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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亲密

──访北京藏式建筑和刻有藏字的石碑

演讲人：舒乙

光明日报  2009-07-19 08:00:00

　　
　　舒乙，1935年8月16日生于青岛，祖籍北京，满族，前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工程大学林产化工系毕业。多年从事科研工作，为高级工程师，1978年开始从事业余写作，后调入中国作家协会，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馆长。著有《我的风筝》、《老舍》、《现代文坛瑰宝》、《大爱无边》等散文集及传记19部。1995年以后开始从事绘画，先后在北京、上海、台北、洛杉矶、吉隆坡、澳门等地举办个人画展，有画集《舒乙的画》。曾是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没有想到北京会有这么多刻有藏字石碑，完全没有想到；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我特意做了一番调查，逐一寻访了北京城内刻有藏字的石碑，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我一共找到了十五块。加上几处和这些石碑共存的藏式建筑，也是既独特又精彩，完全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话题，极其有趣，又富有文化内涵，值得大书一笔。
　　北京有不少知名的藏式建筑，有的已是北京城公认的标志物，如集藏汉风格于一体的白塔寺白塔和北海白塔山上的白塔；有的则是著名的名胜古迹，如五塔寺里的五塔金刚宝座和碧云寺里的五塔金刚宝座；有的是皇家寺庙的主殿，如雍和宫的主殿法轮殿和福佑寺的主殿大雄宝殿等。这些建筑物都有明显的藏式风格，是藏文化在祖国内地传播的不朽见证和永恒载体。
　　还有两处藏式建筑，或者是因为没有对外开放，或者是被外国侵略者毁坏而恢复较迟，它们至今不太为人知，甚至全然默默无闻。
　　然而，这却是两处应该大书特书的地方。它们都是非凡的。


　　颐和园后山的藏式建筑群

　　这是一群建筑，整整一大片，并不只是个体的存在，而是一个整体构思，有通盘考虑，规模很大。这很不简单，绝不能小看。
　　它在颐和园的后山上。

　　

　　月殿房脊上的藏工宝塔

　　人们对颐和园万寿山的前山很熟悉，那里有排云殿，有佛香阁，有智慧海，依次而上，其中佛香阁更是整座颐和园的标志。
　　翻过山去，就是后山，是山的北坡，却冷清多了。那里虽然有好东西，而且名堂挺多，却名气大减，游人相对要少很多。
　　这里藏着一大片藏式建筑，风格和前山迥然不同，宛如两个天地。
　　这里曾遭到英法联军的破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片废墟。当年慈禧重修颐和园，受财力所限，后山基本未修复，只修了一座大佛殿，还是偷工减料的。直到近二十多年，后山才开始慢慢进行修整，不过到目前为止，并未恢复到当初的规模，其完善程度倒不如后山山根的园内苏州街，商业运作让那里更引人注目，反而占了先。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后山的藏式建筑群。
　　这是一座皇家寺庙，建于乾隆年间，1755年左右。它的下半部是汉式佛寺，有三个平台，一台高于一台，第三台上建主殿须弥境，以高高的金刚墙划界，墙后是宏大的喇嘛庙，主殿是香岩宗印之阁。庙的总体形式和承德外八庙的普林寺后半部相同，是仿西藏最早的桑耶寺而建。
　　香岩宗印之阁象征佛居住的须弥山，四周建四大部洲、八小部洲、日殿、月殿、四色塔。这是一大群有机组合的藏式建筑，呈丁字形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有节奏感和跳跃性，十分别致。最东面还有一组喇嘛庙，叫“花承阁”，其中心是一座十六米高的七彩琉璃宝塔，是颐和园中有名的“园中园”之一。
　　藏式建筑群的最中心是香岩宗印之阁，原为三层，是后山上最高的建筑，重修后只有一层。其最北端是山门，改建为南瞻部洲，现在的基础是长方形，西侧有两座小部洲和一座红塔。香岩宗印之阁的南部上方，右侧有西牛贺洲，现在的基础是椭圆形，左侧是东胜神洲，基础是半月形。再上一层，中轴右侧是日殿，远处是第五座小部洲，左侧是月殿，远处是第六座小部洲。再上一层，右侧是白塔，左侧是黑塔，南部最上方，中轴位置上是北俱卢洲，现在的基础是方形，右侧是第七座小部洲，左侧是第八座小部洲。
　　四大部洲在佛经中有很多含意，其中有象征世界东、南、西、北四块大陆的意思，八小部洲是周围的八个小岛。塔则是储存佛经和圣物的。加上日殿、月殿和须弥山，整个宇宙都在其中了。
　　这就是完整的圣境。
　　这些藏式建筑，最明显的标志是四个：其一，所有的窗都呈梯形，外有白框；其二，房脊上都有藏式的小宝塔，少则一个，多则数个；其三，四色塔的塔体都是典型的藏式，上部是法轮组成的锥形，下半部是覆钵体；其四，小部洲都是藏式的碉房，顶是平的。这些特征表现得很突出，很明显，以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藏式的，极有个性。
　　在北京著名皇家园林中有这么一大片藏式建筑，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甚至称得上神奇。
　　如今，从颐和园北宫门进去，过一座小桥，就是这组喇嘛庙了，有非常明显的中轴线，自成体系，19座藏式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整座山坡北侧，直到山顶，巍巍壮观。
　　这绝对是北京最为独特的一景。
　　最东边的花承阁目前并未恢复，有四样东西尚存：一是七彩琉璃宝塔；二是乾隆皇帝的《御制万寿山多宝佛塔颂碑》，位于宝塔之下，一面用汉文、满文书写，另一面用藏文、蒙文书写；三是高三丈的半圆形的平台，直径60米，上面原有37开间的游廊，廊已毁但柱基仍在；四是当院有一奇石，架在一座十分精致的大型石座上，其雕刻图案极美，是罕见的艺术品。
　　从香岩宗印之阁的历史地位、艺术水平、稀有程度和规模上看，目前的状态实在是低估了它们的价值。
　　我认为,香岩宗印之阁有必要彻底重建，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完善，按原样填平补齐。大殿由一层恢复成三层，内部要重新装饰，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都要重修，内部要打开，花承阁也要重建。工程量可能并不很大。
　　此外，要把这些藏式建筑真正用起来，建成在北京的西藏展览博物馆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里有好房子，有好规格，也有好环境，又有历史，只需把有时代气息的新内容添加进去就成了，可以全面地长期地介绍西藏的地理、历史、文化、宗教和时代的变迁，展出照片、文物，成为一座名符其实的西藏专馆，是一个联系西藏地方和祖国大家庭的纽带和宣传介绍西藏的好园地。到那时，颐和园后山将成为一个对全世界的人都极有吸引力的好地方。
　　总之，要足够估量、完善和利用颐和园后山上的藏式建筑群，因为它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颐和园后山上藏式建筑群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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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黄寺清净化城金塔

　　北京安定门外西黄寺西侧，现在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里，藏着一件稀世珍宝——六世班禅大师的衣冠金塔，是乾隆皇帝于1782年精心打造的。这是一件世界级的艺术精品。在海内外同类型的五塔金刚宝塔中，其精美程度，当属第一，虽然其体量不是特别大。
　　它的名字叫“清净化城塔”。

　　
　　清净化城塔的装饰图案细部

　　因为所在地没有对外开放，这座宝塔一是保护得非常好，毫发未损；二是很少为外人所知，完全没有名声。
　　此塔的精彩之处在主塔。四角边上的小塔是刻经的。功夫全下在了主塔上，仿佛是个石刻的大展览。
　　主塔的核心部分是一组有关释迦牟尼佛的系列浮雕，全组共八块，顺时针排列在塔周，依次是成孕、诞生、出游、修学、得道、传法、降魔、涅槃。
　　我粗略地数了数，全图中共刻有人物113位，其中以出游、涅槃两图为最多，均各有二十多位。人物尺寸并不大，头部有核桃般大小，但雕刻得很精细，眼、眉、鼻、嘴都极富表现力，刀法上属于深浮雕。由于选用石材质量非常好，石刻画面至今没有明显的腐蚀和剥离痕迹。
　　这是一份以佛为主人公的“石头连环画”，装帧形式又极其庄严隆重，等级特别高，竟以一座大塔为载体。作品的发起者是皇帝本人，受礼者是六世班禅大师。这种组合是绝无仅有的。
　　“石头连环画”的顶部有莲花座，莲花座之上是塔阶，分四面，每面呈正方形，四角还各有三折，面面都雕有云纹，云纹中各有八尊佛像，四面共有三十二尊佛像。塔阶之上是很大的宝瓶，中心还雕有三尊大的佛像，合起来是佛经中的十方世界里的三十五佛。宝瓶四周还有八大菩萨的立像。宝瓶之上是塔刹。塔刹有十三层法轮，有花瓣宝伞，有宝莲。宝伞、宝莲和两旁的莲叶垂带皆镏金，要用几十斤黄金，效果是白石之上塔顶金光灿灿。“石头连环画”之下是塔基。塔基上居然雕有十一层装饰图案，内容是一层凤凰、一层狮子、一层蝙蝠、一层花、一层莲……如此等等，十一层之下最底层是一层花朵和一层海浪垫底。这种结构真是集装饰之大成，没见过还有比它更周密细致的了。五塔的总体结构是佛教菩提迦耶式，其中主塔的形制是藏传佛教式的，而塔上的花纹装饰和图案造型则是汉式的。三位一体，融会贯通，达到了清代造塔艺术的顶峰，为世界增添了一座建筑艺术的杰出作品。
　　清净化城塔周围的所有建筑物上都有梵文的六字真言，多得不计其数，这又是一大特色。
　　乾隆四年，即1739年，4岁的六世班禅，被认定为转世灵童，并在后藏日喀则市的扎什伦布寺坐床。七世达赖圆寂后，六世班禅曾为幼年的八世达赖强白嘉措剃度受戒，并成为后者的老师，实际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领，被公认为当时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在藏区和蒙古诸部享有崇高威望。乾隆三十年，清政府特向他颁赐了金册和金印，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敕封班臣额尔德尼之印”。
　　六世班禅是一位有政治远见的宗教领袖，他对清政府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拟定的《西藏善后章程》十二条表示欢迎和拥护，后者是一份关于西藏政体的改革法律，其核心是避免藏王独揽西藏大权，而将政权交由四名噶伦组成的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人选由达赖喇嘛和中央驻藏大臣商定，报清政府批准。这种政策有助于增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管辖权威。六世班禅注意到英国殖民主义者此时有意插手西藏，便果断拒绝了英方欲与西藏地方成立某种联盟的要求，坚持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不准英人以后再来西藏。他的立场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赏。
　　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业，为了感激中央政府对西藏领导人的信任，主动进京参加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庆典，并于1779年6月17日率三千人起程，历经一年又一个多月，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皇帝也为六世班禅的到来做了精心准备，特地在承德仿效扎什伦布寺建了须弥福寿寺，占地近六十亩，作为六世班禅的驻锡之地。“弥福寿”就是藏文“扎什伦布”的汉译词，多么美丽的名字！乾隆皇帝自己还突击学习了藏语，准备和六世班禅用日常藏语直接交谈。六世班禅大师在承德参加了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庆典的全部活动，由于在客人中他的级别最高，常常处在“代表者”的地位，领头向皇帝致颂词、念无量经、献珍宝书画，并给皇帝施无量佛大灌顶。六世班禅在承德呆了一个多月，过得非常充实，得到乾隆皇帝大量赏赐。在离开承德前往北京的时候，他特意留下了随从的二十名后藏僧人向内地喇嘛传习后藏经律。他所有的活动都详细地被记载于皇家档案《清高宗实录》和《六世班禅朝觐档案》中。
　　六世班禅抵达北京之前，乾隆皇帝早已为他装修好了北京安定门外的西黄寺，这里在顺治皇帝时曾是五世达赖的驻锡地。六世班禅的到来，使西黄寺再度辉煌。六世班禅到达后受到隆重接待。乾隆皇帝第一时间在南苑接见了他，并数次在紫禁城内会见他，多次赏赐礼物，并在保和殿赐宴，欣赏舞蹈。六世班禅非常高兴和满意。他不辞劳苦连续走访北京各大寺庙，弘法传经。乾隆皇帝特意在香山静宜园内为六世班禅修建了藏式夏季驻锡地，命名“宗镜大眧之庙”，简称“昭庙”，并亲自与六世班禅共同出席其开光大典。六世班禅在昭庙逗留了四天，做了大型法会。当年九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亲临西黄寺和六世班禅相见，并一起观看舞蹈。十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请六世班禅去雍和宫讲经说法，他自己出席并听讲。
　　不幸的是，回西黄寺后，六世班禅被诊断出患上天花。第二天乾隆皇帝亲自去西黄寺探视病情。十一月初一，六世班禅大师发高烧，乾隆皇帝再次亲临西黄寺，送貂皮大氅，并画了一幅《祈寿长椿图》，写了一首《写寿班禅圣僧并赞》诗，为班禅大师祈寿。不料，十一月初二班禅大师在西黄寺圆寂，享年四十六岁。
　　六世班禅的去世让乾隆皇帝极度悲伤和惋惜，曾三次亲临西黄寺吊唁，赐制灵棺、灵塔、灵龛，供养大师法体和衣冠。大师的法体舍利在西黄寺供养一百天后，起程护送返回后藏。皇帝下令用两年时间在西黄寺西侧为大师衣冠建造了一座精美庄严的衣冠灵塔，也就是这座“清净化城塔”。
　　在宝塔的前方有两座乾隆皇帝的御碑亭，右方的是将乾隆皇帝那张送给六世班禅的《祈寿长椿图》刻在一块巨大石碑正面，石碑上方是汉、藏、满、蒙“四体文书”书写的《写寿班禅圣僧赞》诗。这块石碑图文并茂，正面画一棵大香椿树，象征春天，生机盎然，树下有石，有花草、蒲公英等等，生动活泼，富有人情味儿。左方的是乾隆御制《清净化城塔记》石碑，立在巨大的赑屃上。正面是汉、满两种文字，背面是藏、蒙两种文字。文中高度评价了六世班禅的功德，为“国家吉祥善事”，“成就无量功德”。
　　这两块石碑保存非常完好，皆立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公元1782年,距今已近230年,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见证物。

　　
　　
　　香山昭庙琉璃牌坊

　　昭庙石碑和牌坊额头

　　看完西黄寺里班禅金塔跟前的两通石碑后，一定要去香山看看那里的昭庙石碑，因为，它们仿佛是姊妹篇，而且，昭庙的是“姐姐”。
　　它们是为了同一件事而立的，那就是六世班禅的那次光彩东行。
　　说昭庙的石碑是“姐姐”，是因为它所承载的，是在六世班禅很健康的时候乾隆皇帝为他写的颂歌，四十三天之后，大师意外染上天花，在京不治而亡，这样才有了西黄寺的衣冠金塔和那两块碑，后者见证了他的病情和圆寂，是祈寿和盖棺定论。
　　纵观历史，在所有的历位达赖和班禅大师中，受到的赞誉之高之盛莫过于记载在这块石碑上的，而且永垂不朽，十分了得！
　　所以，它应该得到高度重视。
　　而且，这种赞颂是站在国家的高度，纵观天下，以全中华的利益为出发点，关注国家的兴亡和社会的旺衰，从而由对一个人的重视扩展到全局，充分显示了大政治家眼光的犀利。
　　乾隆皇帝的《昭庙六韵》是这样写的：
　　昭庙缘何建神僧来自遐因教仿西卫并以示中华是日当庆落便途礼脱闍黄衣宣法雨碧嶂散天花六度期群度三车演妙车雪山和震旦一例普庥嘉
　　乾隆皇帝喜欢在自己的诗词中加注解说，刻石时，注解的字比正文字略小。在“因教仿西卫，并以示中华”之间，乾隆皇帝做了详细的解说，注解原文如下：“既建须弥福寿之庙于热河，复建昭庙于香山静宜园，以班禅远来祝厘之诚可嘉，且以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是自谒陵至香山落成，班禅适居此庆落，又，昭庙尚卫地古式为之。卫者，番语谓中，俗谓之前藏。班禅所居后藏乃实名藏，藏者善也。”答案一清二楚！
　　为什么班禅来时，要在热河建须弥福寿寺又要在北京香山建昭庙呢？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嘉奖班禅远道来给皇帝祝寿的诚意，二是为了显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
　　看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中华”！兴藏传佛教，即喇嘛教，是为了我全中华的利益。
　　最后一句“雪山和震旦，一例普庥嘉”里的“雪山”是西藏，“震旦”是中国，“一例”是一统，“庥”是庇荫，“嘉”是美好。
　　说得明明白白，西藏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共同庇护于一片美好的天地之中。
　　这块石碑不得了！
　　不过，这块石碑目前的处境并不好，远比西黄寺那两块“下篇”差。
　　昭寺毁于英法联军的破坏，目前除了外围墙、牌坊之外，全是一片废墟，这块石碑目前是挺立在废墟之中的。它立在昭庙中一个单独的小院里，只是并没有明显的标志，好在离大门不远。从地面柱基上看，原来是有碑亭的，现在，亭子没有了，石碑任凭风吹日晒，很是悲凉。
　　石碑是方碑，南面刻汉文，西面刻藏文，北面刻蒙文，东面刻满文，汉文是乾隆的御笔。
　　这块石碑亟待妥善保护，环境要整治，亭子要恢复，要立牌说明，要隆重介绍，以昭示天下。
　　昭庙外面的大琉璃牌坊居然神奇地完好无缺，可能因为它不可燃吧。这是北京境内最大最漂亮的一尊琉璃牌坊，本身就是个大艺术品。
　　神来之笔是它的额匾上有藏文。这也是独一无二的。正面写的是“法源演庆”，背面是“慧照腾辉”，立于1780年。两百三十年下来，依然清晰可见，难得难得。

香山《昭庙六韵》碑　(藏文部分)17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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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一棵树立的碑

　　离昭庙不远，仍在香山公园内，香山饭店和著名的“双清别墅”之间，有一座古庙的遗址——“香山寺”遗址，里面存留着三件宝贝，一为“听法松”，是两株有千年树龄至今依旧健壮的松树，二为《娑罗树歌》碑，三为乾隆皇帝自书自画的石屏。
　　前两者都和植物有关，这很特殊，值得留意。
　　《娑罗树歌》碑极有情趣，特别有味道，是十五通有藏字的石碑中最具雅兴和最有品位的石碑，因为它是献给一棵树的。
　　极富现代意识！
　　奇怪的是，这块石碑很少被记载，许多资料里都找不到有关的描述，怪冷淡的。
　　亏待了它！
　　这块石碑体量不是特别大，但形制不错，毕竟是皇帝的御碑，有特定的规格。
　　碑也是四方体的，南侧刻汉文，西侧刻藏文，北侧刻蒙文，东侧刻满文。
　　诗文中说，三十年前乾隆皇帝自己来香山寺时，发现寺前有一株千年古树，很茂盛，是一株娑罗树。相传，释加牟尼是在娑罗树下得道成佛的。
　　所以，佛庙中常有娑罗树，又称菩提树。娑罗树的树叶呈七叶状。
　　三十多年后乾隆皇帝再来香山时又见此树，仍然繁茂。但自感奇怪的是，在这些年中，诗已写了几万首，竟没有一首是歌颂此树者，故而有此诗歌，刻在碑上，专门要歌颂它一番。
　　这种对植物的尊重，对大树的尊重，难能可贵，表达了一种不光是对佛，也是对自然的爱护和亲善，既符合佛教普度众生的理念，也符合中国古典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哲理。
　　而且是由皇帝本人做出了表率，树起了榜样，不简单！
　　可惜，原树已亡，不知所终。今人在碑附近补种了几株小娑罗树，上面挂着牌子，叫它“七叶树”。
　　盼着它们快快长大吧，好和这块了不得的歌碑相匹配呀。

　　

　　七叶树

　　北海的三座刻藏字石碑

　　北海北岸是藏传佛教皇家寺庙最集中的地方，一共有五座，由西北角向东数，依次是：小西天（又称极乐世界）、万佛楼、阐福寺、大西天经厂（又称大圆镜智宝殿）、西天梵境（又称大西天）。这五座喇嘛庙过去个个精彩，高大宏伟，辉煌灿烂，豪华壮丽。除了阐福寺和大西天经厂之间夹着一个“快雪堂”之外，北岸简直是一个庞大的喇嘛庙博物馆群。现在五座中有两座较为完整，它们是最东边的大西天和最西边的小西天。阐福寺主体和大西天经厂主体在1919年被一场大火烧掉。大西天经厂遗址后改为北海体育场，后又划出北海，成了另外一个单位。万佛楼于1975年被错误地拆除。阐福寺遗址和万佛楼遗址1979年被辟为北海植物园。只有万佛楼前的《万佛楼瞻礼》诗碑依然存在。
　　这组北岸建筑有三大特点，一是其中五分之三是乾隆时期为皇太后过生日而建；二是每组建筑前面都有漂亮而独特的“前脸”，建筑时间不同，但搭配合理，大西天前有琉璃牌坊，大西天经厂前有九龙壁，快雪堂前有铁麒麟影壁，阐福寺前有五龙亭，个个闻名天下；三是带藏文的石碑最集中，因为它们是藏传佛教喇嘛庙中的石碑。
　　《万佛楼瞻礼》诗碑是所有北京刻有藏文的石碑中最大、最漂亮也最有气派的一座。
　　万佛楼是乾隆皇帝为母亲八十大寿而建造的，头一年正值乾隆本人六十大寿，万佛楼有庆祝双生日的意思，所以盖得极其讲究。万佛楼是一座三层的高大殿堂，底层有金佛4956尊，中层有金佛3048尊，两者均取八的倍数，寓意庆八十大寿，上层有金佛2095尊,取皇帝有“九五之尊”的典故,三层共有金佛10099尊，故名“万佛楼”。乾隆皇帝曾下令文武大臣和封疆大吏各造金佛一堂，大的金佛188两8钱,小的58两,也都扣八十大寿的含意，是集资而来的产物。前后用了十年的工夫来征集。这一点乾隆石碑的文字中写得很清楚，叫做“数计万因资众举”。
　　可惜，这些金佛均被侵占北京的八国联军中的日本部队抢夺得一干二净。
　　万佛楼碑亦是方碑，体量很大，顶盖和基座硕大，雕工极其复杂，层次很多，是一件大型石雕精品。
　　现在石碑已由万佛楼前原址移至小西天的南侧，靠近北海岸边。
　　碑南侧为汉文，西侧为藏文，北侧为蒙文，东侧为满文，字迹依然很清晰。从它目前所在位置上看，此石碑可能是参观人数最多的，其“四种文体”会给人们留下强烈印象。
　　北海北岸的第二块带有藏文的石碑在大西天的北部，即西天梵境的后院，现在这个后院没有对外开放，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使用。这座后院里有两件宝贝：一是高大雄伟的琉璃阁，二是七佛塔碑亭。
　　七佛塔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塔，造型和内容都堪称一绝，天下没有第二份。它也是乾隆时期的文物，建于1777年。它是源于六世班禅进贡的七佛。“七佛”是怎么回事，乾隆皇帝闹不明白，问僧人也不知所以，最后询问在京的总理蒙古喇嘛教教务的国师查嘉大师，又查阅了多部佛经，才考证出来。原来佛教在印度有七佛，于是，乾隆皇帝写了一篇论文，把这七佛都叫什么，姓什么，是属于什么部族，父亲是谁，母亲是谁，徒弟是谁，儿子是谁，都一一写明，而且叫人都一一刻了像，共七幅，刻在七块石板上。加上他本人这篇论文用四种文字刻在第八块石头上，组成一座塔。塔的框架是木质的，石板镶嵌在木框中，塔基是石头的，整合起来组成一座空心的八角形塔，塔外面再加盖一个很大的漂亮亭子，叫做“七佛塔碑亭”，原来是属于大西天（西天梵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乾隆文章的石板上由右起依次是汉、藏、蒙、满四种文字，竖写，汉字有蚕豆般大小，楷书，是乾隆御笔。
　　依逆时针方向，塔上排列那七幅佛像，看到最后，才出现释迦牟尼佛。这和很多人想象的大不一样，对此，乾隆有解释：“第一毗婆尸佛种刹利，第二尸弃佛，第三毗合浮佛种刹，以上三佛为过去庄严劫佛；第四拘留孙佛，第五拘纳舍牟尼佛，第六迦叶佛，第七释迦牟尼佛，以上四佛为现在贤劫佛。”有根有据，排座不能错。
　　说到释迦牟尼佛，乾隆写道：“第七释迦牟尼佛，种刹利，姓瞿昙，父净饭王，母大清净，居舍卫城，神足二，一名舍利佛，次名目犍侍者名阿难，子名罗目侯罗。”
　　这可能是关于释迦牟尼佛最有权威性的“人事档案”了。真是大开眼界。
　　七佛刻得很纤细，画面也丰富多彩。最顶端刻有四小块各种文字说明，右起依次是汉、满、蒙、藏。背景必有树，树上必有果子，树种各不同，佛的双手必有物。释迦牟尼佛的手中是一个大桃子，手心脚心都有花。每尊佛左右各有弟子像，都是两人，弟子像底下还各有四个人像，所有佛和弟子下面都用小号的藏文刻着名字。画面所有的空地也都充满了很写实的东西，如小羊，小鹿，小花，小草，石头，流水等等，看得出是下了功夫描绘的。画面和文字完全吻合，这都是人，不是神，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只是他们都得了道，成了智者。
　　这种原教意的东西看着很亲切，不觉胸中升起暖暖的亲和与敬意，这既是学问，又是历史，还是艺术，顿时产生一种亲近感。
　　北海琼华岛永安寺中还有一座大型方石碑，叫做《白塔山总记》，也是乾隆御笔，南为汉文，西为藏文，北为蒙文，东为满文，在中轴线的右侧，有亭子保护。外国的景点一进门一般都有接待中心，免费发放旅游简介；我们这里，老祖宗有大石碑，这个旅游简介可是不简单，是皇帝本人写的，很详细，很准确，头头是道，还有汉文、藏文、蒙文和满文四种文字，多棒！


　　另外四处的五块藏文石碑

　　第一处第一块：碧云寺里有一对石碑，立在碧云寺金刚宝座前方左右两侧。石碑各有一座石头亭子罩着，规格挺高。此碑叫《御制金刚宝座塔碑》，右侧是汉、藏两种文字并列，左侧同样一亭一碑，则是蒙、满两种文字并列。
　　金刚宝座是一种源于印度的佛塔形式，在印度释迦牟尼悟道成佛的普提伽耶城曾建有一座这种形式的塔，一座方台上有五座小塔。佛教传入我国后，这种形式的佛塔也开始在我国出现。北京先后建有四座：五塔寺、碧云寺、西黄寺和玉泉山妙高寺。
　　北京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建于乾隆年间，碑文上说：有西僧入贡，于是下令按其图纸样式建造，在碧云寺选址，高度广度都适合。原本这种塔是供藏佛的舍利齿发的，以便后人崇奉。而建此塔则是为了显示佛的威德，人天瞻仰，佛如日当天，有神力加持，可排除一切劫难。
　　第二处第二块：在香山附近，在团城演武厅之南，有一块《御制实胜寺碑》，是乾隆十四年立的，记载了一段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块碑是另一种典型，它和宗教无关，和庆典也无关，只承载历史。
　　实胜寺已不存，但实胜寺碑尚存，而且完好，有华丽的碑亭庇护，虽处荒郊，亦神采奕奕。
　　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犯邻近土司，并杀伤官军。清政府派兵攻打大金川。久攻不下，只因对方有碉可守。此时，出现了以碉攻碉之说，建议清军也筑碉。乾隆以为这是下策。回想，清初，旗人常用云梯登城取胜，于是下令在香山一带建筑石碉，选战士练习攻碉，不到一个月，练得精兵二千人，派至前方，大获全胜。于是敕建实胜寺，并在寺左右建房，驻扎新建的健锐云梯营。这就是历史上的“大金川之役”。是乾隆皇帝得意的十大武功之一。
　　昔日的六十余座石碉今天在香山一带只依稀可见一二，然而这块石碑却永久铭记了这段历史。看了石碑之后再抬头向远方看那残存的石碉，历史仿佛又回到了眼前，结结实实觉得时日的悠远和缤纷。
　　这块实胜寺碑体量也很大，高丈余，四方，有四种文体。夕阳时分，迎着阳光的恰是刻藏文的一面，格外抢眼。
　　第三处第三块：万寿寺（现首都艺术博物馆）中路第二进里有一对石碑，右侧正面为汉、满两种文字，左侧正面是藏、蒙文字，刻的是《敕修万寿寺碑记》，由乾隆皇帝撰文，由大学士梁诗正书丹，碑的背面都是乾隆的亲笔诗句。文的大意是为了庆贺其生母皇太后六十大寿，特重修明代寺庙万寿寺。万寿寺恰好位于紫禁城和畅春园之间，名字又是万寿，很吉利，故而重修，祝愿母亲万寿无疆。
　　第四处第四块：雍和宫里，雍和门殿和雍和宫殿之间有一块重要的大四方碑，高6.2米，每面宽1.45米，上刻乾隆皇帝的一篇重要政论文章，题目叫《喇嘛说》，并建三丈五尺高的正方形碑亭以护其碑。碑北是汉文，西为藏文，东为蒙文，南为满文。
　　此文篇幅较长，正文有671字（大字），注释有1489字（小字），落款19字,共2179字,都是乾隆御笔,写得工整漂亮。
　　在所有上述十五块有藏字的石碑中，此碑分量最重，意义非凡。
　　最重要的是下面这段话：“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乾隆指出：其祖父康熙皇帝兴黄教，兴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并不是只为西藏，重要的是为蒙古。兴黄教，可以安定众蒙古部，非同小可，涉及国家兴亡大事，不可不保护。
　　这便是关键。
　　此外，此碑还有两个重点：一是对西藏僧人要赏罚分明，“皈道法之人则嘉之，悖道法之人则惩之”，对“妨害国政”者，“按律治罪”，直至“剥黄正法”；二是实行“金瓶掣签”制度，避免私相传袭，把决定达赖、班禅接班人选的大权由西藏地方集中到清朝中央，明确了西藏地方与清王朝的从属关系，成功地完成了西藏历史上的重大政治改革。
　　看，如此重大的政治举措和方针政策，都直接铭刻于石，公之于众，真不愧是透明之至啊。
　　透明的石头！了不起的石头！
　　第四处第五块：雍和宫还有两块石碑，叫《雍和宫碑文》，在雍和宫门殿之前的广场里，西侧的是藏文、蒙文的，东侧的是汉文、满文的，是乾隆皇帝写的建喇嘛教雍和宫的经过，说的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此地是皇四子胤祯的府邸，1722年雍正皇帝继位后三年改为行宫，名“雍和宫”。1744年,乾隆九年,正式改为藏传佛教寺院。
　　另，西城护国寺是一座古寺，明代、清代都住过大喇嘛，曾是京城喇嘛教中心，遗址内现存大量石碑，其中有明代藏文碑两块，还有康熙、乾隆御制碑，亦是四种文体，因未及考察，未录。

　　

　　碧云寺金刚宝座塔

　　真是好教材

　　寻访完北京的藏式建筑和十五块刻有藏字的北京石碑，头一桩飞入我脑海中的想法就是——这真是一组绝佳的好教材。
　　在这批石碑面前一看，人们立刻就会明白很多——
　　噢，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噢，藏传佛教（喇嘛教）在北京原来竟是那么受尊重和受重视，而且在安邦立国上的确是那么重要；
　　噢，西藏杰出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像六世班禅，在历史上原来是那么拥戴和亲近中央政府，不要说搞“藏独”，就是谁有丝毫的离心离德都会遭到严厉的谴责和制裁，让它没有存身之地；
　　噢，藏文藏字在北京原来是那么常见，而且地位显赫。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元清两朝，蒙文和满文不足为奇，可藏文藏字就不同，祖国远疆少数民族藏族的文字，却能在北京有这么高规格的待遇，数量又那么多，这说明：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西藏地区是祖国的一部分，想想，要不然，中国皇帝的每一篇重要文章或者题词，怎么都会有藏文译本，怎么会堂而皇之地频频刻凿在首都北京最重要的石碑上！
　　将这些美妙的建筑和石碑,串连起来,就是一个个有关西藏问题的专题，我们的确应当好好保护。
　　在它们现存的地点,应该特别标明出来，树立醒目的牌子，用中外多种文字，科学、准确、通俗的语言介绍它们的历史和由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它们的存在和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盼着北京这一组西藏专题的好建筑好石碑再度辉煌，发出应有的耀眼光芒，让所有见过它们的人们为之惊叹，为之折服。
　　好好地善待这些藏式建筑和十五块有藏文的石碑吧！它们真的很好，特别好。这样的窗口确是神来之笔，静静地看，能在陶醉中领会一个真实的西藏。

　　
　　2009年第13期 总第73期
　　双周四出版
　　主持人：计亚男　殷燕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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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see

看不懂藏文啊。

草民何

楼上这人好生猛！怎么不坚持了？

圣地妙音

噢，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本帖最后由 木兰山人 于 2011-10-18 19:5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