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2-06 作者：张敦福 来源：文汇报
社会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阿兰·图海纳： 欧洲的传统不会因经济危机而改变
◆作为一名研究社会运动的思想家，图海纳具有深刻的社会与人道关怀，一生关心社会正义和弱势群体。在“大转型”成为全球讨论的热门话题之际，这位86岁老人的洞见，也许能为我们的思考增添新的维度。日前，图海纳先生在他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本报特约撰稿 张敦福
阿兰·图海纳（AlainTourai ne）1925年出生在法国赫曼维尔滨海，早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上世纪50年代曾在雷诺公司做社会学研究，并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受业于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思门下，却对帕森思思想中保守的一面多有批评；经过研究思考，他于上世纪60年代初创立其“行动社会学”理论，奠定了其一生以行动者、行动、社会运动等作为社会观察主要视角的理论脉络。1960年代末，他与丹尼尔·贝尔几乎同时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享誉世界，不过他的分析思路与贝尔明显迥异。1973年，他出版重要著作《社会的生产》。此外，他对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研究，对环境保护、女权主义等新兴社会运动的研究以及社会学方法的创新，均树立起他在这些领域的世界权威地位，开创了新的社会运动研究范式。1950年代起，图海纳经常往返拉美，成为拉美社会学研究教学的奠基和推动者之一，与后来成为巴西总统、同是社会学家的卡多索等结为莫逆之交，并在1980年代末将自己对拉美几十年的观察汇集到 《鲜血与呐喊--拉丁美洲的政治与社会》这本深具影响的700页巨著中。从1990年代起，他的学术生涯进入到第三阶段，也就是将重点转为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思考，其思想集中体现在《现代性批判》一书中，并在此基础上陆续出版了对我们时代的民主政治、文化认同、妇女、世界的发展模式等问题加以思考的一系列著作。
图海纳属于战后法国那一代在不同的领域均开创门派、极具创新能力的学者，在拉美和欧洲大陆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亲历和直接观察了当代世界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使得其理论论述不仅具有深度，而且极富时代气息。此外，作为一名研究社会运动的思想家，图海纳具有深刻的社会与人道关怀，一生关心社会正义和弱势群体。年轻时代，他曾深入法国北部矿上与矿工一起工作；1990年代中期，因抗议法国警察闯入巴黎一教堂驱散在里边栖居的不具合法身份的非洲移民，他愤而辞去法国移民融合高级顾问委员会的委员职务。图海纳因其特殊的学术贡献，被法国政府授予骑士勋章，并且也是十几个国家学术院的外籍院士。他迄今已出版40多部著作，今年还将有一部关于全球危机后的社会重建的新著问世。在他的著作中，《我们能否共同生存》《行动者的归来》已有中译本，《行动社会学》的中译本也即将出版。
去年11月22日下午4点至5点，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435房间图海纳先生办公室，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客座研究员、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张敦福教授受本报之托，对图海纳教授进行了专访。在“大转型”成为全球讨论的热门话题之际，这位86岁老人的洞见，也许能为我们的思考增添新的维度。
本访谈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学理论研究：以消费为核心的视角”（09BSH002）部分成果。张伦对此访谈亦有贡献
绝大多数国家都发生了转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大变化
文汇报：您是一位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有深刻洞见的思想家。一开始我们想知道的就是：对于人类当下的境况及未来，您是抱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呢？
图海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涉领域非常广泛。让我尝试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简短回答吧。
总体来说，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最重要的变化，是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发生了转型，都卷入了巨大的转变之中。在过去的三四百年里，只有几个国家，如西欧、美国、加拿大、日本等西方国家经历了工业化的历程，知识、科学等方面也有了快速的发展。现在，正如我们所能观察到的那样，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或多或少出现了快速增长，而西欧则处于停滞状况，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在我个人看来，这是一个最重大的变化。整个世界的情景就是这样。
文汇报：作为一个大半辈子生活在20世纪的著名社会学家，由您来做出比较的话，20世纪和21世纪头10年相比，人类状况究竟出现了怎样的区别？
图海纳：我觉得不能这么做比较。如果从历史变化的角度看，的确需要做出一个区分。比如，我们大致可以把这段历史分成两个阶段：1945年或二战后到1970年代是一个阶段，1970年代至今是另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重建阶段。重建工作在世界各地都是由国家所领导的。除了国家外，个人没有钱，任何人也没有国家的力量那么强大。无论是在社会主义世界还是在资本主义阵营，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都是如此。
1970年之后，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受学生运动推动，欧美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这些转型出现在1970年代，社会保障系统得以建立。这个系统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国家不仅要管理和维系自身的运行，同时还要管理所有人的社会福祉，为所有的成员提供社会保护。说法国是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行不通了。在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国家的干预力量很强。这是一个杂合的、而不是单一的经济体系。
1971年，美国政府抛弃了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我们很快地、突然地进入到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本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此同时，资本积累的区域性、局部性经济危机也发生了。
2007年以来，区域性、局部性的经济危机转化成为大规模、大范围的世界性危机。我们处在一个严重危机的时代。这次危机首先发生在建设领域。比如在美国就出现了这样的严重情况，数百万家庭失去了住房。信用危机也随之发生，西班牙等国家目前可谓灾难深重。
这些危机叠加在一起，导致了世界规模的危机，大、大公司因此受损，各国经济都出现严重衰退，即便是中国也难免受到全球危机的影响。当然，西欧和美国所受的影响最为严重。各个国家为此要花大价钱才能防止经济的进一步滑坡。
2010年以来，我们甚至遭遇到了货币体系危机。最严重的可能性就是，欧洲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状况从希腊开始，扩展到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意大利过去10年没有出现什么经济增长，其公共债务很大。作为应对，许多国家的都提高了利率，希腊曾大规模举债。眼下，我们不能确定希腊、意大利等国家是否能够从危机中恢复元气，也许需要数十亿乃至上百亿欧元去救治，才能使它们重生，欧盟也许要为此。这可能是全球危机中最深重之处所在。这些危机是真正的危机，你可以把它叫作国家预算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系统危机等等，不管怎么说，危机就在你身边，损失就在你的身边发生。因而，现在我们感到疑惑并且十分关心的问题就是：欧洲或美国的危机是否会更加深重？有没有转变或转型的其他可能？危机能否得到缓解，使欧美国家恢复元气甚至重振雄风？这些问题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欧洲的社会重建依然在进行之中
文汇报：在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化时代，一方面，全球化似乎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另一方面，各个地区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似乎又越来越强化某种意义上的社群主义。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当今时代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为什么总是出现不同程度的背离？
图海纳：早在19世纪末，斐迪南·滕尼斯 （Ferdinand T觟nnies,1855-1936,德国社会学家）就预言或期望过社群的回归。他对地方的、社区的、宗教的或宗族的等等具有凝聚力的集体给予珍视，甚至认为那些基于风俗习惯和个人爱好的团体，只要其内部有一定的组织，具备代表其成员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就可以被称为“社群”.后来，主流的看法常常把社会生活、公共生活、个人生活、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等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不断增强，作为解释、说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重要指标。按照这种思路，一体化的社群将过渡到功能分化但似乎更为合理的社会，社群似乎有解体之势。但社会变迁有着逆向的运动，一方面，我们看到生产、消费和通讯出现了全球性的网络，另一方面，社群又恢复了其原有的性状。
我们固然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但同样真实的是，以共同隶属关系、共同信仰和族群传统为基础的集团和联合体，到处都在发展壮大，社会又重新呈现出社群的特征。在这个全球化特征鲜明的社会，社会认同的基础也在发生着变化，人们作为生产者、消费者或公民的身份和认同越是难以确定，人们就越来越倾向于以人种、宗族、风俗习惯和信仰等来界定自己，而别人也倾向于这样来界定其他人。
但如果这种认同诉诸歧视和争斗，社群也可以成为服务于专制政权的社会手段，成为集权力量可资动员的文化资源，成为专制、排除异己力量的现代民族主义。历史上不乏这类现象，比如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就或多或少地呈现出这种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一种堕落的景象，即文化认同、社群主义成为替独裁政权辩护的工具，文化的东西因而具有了政治色彩和政治含义。
文汇报：前面已经讨论到，由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老欧洲目前已经处在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我们想知道的是，欧洲的困境会否导致其在文化上丧失对外包容的心态呢？
图海纳：我不能确定文化包容心等概念的表述是否准确。如果说包容或宽容，就是如何在平等、公正与多样性之间保持平衡并把它们结合起来，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恰当的途径是建立政治民主和尊重文化多样性，而这些均建立在主体自主和自由的基础上。除此之外，尚无其他坦途可循。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一个允许不同个人和群体相互自由沟通的普遍主义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和遵循，否则难以有多样文化的社会；另一方面，这个普遍主义原则对个人和群体预设了一个标准的生活方式并认为这个标准更优越，也不可能带来多样文化共存的社会。面对普遍主义原则与历史遗留的多种社会文化组织形式，欧洲仍然理不清、辨不明，欧洲文化庞大的幻象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也只是一个时期意识形态的反映，而这个时期早已经结束了。
就当前形势来说，重要的经济平衡一方面期待更多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期待更少的负债。这是很基本的情形。两者之间需要达至平衡，才不至于产生更大的危机。
最近有人说过，欧洲中央可以求助于中国，欧盟就安全了，理由是中国很富有，有很庞大的外汇储备。如果中国加入到拯救欧洲危机的行列中来，情形就会改观。但很多反对者说，中国很危险，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欧洲。在我看来，后面这个说法应该是毫无依据的废话。我们看到中国很有钱，拥有巨量的美国债务，但你不能说中国将统治美国文化--这样说是毫无根据的。欧洲在探索如何应对和摆脱危机的过程中，不管是中国、日本还是巴西参与进来，欧洲的社会组织、文化传统都不会因此而改变。我也比较确信，欧洲曾经经历过社会建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重建，目前欧洲社会重建的进程依然在进行之中，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很大影响。
文汇报：您在自己的书中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同意取消对经济的社会调控，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强者欺凌弱者，又该如何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很想当面听听您的分析。
图海纳：对国家来说，富强未必变坏，未必一定会带来危险。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涉及到，这里不用展开了。
在国家内部，穷人可以变富，富人也可能变穷或变得不那么富有。我倾向于认为，国家内部严重的不平等正在发生、在增长。不过一种新的现象则是，不只是富人变得更富，那些极其富有的人正在变得更加富裕，其方式令人难以置信。这里说的不止是那些占人口总数5%的富人。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到处都在发生，在美国尤其明显。19世纪末期，首席执行官和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曾经是25倍，而现在则是惊人的400倍。这是极其疯狂的。贫富之间的变化如此急剧，一些极靠前的人不断靠前，而那些跟不上的人则被越来越远地甩在后面。在这一方面，欧洲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尽管没有美国那么严重。
人们过去对技术充满信心，现在则心生畏惧
文汇报：在许多思想家为人类未来所开的药方中，祈盼科学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似乎是最能带来光明前景的希望所在。在您看来，这种突破真的会给未来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么？毕竟，工业革命时代的许多重要科技成果，一直还在为今天的人类所使用。
图海纳：技术突破带来进步，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看法。我比较赞同这样的说法：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技术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了，不再把技术进步当回事了，不再想当然地认为科技进步会给人类带来福祉。我相信，生产越多，意味着人们越富有，意味着可以给予每个人以更多的资源、更好的教育、更完善的医疗保障。发达技术的每次使用，都曾经带来积极的结果。然而，人们过去对技术充满信心，现在则心生畏惧，害怕科技进步可能造成某些消极后果。事实上，科技进步已经带来了可能的恶果，比如空气污染问题、地球气候变暖问题，人类生存的环境因此更加恶化。这可能是最严重的恶果。反对的力量已经出现，比如说，我们有了很强劲的反核运动，反核斗士宣称，核武器及核工业的出现造成了新的集权社会。事实上，那些掌控了核心技术的统治阶级有可能进一步掌控整个社会生活，这会使很多人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丧失自主性，后者的言论和行动均因此而受到支配。
文汇报：法国的知识分子，历史上曾经为迷茫中的芸芸大众指出了众多前行的方向。但是进入21世纪，知识分子似乎普遍丧失了为人类进步开出良方的能力。根据您的观察，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
图海纳：从总体上看，与美国和其他地方相比，欧洲知识界对危机、危险有着清醒的意识，在预防和治理危机时，也给出了很多的警醒。生态危机是人类自身造成的，是工业社会的后果，也是全球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欧洲最先把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可持续、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此而言，欧洲扮演着极其特殊的角色。在欧洲，举办了第一次国际会议，让世人知道环境恶化、地球变暖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危机。欧洲关心如何在经济活动中减少污染的产生，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损伤，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准备。在这个意义上，欧洲要领先于美国，也要领先于中国。欧洲的知识分子是这样，一般的欧洲人也是如此。
文汇报：在目前全球的大格局下，中国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图海纳：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只能给出一些大致的看法，谈谈我的印象。过去几十年，中国依赖外向型、出口导向型经济，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和有力的内部市场。这有助于避免外来危险的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明显的，与此同时，它有着强大的政治系统，内部比较统一的意识形态。中国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生活了，人们期待更好的生活，中产者越来越多。尽管对内部冲突的掌控依然是一项痛苦的、艰难的工作，但我倾向于说，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尤其是城市里的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更优裕的生活条件、更好的生活质量。中国和中国人对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危险，我也没有看到这种危险症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