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贺

韩国民俗中的中华文化因素（二）

二、交往习俗

    人是社会动物，人际交往是人生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交往习俗往往折射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

1.姓氏习俗

    韩国毗邻中国，自古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韩国的姓氏制度，便是模仿中国而来。高句丽原出扶余族，扶余本无姓氏，《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梁书》、《魏书》、《《南史》、《北史》等所记载的十九代之前的高句丽王，只有名而没有姓，至第二十代长寿王，《宋书》、《梁书》、《齐书》始连姓称为高琏，说明高句丽在四、五世纪前没有姓。据那珂通世的考证，高句丽自四世纪中叶故国原王时渐用汉式名字，仿用汉姓大约也是从此时开始。百济也和高句丽一样属于扶余族，原来也没有姓，直至南北朝和中国交通后，其王始省族名之“扶”而称“余”氏。其改为复姓“扶余”，应该是受唐人的影响所致。至于新罗，其国王称姓之可考者，始于六世纪中叶真兴王金真兴（《北齐书·武成本纪》），自此新罗国王皆以金为姓。新罗贵族称姓最早者，始于李、崔、孙、郑、裴、薛六姓。这六姓应该是唐代所赐。而一般人民，直至新罗亡于高丽，始终无姓。自王氏高丽统一三韩后，仿中国颁姓于八路，人皆有姓，汉姓遂普及于朝鲜。

        韩国人的姓氏以金（21%）、李（14%）、朴（8%）、崔、郑、张、韩、林为最，姓名多由姓氏及双音节名字构成。韩国妇女婚后并不随夫姓，但子女须随父姓。韩国人的姓名大都三个字，少数是两个字。第一个字是姓，第二个字和第三个字是名，其中有一个字表示宗代，这个字一般附在男子的名字中，每一代都不同，可任意放在第二个或第三个字的位置上。据李朝末期《增补文献备考》记载，韩国的姓氏计有496个，在1960年的调查中，发现有411个，其中最大的10个姓氏是：金（约占21.7%）、李（约占14.8%）、朴（约占8·5%）、崔、郑、姜、赵、尹、张、林。大多数是单姓，少数为复姓，如鲜于、雨宫、冈田、长谷川等。法律规定，同籍贯同姓不能结婚。如擅自结婚，父母不予承认，政府机关也不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韩国人血缘、乡土观念很强，亲戚关系网发达，即使是远亲，交往也比较频繁，同乡往往见面熟。政治关系也受地域观念的影响，选民一般只支持本地区的候选人。

2.节日及节日民俗

    韩国传统上使用传自中国的阴历，也接受了与阴历相关的各种节令节日，其节日民俗与中国相近，但也有所变化。

    中国的重要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这些节日朝鲜都有，只是名字略有不同，如把春节称为“岁首”或“元日”，中秋节也称为“秋夕”或“秋夕节”，腊八节又称为“腊日”。

从节日习俗来看，中韩两国也大致相同。

        每逢新年，中韩两国家家户户都准备佳肴，换上新衣，全家团聚在一起，行新年祭祖之礼，这是拜年。中国人吃的年饭有年糕和饺子，朝鲜人吃的年饭有饼汤、蒸糕、打糕、片糕、松饼等。

    正月十五日，中国人吃元宵，张灯观赏。朝鲜人吃药饭，喝明耳酒，吃硬壳果品，还要饿狗、放鼠火、踏桥。

    清明节，两国人民都要祭祖扫墓。

        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的诞生日，这一天称为佛诞节或浴佛节，佛教徒在寺庙中浴佛祈福挂灯笼。

五月初五端午节，中国人悬挂五端（菖蒲、艾草、蒜头、石榴花、龙船花）避邪驱瘟、赛龙舟、吃粽子、纪念屈原。韩国人用艾饼、松皮饼祭奠祖先，用菖蒲水洗发，用菖蒲根作簪子插在孩子头上避邪，在门旁放艾叶避灾，吃艾蒿糕，男人进行摔跤、石战，女人荡秋千、玩跳板。

        七月七日，中国人传说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也叫七夕节，民间叫作女儿节，即处女节。据山东鄄城、曹县、平原一带的乞巧风俗，七夕这天晚上，七个要好的姑娘聚在一起包饺子，把铜钱、针和红枣分别包到三个水饺里，以预测命运。据说，吃到针的手巧，吃到钱的有福，吃到枣的早早结婚生子。胶东民间，家家户户七夕烙“巧果子”，即把面食做成荷花、桃、鱼等形状，烙熟后用线穿起来，挂在小孩脖子上。在七夕节还有生巧芽和穿针乞巧活动。生巧芽，就是用豆、麦或五谷泡在水里，生出芽来，七夕之际，姑娘们依次把巧芽掐成寸许投入水盆中，借助月光看盆底的影子进行占卜，如果影子像菜刀、锅碗，象征姑娘善于烹调；如果影子像纺车、花朵，象征姑娘是纺织刺绣能手；如果影子像凤冠、霞披，象征姑娘能够嫁个好丈夫，出人头地，大富大贵。穿针乞巧，就是姑娘们不用眼看，全凭感觉把线穿进针眼中。姑娘们乞巧、乞子的活动，都是祈求生育。乞子意味着生育，生巧芽强调的也是生，引线穿针更是暗喻男女交合。总之，七夕乞巧活动寄托了人们希望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在韩国，人们在这一天向北斗七星祭拜，为不孕的妇女求子，少女向牵牛星祈祷，以求手工针线活出众，主妇铺七色缎摆饮食，祈求全家平安。

        八月十五是秋夕（即中秋节），中国人在这天拜月、赏月、吃月饼、吃团圆饭。韩国人沐浴斋戒，身穿盛装，用新粮做的饭、松饼和酒祭祀祖宗，报告秋季收成，上山省墓，男人进行摔跤、石战，女人荡秋千、跳板。

九月九日重阳节，两国人民都要登高望远赏菊。

    腊月初八，中国人祭灶，贴门神，喝腊八粥。韩国人则向神祭祀，报告一年农事，用野猪肉或野兔肉祭祖。并捉麻雀给孩子烧烤吃，以防生病。

3.音乐游戏风俗

    中国音乐在历史上对韩国有很大的影响。三韩时代即有中国乐器传入，《魏书·东夷传》称，辰韩“有瑟，其形似筑，弹之亦有音曲”，马韩“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

    西汉至晋，经过中国四百余年的郡县统治，朝鲜的中华文化色彩愈益浓厚，北方的高句丽与中国接壤，所有乐器都自中国传入，《隋书·高丽传》称：“乐有五弦、琴、筝、箪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百济的乐器也多与中国相同。《北史》卷九十四称，百济“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新罗虽然兴起较晚，但积极吸收中国文化，新罗“文武王四年（664）二月，新罗遣人熊津学唐音乐。时唐军留镇熊津，中国声音器物多随以来，东方华风，自此益振。”新罗乐器有三竹、三弦。三竹即三种笛子，皆仿唐笛制作。三弦即玄琴、加耶琴、琵琶，，玄琴是以中国的七弦琴改良而成，加耶琴为模仿中国的筝制成，琵琶与唐制大同小异。

    王氏高丽时期，音乐分为雅乐、唐乐、乡乐三种，乡乐为朝鲜三国时代的固有音乐，唐乐即当时中国的俗乐，雅乐为宋朝皇帝所赐。明太祖又以雅乐赐朝鲜。日本音乐史家田边尚雄指出：“朝鲜的雅乐，承袭中国夏商周三代的遗制，中国虽已大部失传，朝鲜却仍相当完整。”

    朝鲜三国时代即已流行中国的围棋、投壶、蹴鞠等游戏。《旧唐书·高句丽传》说：“高丽……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北史·百济传》称：“百济之国……有投壶、樗蒲、弄珠、握槊等杂戏，尤尚弈棋。”新罗也流行围棋，唐玄宗派邢璹出使新罗，令围棋好手杨季鹰为副使。李朝时流行中国象棋，但走法稍有不同，仕可外出，马走田字，象可渡河，兵卒可退行，将帅可去而勿用。至今在首尔的景福宫，游客依然可以玩古代的投壶游戏。

4.礼仪习俗

      韩国受儒家教育的影响很深，礼仪方面的特点是重视地位、辈分、老幼、男女之别，对地位、辈分高的及年长者和男性都要表示尊重，说话要用尊称，见面要先问候，同行时要让路，不能走在他们前面。在家庭中，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提倡“贤妻良母”，家务劳动几乎都由女人承担。男女7岁以上不能同席。女人婚后多不工作，即使工作，报酬也比男子低。

认识的人见面，一定要相互问候，可视身份关系用点头、鞠躬、握手或拥抱等形式。家里来客人，父母与客人相互行礼，再向子女介绍来客的身份、称呼，并要求子女向客人行鞠躬或跪拜礼。如在工作单位，则先将本单位的人介绍给来客。韩国人十分好客，招待客人往往尽其所能，将家中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客人应尽量多吃多喝，方能显示感情深厚。中国史书《魏史·东夷传》中记述了韩国人饮酒、唱歌、跳舞的习俗。韩国男子好饮白酒，酒量很大，互相敬酒，边喝边谈边唱，极为热闹。饮酒时按身份、辈份的高低就座，依次斟酒。位高者先举杯，依次相随。地位相差太大的人不能同桌而饮，因情况特殊不得已时，地位低的人应背脸而饮。相互碰杯时，身份低的人应用杯沿碰对方的杯身，不能平碰，否则是失礼。地位低的向地位高的人敬酒时，应征得其同意，上前敬酒时，先鞠躬，说些祝贺的话，右手持瓶，左手托瓶底。敬酒人只斟酒，不陪饮，离开时也应鞠躬。接受敬酒的人要答谢。身份地位相似的人相互敬酒时，相互斟酒，碰杯对饮。

        向客人敬烟也是韩国人自古就有的习惯。但是，身份地位低的人一般不能在身份高的人面前抽烟。子女绝不能在父母面前抽烟，更不能向其借火或接火。进韩国人家里要脱鞋，到韩国式食堂进餐也要脱鞋，因此一定要穿干净的袜子。袜子不干净或有破洞是失礼行为，被人看作没有教养。入座时，宾主都要盘腿席地而坐，不能将腿伸直，更不能分开。

通过儿子代代相传家族血脉的观念在韩国深入人心，父母去世后，守孝的是儿子。如果父母没有儿子，就要在家族中过继一个。男子可以随心所欲做想做的事，不必操劳家务。

5.婚俗

         韩国传统婚俗与中国颇多相似之处，大体包括以下程序：

议婚：经媒人介绍，男女双方家长为儿女商议婚事和订立婚约称议婚。按惯例，男女双方是依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订立婚约的。

纳彩：订婚时，男方派人给女方送聘礼，亦称“送函”。函内装书信与青、绿两色彩缎，供女方做上衣和裙子用。

纳币：结婚时，男方用两个箱子，分别装“礼状”（书信）和礼品。礼品用红丝线系好，先装红缎，后装青缎。箱子由男方未婚的亲友送到女家。

涓吉：结婚前，女方将选定的结婚日期函告男方称涓吉。婚前女方要按双方的四柱、五行进行占卜，并选择结婚的良辰吉日。

迎亲：结婚当日，新郎早起，穿好结婚礼服（纱帽、团领、绣带、黑靴），向父母行拜礼，由父母到祠堂告祝拜祖。然后新郎骑马去新娘家迎亲。随行者中的上客，是新郎的父亲或叔父，需抱“木雁”同行。一路上撒盐，以示祝贺。新娘头戴丝绒花冠，身穿彩虹婚服，向父母告别，父母则再三叮嘱要孝敬公婆，注意礼节。亲属簇拥新娘，送到中门。在院中，新郎与新娘进行“奠雁”仪式，新郎抱雁进入女家，置于桌上，并拜见岳母，请她给雁喂面条，表示新婚夫妇将如大雁一样爱情专一，白头偕老。献雁之后，新娘出来见新郎，相互鞠躬，以蓝、红两色丝线连结手腕，共饮三盏交杯酒，并交换结婚戒指。接着新娘在母亲或亲属搀扶下来到轿前，新郎掀开轿帘，新娘进入轿内。新郎骑马在前引路，花轿尾随其后。路过城隍庙时，以白布条拴在庙前。花轿到新郎家后，新郎下马入院，花轿随后越过用草燃起的篝火，才能进院门。迎接的人向花轿投撒豆粒。院子的地上铺着草席，桌子上点着一对花烛，放着两个插有松枝和竹子的花瓶，几盘栗子、枣子和柿饼，还放一只母鸡和一只公鸡。新娘下轿入院时，先向雁（由新郎家的人抱着站在院里）鞠躬致敬，与新郎对拜，相互敬酒，宴请宾客，进入新房。进新房以后，新郎揭掉新娘的盖头，亲戚朋友可以捅破窗户纸偷看，房中往往备有屏风，以便遮挡。新房中的烛火不能用嘴吹灭，必需用筷子或剪刀剪灭，否则夫妇之中必有一人会失去好运。结婚时，新郎、新娘必吃两种食品，一是冷面，象征白头偕老幸福安康；二是圆形的大年糕，象征花好月圆，夫妻相亲相爱，生活美满。婚礼当天要宴请宾客。

披露宴：婚后第二天，新娘拜见公婆，公婆为答谢新娘而举行的家宴叫披露宴。要邀请亲友和邻居参加，对因年迈或贫寒而不便赴宴的人，要送去酒食和菜肴，以表示尊敬和关心。

再行：结婚仪式后的第三天，新郎和新娘去妻子家拜见岳父、岳母及亲戚。

觐亲：新妇回娘家拜见双亲。婚后两个月或满一年时，新妇由丈夫或公公陪同，带着食品和礼物回娘家拜见父母。个别地方有三年之内不许觐亲，甚至终生不能回娘家的习俗。但聪明的人想出了中途相遇的补救办法，即亲家之间，事先约好时间、地点，婆家为媳妇备好食品并送到约定之处，同娘家人会面并在野外聚餐。


三、民间信仰

1.阴阳卜筮风水

    中国阴阳卜筮之术，传说殷周之际已传入朝鲜，而南北朝时百济确已受到中国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隋书·百济传》称其“知医药蓍龟卜相之术”，《北史·百济传》也说其“知医药蓍龟与相术阴阳五行”。新罗僻处东南隅，接触中国文化较晚，据说新罗僧道诜曾赴唐学习，传入了风水地理思想，并得到高丽太祖的笃信。至高丽初年，风水之说在韩国社会已拥有相当势力。到了宋代，高丽与宋交通，更受宋之影响而大流行。高丽显宗十三年（1022），韩祚携宋真宗所赐阴宅、阳宅图书回国。高丽文宗任用专讲遁甲和风水的宋人张琬为太史监侯。高丽睿宗时，又删定中国堪舆书编成《海东秘录》。于是风水之说，更深入人心，至高丽仁宗时终于酿成妙清之乱。

    妙清自称通阴阳秘术，得大官近臣的推荐出入宫廷，取得国王信任。仁宗六年（1128），妙清论及两京地德时，谓开京已衰，西京当旺，西京林原驿地方堪当阴阳家所谓“大花”之势，如定都于此，修建宫阙，金国必投降，并有三十六国将来朝贡。堪舆家好以山水的发脉与结局，比喻树木的干、支、花、实，凡山水聚合点，即为吉格，而成“明堂”，亦称“花势”或“花穴”。仁宗听信了妙清的话，建新宫于该地，名为“大花宫”，并计划迁都，受到一部分儒者的猛烈反对，妙清不得已谋叛被诛。高丽神宗元年（1198），正式设置山川裨补都监，计划根据堪舆原理建都，可见当时贵族受风水影响之深。

    高丽朝除风水流行外，谶纬之说也颇有势力，此类记事，史不绝书。高丽朝之后的李朝，风水谶纬之说更深入社会各阶层。李太宗鉴于国人受影响过深，父母死多逾年乃至二三年不葬，曾命焚《葬书》，并痛斥谶纬之说。但风水谶纬之说，依然流行如故。一般人为了选择吉地，纠纷不绝，或争地涉讼，或盗发古墓，“山无空穴，则掘平地，良田沃土，废为封域”。

2.巫俗信仰

        韩国人的生活中浸透着多种巫俗习惯，这些巫俗与中国的关系很深。巫俗信仰自古就蕴藏于韩国的民间信仰中，与原始社会信奉上天崇拜祖先的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韩国的巫俗信仰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用人与祖魂的沟通来解决人间问题，二是自古至今的生殖崇拜。

（1）人与祖魂的沟通

        韩国各地均可看到中国传统式样的墓碑。在首尔盆唐附近中央公园的左首山坡上，就有一个这样的墓碑，上面用汉字刻着“韩山李氏世葬之山”。旁边右侧的山坡上，有一个家族墓地，里面有大大小小的圆形坟墓，坟前立着墓碑，上面用汉字刻写着墓主人的名字、生卒、身份、生平事迹等等。

        圆形的坟墓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人自古就希望长生不老，如何实现这长生的愿望呢？若能实现个体的长生当然最好，但经验却总是粉碎这种愿望。无奈而求其次，人们转而寻求集体的或家族的长生，即从一代又一代的生息繁衍中达到整体长生的愿望，这就是所谓生生不息。圆形的坟墓就是实现这种长生的有效途径。圆象征着母体和生育，中国习俗中的圆形坟墓、6000年前中国半坡儿童死后所葬的瓮棺、成人墓葬中放在两腿间的陶罐等都是子宫的象征，是人们的回归之所，也是死而复生之地，所以许多民族的亡灵回归都指向女阴，圆形就是怀孕母亲的形状，把死去的亲人葬在这种形制的瓮棺或坟墓中，就是希望他们的灵魂回归母亲的怀抱，进入再生之门，重新降临人间。韩国首尔的国立民俗博物馆中，也有类似的陶制瓮棺。可见中韩古代的生死观颇为相似。

        猪在中国古代曾是怀孕母亲的象征，阳世之人所居之地是“家”，而阴世之人所居之地是“冢”，无论家还是冢，其字型的含义都是屋中有猪，也就是屋中有怀孕的母亲。民谚中也有所谓“无猪不成家”的说法，其实就是“无女不成家”，也就是“没有怀孕的女人不成家”。在古代，人类自身的生产特别重要，在知母而不知父的时代，人们尊崇能够生育的母亲，认为女人，特别是怀孕母亲是家的核心。韩国的古代坟墓也取这种形状，当是与古代中华文化广泛交流相互影响的结果。

        首尔盆唐地区中央公园的山坡前，立有木制的门，写有“长寿门”几个大大的汉字。长寿与门联系在一起，是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的一个特点。门既有具体的防御功能，家有家门，寨有寨门，宫有宫门，墓有墓门；也有抽象的精神内涵即沟通，能够在内外、生死、阴阳之间建立起联系，把两个互相对立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象征着人们的某种愿望，如人们常说的幸福门，此处的长寿门。

首尔国立民俗博物馆也立有十二生肖，韩国的十二生肖与中国的完全相同，只是生肖塑像的体型更圆润浑厚。在韩国各地见到的雕塑，多具这种特点，生肖塑像也不例外。

（2）自古至今的生殖崇拜

        人自身的生产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两大法宝之一，自人类猜测到两性生殖的秘密以来，就萌芽了对于生殖的好奇和崇拜，并散见于世界各地远古遗留的岩画和雕塑中。韩国人自古就有生殖崇拜，在济州岛，为祈求生育平安，古人盛行对产神的祈祷。在首尔国立民俗博物馆及河回村，展示着饶有情趣的男根、女根木雕，据称具有祈子、守护村庄、保佑丰收的含义，当是这种生殖崇拜的生动体现。其形象与江苏周庄性博物馆中所陈列的有异曲同工之妙。无独有偶，在济州的成人博物馆，也有现代版的类似雕塑。直至今日，韩国所举行的民间娱乐活动中，仍常以性行为开玩笑，如河回村的假面舞会，舞者会象征性地把牛睾丸割下来，问孩子要不要吃。韩国大学的民俗活动中，男生也常戴上乳罩，以扮演女生为乐。恐怕这也是现代人缓解生活压力的一种方式。

        在济州岛城邑民俗村，有个女性的堂神，掌管村民的诸多事情，供奉堂神的地方称为“老婆堂”，堂神的形象似乎为女人使用过的月经带。联想到19世纪中国鸦片战争时期，来自湖南的中国将军杨芳，为在广东抵御入侵英军而用过的“马桶阵”（他认为英国的军舰大炮是邪术，遂决定“以邪制邪”，搜集妇女所用的裹脚布、月经带及马桶，置于小艇，在珠江上顺流而下，以御英国军舰，其结果可想而知），令人深感中韩古代思想的相通！

        首尔的仁寺洞是出售古玩字画的所在，类似北京的琉璃厂，在仁寺洞街头，有青蛙石雕；首尔以北的法国村，也有青铜雕塑的青蛙。这些雕塑恐怕与祈求生育的愿望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蛙是冬眠动物，冬天在土中僵卧，春天醒来，在先民眼中，这种现象就意味着死而复生；蛙又是女性的象征，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有很多是蛙腹造型，彩陶上也绘有大量蛙纹。在原始人眼里，蛙多产的圆腹象征女性子宫，蛙弯曲的双腿类似女性产子姿态，所以女阴又称蛙口，女娲又称女蛙，越南一些地方供奉的女娲像就是蛙腿姿势。在先民的浑融与互渗思维中，相似的形状具有相似的功能，因而蛙便成为生育与多产的象征。在同属中华文化圈的中韩越三国，人生愿望及反映这种愿望的方式的确颇多相似之处。

2.城隍关帝崇拜

（1）城隍崇拜

    城隍始于王氏高丽朝，文宗九年（1055），宣德镇新城置城隍神祠，赐号崇威，春秋致祭；仁宗十四年（1136），西京平金富轼遣人祀城隍诸神；高宗二十三年（1236），因击败蒙古兵归功于城隍密佑，加封温水君城隍神号。李朝沿袭前朝旧俗，城隍坛与风云雷雨同坛祀城隍神。太宗六年（1406），命修治城隍堂坛场，并给守护人丁；仁祖十四年（1636），满族入侵，王在南汉命祭本州城隍以祈神助。

（2）关帝崇拜

    祀关帝始于明军援韩抗击日本丰臣秀吉侵略之役，明人极崇关羽，所以明军入韩后，诸将竞建关王庙。李宣祖三十年（1597），明将陈璘在康津，蓝芳威在南原，茅国器在星州，分别建关王庙。次年，明将陈寅又在汉城南门建南关王庙，亦称南庙。宣祖三十三年（1600），朝鲜又在汉城东门外建关王庙，亦称东庙，越三年落成，明神宗赐额曰“显灵昭德武安王庙”。二百八十年后（1882），日本制造汉城事件，阴谋发动侵略，李太王忽梦见关帝，认为有神佑，又在崇教坊东北隅建关王庙，次年落成，亦称北庙。

    李朝自宣祖以后，历代国王无不对关王尊崇备至，如《李肃宗御制武安王庙诗》曰：“生平我慕寿亭公，节义精忠万古崇。志劳匡复身先逝，烈士千秋涕满胸。有事东郊历古庙，入瞻遗像肃然清。今辰致祭恩愈切，愿佑东方万世宁。”又《正宗实录》卷八“己亥三年（1779）”条：“七月甲寅，上至仁政门外，乘马至仁兴门，至关王庙。上曰：‘以宋朝军行必拜之礼，我朝肃祖、英考亦行展拜，予小子敢不遵行？’仍谒庙行再拜礼。”清许午撰《朝鲜杂述》：“关庙（武庙也），朝鲜史载明万历年间，帝显神力震败日本军，至乱平后，昭敬王为之立庙，载入祀典，以惊蛰、霜降日祀之，牲用羊一、豕三，币笾豆尊实，乐舞同文庙。”

    关羽本为中国三国时代之武将，却被当时的朝鲜百姓视为打败夷狄、拯救祖国的民族英雄。1910-1945年日本占领韩国时，日本人亦将关羽视为他们统治韩国的障碍。根据民间传说，当日本人要破坏在全州，星州，安东等地的关帝庙时，遭到关羽的惩罚，或死亡或逃跑。朝鲜的历代帝王如宣祖，英祖，肃宗，经常亲临关帝庙祭祀，以示明朝对朝鲜有再造之恩。

        关羽在朝鲜民间传说或文学作品里的地位比《三国》其他的英雄人物更高。在当代韩国，许多读者仍然欣赏关羽所代表的价值观，因为他“有君臣之义，有兄弟之恩，有朋友之情，有久要不忘之节”。

3.道教的影响

        据台湾道教文化研究学者龚群1984年的文章提供的材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韩国拥有道坛或道观11座，道士3,400人。在古代，周边国家要求中国派遣使者传播政治制度、思想信仰、文化、科学、技术。这些使者中就有道士，道教由此而传入朝鲜。据朝鲜史书《三国遗事》记载，“丽季武德贞观间（约618-649年），国人争奉五斗米道。唐高祖闻之，遣道士，送天尊像，来讲《道德经》，王与国人听之”。据中国的《文献通考》记载，当时被请去的道士是沈叔安。唐太宗派遣叔达等道士八人到朝鲜半岛，带去《道德经》。

        宋代时，高丽又派人到中国来请道士，还培养了高丽道士，建立了道教宫观——福源宫。福源宫中有天皇堂、三清殿等。殿里奉祀三清画像。高丽的道士并不出家，他们白天在福源宫内行斋仪，晚上回家。福源宫的高丽道士用中文念经，用中文做科仪，并未使道教经典和科仪“本地化”。因此当中国的国力衰微，影响减小时，道教在朝鲜半岛上的传播就中止了。然而，道教的阴阳思想已经深入朝鲜社会，近代人在选择韩国国旗时，甚至以道教的太极图加以变化而成。

    民俗是沉淀下来的文化，从远古至1910年的约三千年历史中，朝鲜约有一半时间归入中国版图或由中国人建立的王朝进行统治，当时的朝鲜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另一半时间，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是朝贡关系，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双向移民、文化交流极为频繁，从文化角度看，可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一历史阶段，朝鲜文化属于中华文化圈。基于上述历史渊源，从文化底蕴上，韩国人普遍认同中华文化，认为自己是中华正统文化的继承者，甚至自负为“小中华”，韩国的民俗中也因此而保存了许多中华文化的因素，尽管其中有些在中国已不再彰显，但依然可以从中看出韩国社会的文化源流及其所受到的中华文化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本文来源：吴乃华的博客

[ 本帖最后由 张贺 于 2009-11-8 13:3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