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的八年之痒
吕鹏
沃勒斯坦
沃勒斯坦及其合作者所著的《开放社会科学》，与其说是一本建立在严格论证基础上的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篇纲领性的宣言。如果要给这份宣言归纳出一个简洁的口号的话，“重建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也许是最为合适的一个。然而，尽管距离该书的发表已经过去将近八年，但“开放社会科学”这一目标本身，在沃勒斯坦等人的眼中，可能仍然是一个正在生成而不是业已实现的图景。也就是说，在今日实际上占据着世界社会科学研究主流的，仍然是他们在八年前所着力批判的研究风格和制度设计。为了论述的方便，我在这篇文章里把它们——亦即与沃勒斯坦等人所主张的“开放社会科学”相对应或对立的现象——称之为“封闭的社会科学”。以下主要想谈谈自己对两个相关问题的一点认识：“封闭的社会科学”形成的逻辑和机制是什么，这些机制本身又是如何限制了我们在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中去打破这种封闭的，以及打破这种封闭的一个可能进路是什么。
“封闭的社会科学”的形成：一个自我实现预言
在沃勒斯坦等人看来，我们所拥有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亦即笔者在本文中所命名的“封闭的社会科学”的图景，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支撑这一形式的前提假设上都是值得质疑的，甚至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所以他们首先要回答的，乃是这样一个大问题：自18世纪以来至1945年这段时间里，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这样，尽管是隐喻的，沃勒斯坦等人也就等于同时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社会科学(乃至所有的知识)的生产逻辑究竟是什么，制约我们去改变这一逻辑的那些机制又是什么?
在笔者看来，尽管沃勒斯坦等人在书中并没有直接地说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乃是沿着两条线索推理下去的。第一，在现实世界中，诸社会科学门类乃是在现代世界历史体系的逻辑大获全胜而不受质疑的时候获得其支配形式的，也就是说，今日的社会科学虽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诞生，但它在当代大行其道却是一种经济霸权和意识形态的产物——于是，“权力”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第二，在观念世界中，诸社会科学门类之所以以这样的形式(例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划分方式)而不是别样的形式存在，部分是偶然性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形式背后的理论预设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一整套先验假设而不加反思地予以接受，并参与到了人们之后的行动当中。
所以，封闭的社会科学的形成过程，如果说一开始仅仅是欧美世界的产物的话，那么，其在随后几百年间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则是将这一制度化的形式与其背后的理论预设在更广的空间内不断强化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外部的经济社会因素及依附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经由社会科学家自身的接受而逐渐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它的后果，不仅仅是遮蔽了社会科学家的视野和思维，并导致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的解释力下降，更重要的是，封闭的逻辑一旦生成，它就不会自动停止，反而会继续扮演着“复制”的角色：它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中装上相同的系统，从而摧毁掉了本应存在的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与多样性。
所以，必须使已经形成的社会科学的组织结构再度开放以打破封闭。从直观的层面看，可能的进路也无外乎两条。一是社会科学的从业者在主观意识上对那些支撑今日之学术分工的各种理论预设保持充分的警惕，并对它们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否思”;二是打破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重新分配世界范围内的资源。然而，要实现这两点，谈何容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今日所看到的社会科学的诸种形式及制度设计的形成过程，亦是一个“自我实现预言”的过程——也就是说，尽管那些划分出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据”无论在18世纪还是在21世纪都是想象出来的虚构之物，但在21世纪的今天，这些“理据”之下的制度设计却并非虚幻地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世界”之中，它们业已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并成为我们去打破这种封闭的结构性限制因素。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仅仅在思想上打破封闭并不能必然地或自动地带来社会科学的开放，我们必须同时改变支配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现实世界的资源分配格局和权力支配关系。因为正如今日的社会科学是一个“被支配集团中的支配集团”一样，打破这种封闭或支配，则必须打破“封闭了被封闭的社会科学的诸因素”;或者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打破封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于是，打破封闭的社会科学，重建开放的社会科学，也就转变成了一个认知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亦即关涉到一个行动理论的问题。虽然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是学科结构的建构者，而且也是这些结构的被建构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家们就无所作为;或者，如吉登斯所说的那样，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结构化”的。
然而，如果社会科学家认为打破封闭的社会科学仅仅是他们所能去从事的一项“事业”的话，那么就未免过于自大了。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重建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不仅仅取决于具体场域中的社会科学家在多大程度上运用其所能支配的资源去改变自身的位置，也不仅仅取决于社会科学家的共同体在多大程度上对那些自1945年以来已经遭受到质疑的种种理论预设保持警惕并提出新的假设，而且同时取决于整个世界体系(尤其是世界经济体系)将朝着什么样的方向转型——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这一点才是最为重要的。
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对社会科学家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一种开放社会科学的能力表示怀疑。而只是想提示一个事实：我们今日所见的社会科学，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形成和维持的制度性因素之一，但它同时只不过是整个世界体系制度性因素中较弱的因素之一;封闭的社会科学虽然支配了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的主流意识，但它同时也被更为强大的逻辑和意识所支配。无论其如何变化，其终究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逻辑之中形成、发展和变化的;无论社会科学本身业已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一个不变的事实是，我们不但没有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制约，反而日益被这个体系的逻辑所侵蚀，日益成为这个体系中的一分子，所不同的仅仅是，我们现在所处和将要所处的位置是边陲还是核心而已!
所以，打破封闭的社会科学，个人在智识上保持自我警省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乃是要打破自18世纪以来历史地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观念世界的革命固然重要，真实世界的革命更为关键：历史业已证明，正是在1945年后的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之1968年世界性革命的冲击，自18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科学的诸种共识的合法性才受到了质疑和动摇;也正是在这一革命的情形中，人们才开始建构各种新型的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意识形态。因此，关于打破封闭的社会科学，最激进的主张莫过于，只有从根本上摧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大厦的制度性基础，才能在废墟上真正重新建立起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
但是，想必包括沃勒斯坦在内的思想家，都不可能完全接受这一激进的主张。笔者斗胆揣测，对于沃勒斯坦他们来说，不能接受这一主张的原因，首先是感情上的，其次才是智识上的。所以在沃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中，我们会发现，身为“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沃勒斯坦竟然能够忽视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与他本人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结构中核心—边陲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未能具体而认真地讨论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结构中边陲化的问题——而这，本来“应该”是他及他的“世界体系理论”逻辑的必然延伸才对。
然而，我们不必对沃勒斯坦等人过于苛刻。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尽管对我这样的中国人来说，提出上述的激进主张没有任何历史或道德上的负担，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主张实在过于刺激，以至于只能在观念世界中“愤青”一把，而绝不敢把它置于大雅之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在于前述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今日所看到的社会科学的图景，早已是一个“自我实现预言”，你和我都深深地嵌入其中——否定它，岂不等于否定掉我们自己这么多年来辛辛苦苦积淀起来的“财富”?尽管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不归之路。
于是，沃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在带给我对于社会科学诸预设的自觉警省的同时，也带给我无穷无尽的烦恼和痛苦。然而，我之愚钝或懦弱，并不代表中国人之愚钝或懦弱。鲁迅先生有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国际歌》也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中国的命运，应该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未来之中国一定能够开创出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的文明方式，这种文明既吸收了西方文明的精华而又是从中国的传统中内在地、自生自发地生成出来的，并与世界上其他的诸文明方式一道平等地共生，那时的中国社会科学，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体系中的“平等的一员”，也只有到了“环球同此凉热”的时候，一种真正的开放社会科学才能够生成!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9-17 11:04:35 来源链接：
http://sspress.cass.cn/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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