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如并不是王静安
高山杉
东方早报 2010-6-20 3:22:26
若有读者想从这本书里求得有关德国汉学史的新知，
我劝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在梳理旧闻方面，貌似问题也不少。
《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
李雪涛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年6月第一版 255页 25.90元
德国汉学的译介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雪涛先生是很突出的一位。李先生早年留学德国，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对德国哲学、中国佛教史都有涉猎，翻译过雅斯贝尔斯的《大哲学家》和吴黎熙（Helmut Uhlig）的《佛像解说》，并且参与主编《多语对照中国佛教术语词典》和《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学术兴趣可以说相当广泛。李先生的大作《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下文简称《谱系》）出版也快两年了，似未见到比较有分量的评论。《谱系》一书包含五个部分，分别是“汉学史述略”、“汉学与国学之互动”、“德国思想家视阈中的中国”、“著述评述与机构介绍”和“当代德国汉学”，对德国汉学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可是，若有读者想从这本书里求得有关德国汉学史的新知，我劝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那么，在梳理旧闻方面，《谱系》的工作完成得如何呢？不好意思，我只能说，貌似问题不少。
“王静安”还是“王静如”？
《谱系》第二部分“汉学与国学之互动”，收有两篇文章。第一篇是《论民国时期德国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之互动——以20世纪20-40年代初的北平为中心》（第55-100页），其中引用了所谓王国维写的《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
中国学者逐渐开始意识到只有方法论的优势，而没有语文学的精良训练，同样是不行的。王国维在“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中对葛兰言的研究就予以了批评：“顾此失彼之事亦不能避免，故葛氏书中亦颇多误点。惟氏所用法，方在开始，史语方法训练或有未精。然如继起之人，能有沙（畹）、伯（希和）史语方法之深刻，再有葛氏社会学法之通达，则其著作必如葛氏诸书之言理持故左右逢源，且无葛氏之小訾，则混圆如一，自然颠扑不破了。”（第95页）
据同页脚注和书后参考文献（第231页），这篇文章刊登在《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1943年第二卷第八期。王国维死于1927年，他在1943年还在发表文章，难道说是他的遗稿？其实这篇文章不是王国维写的，而是王静如（1903-1990，西夏文专家、史学家）在中法汉学研究所所作讲演。把“王静如”当成“王静安”，未免有些离谱儿。李先生的同事、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不知此误，竟在序言中原封不动地加以引用（第8-9页）。海外汉学研究到这种境界，真是圆融无碍极了。不过说老实话，如果真将王静如这篇文章编进《王国维遗书》里面，倒也不至于辱没了王静安。
“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重镇”？
“汉学与国学之互动”所收第二篇文章，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背后——20世纪20年代德国汉学界对中国学者成就的漠视》（第101-108页）。这篇文章讲到林语堂（1895-1976）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跟随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攻读博士学位一事。文中引用台湾《中华民国笔会季刊》（The Chinese Pen Quarterly）1976年春季号刊发的林语堂英文自传《八十自述》（Memoirs of an Octogenarian）的汉译文说：
不久之后，我就因为莱比锡大学是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的重镇，而被它吸引住了。Siebold的语音学是很杰出的。他曾发明了一套方法，用声调去分析一本古籍。我又读到Passy的语音学，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书。这些都与分别中国古音的“等韵”研究有关。分别古韵对于决定古音是极有价值的。这要根据陈兰甫和黄季刚的根本研究入手。不过清儒王念孙，段玉裁，还有近来瑞典的学者高本汉，都已经有很大的成就。（《八十自述》，《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89页）
莱比锡大学之为“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的重镇”这个说法明显有些矛盾，可惜没能引起李先生的注意。我怀疑汉译本的“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是由于对原文中“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philology）的误读从而导致的误译。最近托台湾大学图书馆林光美馆长帮我请人查阅台大所藏《中华民国笔会季刊》和《八十自叙》（即《八十自述》）英文单行本（Lin Yutang: Memoirs of an Octogenarian，Taipei：Mei Ya[美亚]，1975）。林馆长很快转来台大图书馆王禧先生的回信说，未找到《笔会季刊》1976年春季号，但《八十自叙》英文单行本第51页的原文还就真是“比较哲学”（I was soon attracted to Leipzig because of the reputation as the home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the indogermanistic grammar）。这我就糊涂了，“印欧文法”（林语堂按照德国学术界习惯称为the indogermanistic grammar）属于语言学范畴，莱比锡大学也的确是这门学问的重镇，可是为什么会与“比较哲学”扯上了关系呢？这个矛盾实在不容易消解。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如果不是林语堂英文原稿笔误的话，恐怕是出版社在英文排版时误将“comparative philology”排成了字形相近的“comparative philosophy”，汉译者也只好照翻。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的词条？
“汉学史述略”部分所收第二篇文章，是《德国汉学的滥觞与酝酿及其在19、20世纪之交的发展》（第32-53页）。其中对汉学家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llendorff, 1847[亦作1848]-1901）的介绍，不足两百字：
穆麟德21岁时便进入中国海关任职。他后来进入了德国驻华使馆成为翻译生，一度曾担任德国驻天津领事。1883年受李鸿章推荐，穆氏成为朝鲜国王的顾问。其后穆氏遭免职，他回中国后继续在海关任职，后逝于宁波。穆麟德在汉学方面颇有成就，对满族学也有建树，同时也掌握朝鲜、蒙古等文字。重要著作有：《中国人的家法》（Das Chinesische Familienrecht，1895）、《汉籍目录便览》（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1876）、《满文读本》（A Manchu Grammar，1892）。此外他还有一篇用英文写的研究满文文学的论文《满文文学杂论》（Essay on Manchu Literature）。（第45-46页）
这些介绍没有注出来源，但从用词和布局上来看，似是摘编自《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
Mllendorff, Paul Georg von （1848-1901）
穆麟德 默伦多夫，保罗·格奥尔格·冯
德国人。1869年进入中国海关。1874年辞海关职进驻华使馆为翻译学生，后任德国驻天津领事。1883年，李鸿章荐其为朝鲜国王的顾问。穆氏赴朝后，在朝鲜组织海关，自任总税务司，又任朝鲜外衙门协办。策动朝鲜与俄国签订协定，聘用俄国教官训练朝鲜军队。事为李鸿章所知，即令朝鲜取消协定，并免穆职。穆返华后又回海关，在造册处任代理税务司和帮办。1901年死于宁波税务司任上。穆氏在汉学方面有相当成就，懂朝鲜及满蒙文字，著有《中国人的家法》（Das Chinesische Familienrecht）（1895）、《汉籍目录便览》（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1876）及《满文读本》（A Manchu Grammar）（1892）等书。《中国人的家法》有两个英译本，分别出版于1896和1925年，书名均为《The Family Law of the Chinese》。穆氏的藏书后来由其妻捐赠北京图书馆，编有《穆氏藏书目录》（Catalogue of P．G. von Mllendorff's Library）（1905）。（第335-336页）
另外，同文关于花之安（Ernst Faber）和艾德（Ersnt Johann Eitel）的介绍（第44-45页），一样没有注出来源，部分内容似也与《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相应词条有关（第124-125、131-132页）。《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编译，虽然它就像近代史所的各种新旧出版物一样错误百出，但引用一下又有何妨。
对于我们北京人来说，穆麟德不是一个距离遥远的人物。在他去世后，其藏书并非如《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所说“由其妻捐赠北京图书馆”，而是被朱启钤（1872-1964，藏书家、古建筑学家，曾创立营造学社）等人买下，后来捐赠给北平图书馆（刘尚恒：《朱氏存素堂藏书、著书和校印书》，《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5年第一期，第27-31页），现在保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穆麟德文库”。《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1年11月第二卷第三期“本社纪事”栏，刊有《德人穆麟德氏遗书之整理》一文，颇可参考：
民国三年，朱先生曾购德人穆麟德氏遗书二十二箱，约计数百余种。当时因无适当之图书馆，可以公开研究，遂暂寄古物陈列所。上年十月，经北平图书馆员之协助，在所开箱检查，移存北平图书馆暂庋，并经图书馆长袁守和先生，调查穆氏尚有未亡人，曾经通讯往复，寄来所撰穆氏传记及其书目，现正在查对中。穆氏曾充李文忠公文案，天津德国领事，浙海关税务司，生平于东方语文，最有研究，故所藏书籍，亦以此类为多。此项书籍细目，现在整理中。
听说国图已经派人整理研究“穆麟德文库”。考虑到天时地利的因素，在国内从事德国汉学史研究，实应从这里取得突破。当然，这项研究难度极大，因水平不够、方法不善、态度不当从而酿成学术研究悲剧的可能性还是大面积存在的。
今天中国学术界对德国汉学的译介，一直都有“照单全收”的倾向，缺乏选择和重点。《谱系》也有这个问题。德国汉学家有很多，哪些人的作品具有真实而永久的价值，哪些人的治学经历有可供后人模仿和借鉴的地方，这些都是需要事先考虑到的。季羡林在1947年（那个时候他既不是“季老”也不是“老季”）写过一篇《近十年来德国学者研究汉学的成绩》，其中评论福克斯（Walter Fuchs,1902-1979）的部分，对我们树立评估德国汉学家的标准也许会有一定启发和帮助：
福克斯的研究范围非常广。他的取材都是有原始性的。在许多方面他都能开一条新路。他的每篇文章都几乎能把握住一个新的问题。他所提出的问题有很多都是前人没有注意到的。关于明清两朝的地图，他写过几篇很精辟的文章。他又精通满文，写过几篇讨论满洲语文的论文。对于尼布楚条约，他也有过独到的研究。慧超旅行中亚印度的记述，他加了注释译成德文。他几年前出版的康熙时代天主教士的地图也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季羡林文集》，第六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初版，第24-25页）
正如季羡林所说，衡量一个德国汉学家的水平，一是看他的取材是否具有原始性，二是看他能否提出前人没有注意到的新问题并加以解决。具备这两项条件的德国汉学家，似应享有被中国学者翻译介绍的优先权。
据李先生说，福克斯的藏书在他离开中国后被北京大学图书馆接收，现已重新编目（《谱系》，第86页，脚注104）。我曾在中国书店买到北大图书馆剔除的一些东方学期刊，其中就有福克斯论文抽印本，上面写满了他的亲笔批注（网友八百民先生帮忙确定），还钤有他的“雨读斋”藏书印（网友tantan先生帮忙查到），属于德国汉学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要想获得有关德国汉学史的新知，非得从这样原始性的文件中取材，并据以提出新问题再尝试加以解决不可。我最想看到一部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德国汉学史研究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