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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个人：德国民俗学者沃尔夫刚·卡舒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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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中小发表于 2010-3-24 00:50 只看该作者

介绍一个人：德国民俗学者沃尔夫刚·卡舒巴

　德国很多大学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将“民俗学”(Volkskunde)改为“欧洲民族学”(Europäische  Ethnologie)。沃尔夫刚·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和他麾下的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ät)民俗学科是这一改名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于是自从1995年以来就有了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 (Institut für  Europäische Ethnologie)，卡舒巴则一直是它的掌门人。
　　沃尔夫刚·卡舒巴出生于1950年，在如火如荼的六八年学生运动中开始了在图宾根大学的求学生涯，主修民俗学和政治学。当时图宾根大学的民俗学正在鲍辛格的引导下开始转向社会科学，即后来被称为“图宾根学派”的民俗学。卡舒巴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力量，也是鲍辛格的得意弟子—他在那里完成了博士论文和教授资格论文。读者可能会问，“图宾根学派”的基本理论是什么?这是一个我无法胜任给出答案的问题。读鲍辛格的著作时，你会发现他旁征博引，视野开阔，比如他的教授论文开篇引用布莱希特对“人民”一词在政治上被滥用的抨击。图宾根大学丰厚的人文科学的思想资源滋养着鲍辛格的学术成长，在五十年代末期他曾经试图邀请海德格尔参加民俗学的问题讨论，当然为这位哲学大师所不屑一顾。他乐于借助于图宾根的哲学家关于“近视域的伦理”来分析民俗事项，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的“同时性中的非同时性”介绍并应用到民俗学研究中，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到如醍醐灌顶，耳目一新。2006年，我曾经有幸陪同户晓辉教授拜访鲍辛格，闲谈中说到自己喜欢读他和卡舒巴的文字。鲍辛格当时回答的大意是，他不如卡舒巴那么会写，那么有理论性，他只强于描述。而卡舒巴也不止一次地说过类似于我们的学科在理论上不如社会学或者社会人类学那么强之类的话，言下似乎还有抱歉之意呢。但是图宾根学派又确实有其独特的风格，这便是民俗学者作为日常生活的启蒙者的角色定位：他们不拘泥于某个一成不变的特定领域，关注在宏大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力量下在时空中涌动的日常生活，揭示普通人日常行为背后的思想、逻辑和机制。他们提出的是一些“要命”和“有趣”的问题，在他们的作品当中贯穿着社会学的想象力和民族志的洞察力，而这些正式郭于华老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对中国当代的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发出的迫切的呼吁。
　　在柏林开始读书的时候，我先是在洪堡大学的历史专业注册了一个学期，想趁机恶补通识教育并选择自己真想学的专业。当时是1996年，研究所的名称已改为“欧洲民族学研究所”，位置在东柏林核心地带，离国会大厦大约有五百米的直线距离。当时整个柏林还是一个大工地，而这一片地区更是如此。一座不大的楼房，外面还很破败的表面，里面倒是修复过了，条件还好，就是空间狭小。同一座楼里还有其他似乎比较重要的机构，反正总有门卫值班，打量进出的各色人等。门卫在德国不像在中国那么普遍，因为保安的工资也不廉价。印象中学生很多，教室里从来没有桌子，有些椅子扶手上安有块可折叠的板，这就是上好的座位。去晚一点的话，就只有光杆椅子没有折叠板了，再晚了就连光杆椅子也没有，就只好席地而坐。卡舒巴的演讲课上总是有人坐在地上或者窗台上的。图书馆就在一层，绝大部分的书籍，只要不具有太高的文物价值都开架自由借阅。理所当然我会首先考虑到民俗学，于是去图书馆查两个民俗学教授的著作目录。卡舒巴的基本著作都是关于德国十九世纪的村落研究，其中一本他和Carola  Lipp合著的《村落中的求生》厚达六百多页，是一部详细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民族志。这种村落研究与我头脑中民俗学应该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想法颇为契合，我出来的时候，国内的各种比较研究正热门呢，我还以为学了些欧洲民族学就可以做比较研究了呢。另外一位教授Rolf  Lindner的重点则是都市民俗学，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于是我决定学这个专业，但是希望国内的学历能被部分认可，免修基础课程，不必参加中期考试。于是去约见教授，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卡舒巴。我准备了一份简历，介绍了自己的学习情况，说希望中国的学位被部分承认。他说没有问题，我们这里也有很多在民主德国时期学习的学生，他们学的内容和现在的当然很不一样，但是也应该得到承认。从第七个学期读起可以吗?当然没有问题，反正我也不想马上毕业，于是皆大欢喜的结局。我记得当时他还比较小心地问我说，在德国学习是好事，可是你靠什么吃饭呢?有奖学金或者其他经济来源吗?我很感动，教授能考虑到学生先要生存，再要发展，这能让人感觉到大学里的人间烟火气息。况且，那时候中国的留学生和现在的无法同日而语，吃饭是首要问题。本迪克斯教授在她的哥廷根大学也曾经有过缺吃饭钱的中国学生，她还请学生到家里吃饭大快朵颐呢。我当时虽然很得意于自己是专业课程阶段的学生，但实际上我的知识水平非常有限，课堂上的大部分内容我无法听懂，读书速度极慢，写出来的句子根本不成形，课堂报告肯定一塌糊涂。记得有一次我在卡舒巴的讨论课堂上讲了一个报告，虽然没人直接批评什么，但是下一次课上，同样的题目又被另外一个人讲了一遍。虽然课上得兴趣盎然，但心里明白修成正果是一条遥遥无期的路。当时我的另一主课图书馆学也是耗时耗力的大工程。再往后，生病生孩子迫使我放弃了这些宏大的学习计划，转到柏林自由大学读经典的民族学或者说社会人类学和汉学，因为我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假如我想在学术上深造的话，唯一的可能是做关于中国的研究，其他的设想都不现实。
　　几年以后，傅玛瑞在柏林工业大学主持“中国日用技术研究”的项目，我在她的手下做博士论文。有一次，傅玛瑞去拜访卡舒巴。卡舒巴说，我的课上曾经有过一个中国女性，对这个题目肯定有兴趣，可惜后来她就不来上课了，不知道现在去了哪里。傅玛瑞说，我知道您说的这个人是谁，她现在在我的项目里。大家感叹世界真小。从此以后我就偶尔去拜访他，但是他总是特别忙，约个时间很不容易。他从来不是我正式意义上的导师，我从来没有在他那里考过试、打过工、挣过钱，但是我在心里一直把他当成我在德国的三个引领之师中的一员。卡舒巴没有给我授业、传道，但是他无数次给我解惑。他会仔细地听你有哪些材料，你在思考哪些问题，他会很敏锐地抓住你的要点，给你点出一两个关键词，让你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有这样的对话者，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福份。
　　卡舒巴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教师。我曾经两次听过他的“欧洲民族学导论”的演讲课(Vorlesung)，两次之间相隔三个或者四个学期。每次他都会发给学生一份演讲提纲，上面是本次内容的核心题目和关键词，也包括核心的文献。对比两次课的提纲，我发现尽管总体结构上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但是在某些用词上有变化，换过的词汇更精确更优美，可见他一直在完善着他的提纲。他的这些演讲课程也都是有讲稿的，大概每个课时都会有二十页左右，全是打印出来的，但用的是废纸的背面。我想这个细节是很可以说明他的做事风格和态度的。他撰写(不是主编的)的教材《欧洲民族学导论》已经成为这个学科的经典，在民俗学界的影响令人瞩目。该书1999年初版，2006年已经出了第三版。在德国，大学里是没有统一教材的，学生和教师对教材的选取具有完全的自由。即便并不在他们的学科里面的学者，如我所知道的简涛老师，傅玛瑞教授也都读这本书，而我自己当然也从中受益呢。
　　卡舒巴的研究起步于1848/1849欧洲革命时代乡村社会转变的民族志建构，但是他从来没有将自己视为历史人类学者，而且他也再没有做过类似《村落中的求生》这么细致的历史个案研究。但是我相信他在学界被认可肯定和这本书不无关系：对各种不同类别、风格、内容的历史文献的把握和使用，让人看到他在这个技术层面上的纯熟。Carola  Lipp还一直还没有放手这些材料，只是不断地引入新的分析方法如计算机辅助的社会网络分析来利用这些材料，来发掘新的分析角度，如亲属关系变迁与公民社会的萌芽等。卡舒巴似乎放弃了历史性的研究，他也从来没有将历史人类学、历史民俗学当作自己的招牌领域。的确，在人类学、民俗学与历史学的交接点上，德国学术界曾经做过很多工作，而卡舒巴他们的村落研究只是这一趋势开端之时的作品之一而已。
　　很多民俗学圈子里的人对哥廷根的民间童话大百科全书都有所耳闻，因为那里是民间文学研究的重镇。其实哥廷根还有一个隶属于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马普历史学研究所。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其新的研究方向为日常生活史、历史人类学(其代表人物为Alf  Lüdtke,)思想观念史、“历史学作为历史性的文化科学”(其代表人物为Otto Gerhard  Oexle)，认同感、记忆、历史经验的重新构建与生活世界都是那里的主题词。兼跨历史学与人类学两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当首推美国人David Sabean,  他曾经师从杰克·古迪一年做博士后，于1976-1983年间在哥廷根的马普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任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历史系的杰出教授。他关于一个村子里的亲属关系的研究已经出版了三大本著作，其材料的丰厚让人不堪卒读。但是他的另外一本书Power  in the Blood: Popular Culture and Village Discourse in Early Modern  Germany(1984年初版英文版，  1986年和1990两次出版德文译本)则采用了一种类似讲故事般的叙述手段，以一起凶杀案的审理档案贯穿起血缘、婚姻、利益关系、宗教力量、行政层面上法规、世俗道德的准则等不同层面和关系的纠结，兼具大手笔娓娓到来的从容和侦探小说般层层铺开的悬念。这些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远远不止于对历史文献的使用—那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其想要展示的力度，也可以说正是历史人类学的魅力所在的地方，恰恰是提出问题，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这也正是赵世瑜老师所强调的，用历史性的材料去“说事”。
　　在对历史的解读中，卡舒巴力图说的是“大事”，是欧洲现代阶段的时间与空间的感知。这就是《跨越距离—解读现代欧洲的时间与空间》一书，出版于2004年。我的理解是，这本书的目标读者群普通知识读者，其写作风格有非常好的可读性，不以掉书袋为目的，更多的是攫取通行的、广为人知的材料来做分析，从歌德的旅行日记，到普鲁斯特的小说或者保罗·塞尚风景画，其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文学、艺术、媒体、音乐、哲学等。书里涉及到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比如媒体的流行和教育的普及在个体经验表述与社会总体经验表述上的纠缠，因为媒体的认可(比如一封读者来信是否能被发表)和标准化的表达(学校里的作文格式和习惯用语)在不知不觉中限制了个体对事物的个性化感知，正式出版物上来自各阶层的表达方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再比如新技术产品出现对时空感知的冲击和震撼。和卡舒巴的其他著作相比，学术圈对这本书的反应相对冷淡，原因是其思想上的原创性不足，因为时空感知是文化史上的大题目，很多细节的问题都有人做过，很多话别人也说过。比如，Wolfgang  Schivelbusch的铁路文化史就是在讨论铁路的出现和乘坐火车的经验给旅行者在感知和描写风景、感受和谈论时间空间距离上引起的震撼和革命性变化。当然，在细节和深度上，卡舒巴的书是无法与之比肩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卡舒巴这本书的最大贡献是把关于时空大事的思考以浓缩的方式呈现给普通的读者。
　　卡舒巴在学术上的最大特点是将自己的学术关注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变迁和转型联在一起。这可以从他主编的一系列书籍、他参与和指导的研究项目、他自己的单篇论文中看出来。它们涉及的都是当下的社会热点话题：社会断裂中的日常生活，转型社会中的非正规性、信任和不信任、都市文化与族群性的表达、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二十世纪都市性问题的比较研究、大都市里的民俗、民俗学学科史、知识史如何作为社会史的一部分。在他看来，一个学科对自身的学科史的梳理是必要的，但它的目标是将知识的生成和传播当作整个社会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的眼界不囿于学科自身的内部，而是更多地关注知识生成的社会关联和制度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史、学科史都是社会史的一部分。他麾下的研究者们一点也不惮于比较研究，他们关注的范围并不限于德国境内，比如他主编的论文集Representations  on the Margins of Europe. Politics and Identities in the Baltic and South  Caucasian  States，是关于波罗的海地区和南高加索地区的族群政治研究的结果，他参与的二十世纪都市文化与社会研究项目是比较柏林和纽约这两个大都会，而最新近的项目则是“犹太人的空间—柏林和布达佩斯的比较”。
　　卡舒巴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学者。他永远将自己融入火热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之中，他是活跃的参与者，敏锐的观察者、细密的分析者、严肃的批评者、乐观的建设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柏林的粉丝。1990年，四十岁的卡舒巴从图宾根来到柏林，接手洪堡大学民俗学专业的改制工作。1995年，他成立了现在的欧洲民族学研究所。可以说，他亲眼见证了两德统一之后柏林作为政治上的首都、国际化的大都市和多元文化的心脏地带充满了艰难、痛苦、但也充满十足的生机与活力的转变过程。今年一月，欧洲民族学研究所为纪念成立十五周年召开了一次讨论欧洲民族学的范围和前景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猜想，这也是研究所的同仁们送给卡舒巴六十岁生日的礼物。会议的担纲主持是两位不久前刚刚走马上任的60后年青教授，论题是几个有创新潜力的领域，每个论题组只有一篇主要论文，两人评议，两人主持。卡舒巴本人非常低调，不做功绩综述，不做主旨演讲，只是关于“民族学与社会”这一总结前瞻性讨论小组中的一员。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德国民俗学中，卡舒巴可能属于即便自身低调并不张扬，别人却也很难忽略其份量与实力的学者，因为他在民俗学学科建设上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的研究所已经从成立之初的两位教授发展到现在的六位教授编制。在德国的现行体制中，象民俗学、人类学这样的小学科，一个研究所通常只有两到三个教授。哈勒的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也堪称德国人类学的重镇，也只有四个教授。不久前一位教授荣休了，就剩下了三位。而在哥廷根新成立于2007年的马普文化与宗教多元性研究所(其前身为马普历史研究所)也只有两个教授。虽说教授编制的数量和学术成果的质量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是至少可以表明该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在柏林的洪堡大学，学生们感觉不到民俗学或者说欧洲民族学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学科。他们有很多的学生研究课题组，独立的研究、调查、写作、展览、发表作品，锻炼了能力，丰富了履历，他们成为工作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一群人。卡舒巴总是鼓励学生们做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但他也从来不忘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再精彩再有趣的课题本身也不能当饭吃。所以他关心学生是否有经济来源，他试图把未来职业生涯的要求融入研究所提供的专业培养之中。他们的学生知道什么叫学有所用，尽管在德国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当中，这样的情况也当属凤毛麟角了。
　　美国的鲍曼，德国的卡舒巴?也许这样的类比并不恰当。鲍曼提出了富有影响的“表演理论”引起了超越民俗学界本身的广泛回应，为民俗学赢得了理论声誉。如果说，美国的民俗学真有危机的话(我不太了解)，那么鲍曼的“表演理论”给了美国民俗学一针兼具镇痛与提神功能的强心剂。和卡舒巴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则没有这样清晰的理论图景和设想。可是读他的文章、与他谈话的时候，你很难想象一个缺少理论功底的人会有如此敏锐和先锋的想法和思路。就像鲍辛格认为自己没有理论只会描写，而受到他的激励和启发、尊崇他的学术思想的人当中却不乏理论大家。也许德国民俗学走的是另外一条应对理论的路，即像陈泳超所希望的理想状态那样—把理论化开融入对民族志资料的解读之中。卡舒巴在组建了洪堡大学的欧洲民族学研究所之后，没有过拯救德国民俗学、欧洲民族学的英雄壮举，因为这根本不需要。这个学科伴随着社会进程一路顺利走来，不光没有被轻视、被厌弃，恰好相反，似乎有没完没了的课题在等待着他们去做。也许，假如没有一个卡舒巴这样的人在柏林，洪堡大学的民俗学真的就危机了，就需要英雄的出现和拯救之举了。历史没有假如，民俗学的学科史也不必在假如的基础上去预设什么。我们该因此感到多么幸运。
　　后记：应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联合邀请，卡舒巴教授将于三月底到四月初到北京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杨利慧希望我能写些介绍卡舒巴和德国民俗学的文字。既然身在德国，能读德文，即便置身于民俗学的边缘地带，我仍然觉得责无旁贷。但是，实话实说，我觉得自己也很难客观地从总体上评价德国民俗学的特点或者卡舒巴的个人成就，因为我毕竟对这个学科不太了解，只能说是个票友，是个粉丝。我试图以个人的亲历经验穿起自己的印象和看法，纯属主观评判，仅供参考。还有一点想说的是，鲍辛格曾经讨论过Einfach这个概念(据说最早对其进行哲学上思考的是海德格尔)在民俗学者中的结果。Einfach字面上的意思是简单、单层的。民俗学者对某种观点和说法的接受中，会有两种Einfach的可能性，一种是直接了当的、全盘的、不加思索的、没有任何批评反思的接受。另一可能性则是以一种把对象简单化、简约为与自己所预期的结果相符合的方式去接受。两种倾向均应避免。我想，与卡舒巴的交流大概也需要避免这两种倾向。一个月前，我在他的办公室里见到他一脸超常的疲惫。他说刚刚准备完在北京的演讲提纲，给主办者发过去了。他还要准备些图片资料，给听众一个直观的柏林印象，以便帮助听众容易理解他的演讲内容。这些图片都是他自己在准备，他没有让秘书或者研究助手去做，尽管他有两个秘书，n多助手。我猜想，他的演讲肯定不会太简单。只是我无缘亲自聆听，甚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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