采豪因病去世了，就没有去了。我丈夫一九六○年去世。
1978年11月10日
这份材料，特别说明了毛泽东来到苍山居的时间是大约1914年，同时对来的方向、天气、穿着，以及在这里做了什么事、如何离开等细节也非常详细，表明了这件事对当事人思想与生活的影响，记忆犹新，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事件的真实性。然时间却标了个不确定数，是大约，实质上说，这个事件的发生，也许是1913年，也许是1915年，抑或是1916年，毕竟杨氏回忆这个事实时，已经离发生的时间相隔了六十多年，而杨氏也已78岁高龄，又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对往事的回忆要做到年月日都相当精确，实在有点强人所难。而严、傅二人的文章却完全肯定了这个年份，还说是这年暑假。
其实，关于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游学”来到茶园苍山居，1997年版《娄底市志》和《娄底地区志》亦均有述录。其文说：
毛泽东从小就非常重视择友，珍重友情。茶园山苍山居(今茶园乡东冲村)刘且候，是他民国3年(1914)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两人一样敏而好学，意志相投。民国5年5月，毛泽东步行数百里，从长沙来茶园山访友，两人抵足而眠，谈论时政，通宵达旦。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半个月，走访了许多贫苦人家。他说：“湘乡好山河，要靠我们自己来管，靠我们自己来开发。”民国8年秋，刘且侯考取保定赴法勤工俭学班，正欲整装出发，因病回家，不久死去，以后，毛泽东还多次来信，催刘北上。直至三年后，才得到刘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痛心。后来他写的论文《体育之研究》,指出“要担当革命之大业，必须有强健之体魄”，并举刘且侯事为论据。
在这里，文章却确立毛泽东来到茶园苍山居的时间是民国5年5月，亦即1916年5月，与杨氏回忆的时间足足差了二年。并说刘且侯“是他（指毛主席）民国3年(1914)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其实，早于1911年，二人就在湘乡驻省中学堂同学了，这在当年的学籍资料，乃至后来发展成为湖南省湘乡一中的校友名录中都可以查找得到（其实茶园山还有好几个曾在这所学校同学的，如刘国钰、刘国维、刘国伦等）。至1913年春，二人又一同考录在省立四师，次年秋一并分编在第八班，算得上是真正的老同学。毛泽东珍重友情，二人又“一样敏而好学，意志相投”，不顾泥泞路远，专程前来看望，也能顺理成章。至于刘且侯的名字，虽然刘风先生给我的解释是“当时应该是用过这个名字的”，我却认为，引起这个误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人名用字是没有现时这么严格、标准的，音同字不同的人名地名多的是，如“茶园山”，许多时候就被写成了“茶元山”。人名地名用字的标准化，那是我国在1984年推行居民身份证之后的事。时至今天，我们也就不能简单地认定为错，只需把“刘采豪”与“刘且侯”看成是同一个人就行了，因为在茶园苍山居并没有第二个人使用过这个名字。而据此，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象严、傅二人所写的文章一样，认定毛泽东第一次“游学”到茶园的时间为1914年呢？我认为那样的话也确有点草率之嫌，感觉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环境关系有所距离。
首先，从环境关系来说。1911年春，时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毛泽东的老师贺岚冈，因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堂任教，见毛泽东成绩优异，乃愿带其一同前往，并顺利考入该校。同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暴发，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代表赶到长沙，要求湖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其中一名代表来到湘乡驻省中学堂介绍情况，讲演得振奋人心，乃至二十余年后，毛泽东仍记忆犹新：“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毛泽东亦因此投笔从戎，加入新军。可不到二个月，清帝退位，全国大多数省份宣告独立，袁世凯通过南北议和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年末，流亡海外的孙中山于美归国，以绝对优势选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正式在南京就任，人们兴高采烈，都以为革命成功了。毛泽东刚当了半年兵，亦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
然而事与愿违，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不得不在上任二个月后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而毛泽东也正着力于关注报纸上的各种招生广告，先后报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均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可他刚在这所学校只读了半年书，就感觉到那种旧式教学的刻板与单调，留下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表明自己的思想，退学了。从此，他决定自学，寄居在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去找书读。为此，还引起父亲对他这种漫无目的的读书表示强烈反对，拒绝供给费用。同时，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也被人占领，住进了些被遣散的湘乡籍士兵。这些士兵经常打架滋事，严重影响到毛泽东的读书计划，他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作出新的调整。“1913年（二十岁）春，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前程。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同时，因父亲不同意他自修，拒绝供给费用，生活十分困难，于是决定报考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的师范学校。”此后，他的生活开支变得大为紧张，连最喜欢读的书也只能借读，加上时局的不断动荡难安，他做任何事，首先所想的不得不是经济问题。
其次，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来说。1913年春，他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次年秋，四师与一师合并，又转入一师学习。此时，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时期，虽然皇朝变成了共和，但并未使国家和人民获得新生，社会变局随时可能发生。而“学校的课程很多，毛泽东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他注重自学，精心安排自学计划，读书不倦，有时通宵不眠。对于所学，力求深入，融会贯通。”这时，他还仅只是个酷爱学习的青年，而一个“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注重自学，精心安排自学计划”的学生是难以把精力放到其它事物上去的。直到1915年，他感觉到“学校浊败”，同时受进步教师杨昌济、徐特立等人的影响，乃有意“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同时开始深思学科问题，曾多次与学校教员黎锦熙畅谈读书的方法及如何做学问等问题。黎锦熙推荐他读《群学肄言》，之后，他“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于是，他又推荐给好友萧子升看，并言：“以上所陈，凡分三者：初论专通之先后，次言诸科之研法，次述《群肄》一书之可珍。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邃，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吾而为日本，土疆三岛耳，吾而为德伊，历史才半纪，土地敌吾二广省耳，如之何不易！然则何苦而为中华民？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耳。”尤在5月7日，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一师学生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为《明耻篇》。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和资料，并作批注，在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从而，始有了文化的觉醒，思想境界才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由此而知，毛泽东要想获得丰富的社会知识，探求得到改造中国、改变民生的新路，不得不走“行乞”的游学之路。
还从毛泽东来到茶园苍山居的时间展开来说。杨氏对毛泽东来去时的天气有所表述，来的时候是毛雨天，走的时候是大雨天，其间几天都出现了雨，根据我地的气候特征，符合这个情况的也就只有每年的5月梅雨季节，因此，我认为，市志、地区志确定毛泽东主席一人“游学”到茶园苍山居，以1916年5月最切实际。然而，志书后文却又有内容令人费解。
关于刘且侯的死亡时间。根据杨春秀的回忆，送走毛主席后，“我丈夫回来了，不久刘采豪因病去世了。”这里的不久，如果杨氏的回忆没有问题，那么刘且侯就不可能到民国8年（1919）还考取了保定赴法勤工俭学班。可偏偏两志又明明白白的说明了这个事，并言：“正欲整装出发，因病回家，不久死去。”据此，则刘且侯应死于赴保定就学的秋季，而不是1914年毛泽东离开茶园后的不久，也非1916年5月后的不久。这说明，二种说法至少有一种讲了假话。
还有，就是毛泽东在得知刘且侯死后的反应。刘既然死于1919年秋的保定赴法勤工俭学班动身之前，而毛泽东撰写《体育之研究》一文，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于《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时间是1917年4月1日，如何会“直至三年后，才得到刘去世的消息”？并在文中“举刘且侯事为论据”，指出“要担当革命之大业，必须有强健之体魄”？果然，而后我查找到毛泽东主席发表的《体育之研究》全文，发现文中并无刘的姓名，亦无指出的文字，所以“举刘且侯事为论据”就有失实之嫌。
看到这些文字的表述，波云诡谲。今年7月14日，我专程去茶园进行了一番实地采访。在爱乐行基地，我找到了刘且侯的家谱。据《槠山刘氏五修族谱》载：“培端三子国司，保定留法勤工俭学校毕业，字直甫，号且侯，行四，质好学业成据化。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二月初八日卯时生，与毛泽东同事共产主义。在困难期间，毛在苍山屋与其共屋半月有余，随即去安源建立革命基地。民国八年己未九月二十四日寅时卒，年二十六。”在今湘乡一中的校友名录“驻省中学堂预科班（1911年）”上亦赫然印着他的学籍信息：“刘国司，别号且侯，年龄17岁，住址四十都东冲。”排在稍后的毛泽东也是17岁。今湘乡一中，当时称“湘乡驻省中学堂”，1904年由禹之谟与湘乡绅士蒋德钧、杨柄谦、曾广江等，在湘军统帅曾国藩“倡议捐廉置田，筹建宾兴堂，鼓励学子奋发读书，赞助无资的举人赴京会试”之旧湘乡试馆，并取得曾国藩长孙曾广钧的支持，创办于长沙新安巷，是一所湘乡人进驻长沙的省级重点中学，1925年搬回湘乡。
毛泽东主席此次游学娄底，因为是首次试行，又是一人独往，范围很小，所以影响亦非常小。时间上，据我调查，有人说是四五天，有人说是一星期，有人说是十来天，也有人说是半个月。且还有人传说，说毛泽东在群众中作调查时，听说离茶园不远的万宝坪有座仙女寨很有名气，山上有个天籁岩，“天籁岩”三个字还是清代湘军统帅曾国藩亲自题写的，岩旁有座天籁寺，香火很旺。毛泽东素来对曾国藩很是敬仰，曾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所以也亲自上山游了一回，并于天籁寺庙墙题诗一首：“千山拱立气吞虹，长箫天造非人工。好处修心养性地，盖天钟秀馋帝王。”留下佳话。
据上所论，毛泽东主席来到茶园苍山居，开始第一次“行乞”式的游学之旅，是不容质疑的，时间是1916年5月。至于其所行之事详细如何，终因原始资料不够足，遗迹保存亦不善，早已消失，难以深度考证。且杨氏的回忆与两志的述录又均有失当之处，事后也不见主席有一言半语提起，是为他游学茶园的遗憾之处。要想完美解决个中事实，只能期待今后有更多的史迹和文献典籍发现了。

三、第二次“游学”，两个人围着伏口、七星街绕了大半圈
毛泽东第二次“游学”，是邀约老校友萧子升一起来到了距离长沙不远的旧安化县。此一回，虽不说有多大的轰动效应，却因既有萧子升的同行，又有他的《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历》为证，记录详细；又因收获颇多，经历富有传奇，毛泽东本人也曾多次与人津津乐道，也就知之者甚广。
闲话略过，我们这里只对二人在娄底“游学”的情况作点考证。据见证人，也是毛泽东的同学罗驭雄离休后，1978年10月21日由金炽南、刘风记录整理的回忆录。这次，刘风先生还告诉我，这个回忆录是他亲自上门采写的，地点是武汉的东湖宾馆，当时他们住了两天两晚，经过多次修改，才最后由罗老认定签字出笼的：
我是涟源县伏口公社人，当时，伏口属于安化县。我1913年至1918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与毛主席是同学。我们1913年入学的共有五个班(6、7、8、9、10)的学生，我是第七班，毛主席第八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