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冰

世界上有许多大博物馆，只因为里面的宝物太多，文化底蕴过于深厚，结果让观光客们无所适从，最后只能从这艺术珍品的汪洋大海之中，挑出几件所谓的“宝中之宝”，把它们作为象征物来对待─游客们只要能找到这几样东西，就算是到此一游了。
巴黎的卢浮宫有所谓的三宝：维纳斯、胜利女神和蒙娜·莉莎。她们的小头像在宫殿里到处都可见到，那是为了人们寻找目标方便而特设的路标。来自万里之外的游客们，楼上楼下地跑上一圈，只要把这三个女人找到了，卢浮宫也就算是逛过了。
不过，卢浮宫的三宝还比较有代表性。两尊雕塑和一幅绘画，都是出自欧洲文艺鼎盛时期的佳作或名匠之手。而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三宝，就有点不可思议了。有人把清明上河图、翠玉白菜和肉形石看作是故宫最有人气之宝物，有人把毛公鼎、翠玉白菜和肉形石稱作「故宮三寶」。清明上河图和毛公鼎的价值，当然是无可争议的。但翠玉白菜和肉形石两样，又因何而成了故宫的招牌了呢？
在故宫导览图里，放置这两样东西的302展室被特别地标识了出来。屋子里十分拥挤，门口居然还排着长队！放在玻璃柜中的翠玉白菜只有18公分长，看上去很不起眼。肉形石除了像一块肉之外，更是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艺术价值来。两件都只是清代的文物，前者是光緒皇帝妃子瑾妃的嫁妆，据说用白菜象征清白，上面的两只昆虫是寓意多子多孫的螽斯和蝗蟲。
走进故宫的纪念品店，满目也都是翠玉白菜：以白菜为封面的导游手册、笔记本、白菜形的钥匙链、开瓶器、白菜装饰的果物盒、名片盒、镜子、文具、邮票……等等。给人的印象，就好像偌大的一个故宫，归根到底却只剩下了一棵白菜。要想买什么纪念品回去，恐怕也只能选择白菜了。买不买呢？正犹豫着，同行的一位老师干脆地摇头道：“不要！白菜我家里有，好几棵呢！”原来他前几次来台已经买了。但听上去就好像是说他家里有普通可吃的白菜似的，逗得我们大伙都忍不住捧腹大笑。
记得我9年前来台时，故宫里还没有那么多的白菜。到底是什么原因，把一棵白菜生生地捧上了天？难道真是因为大陆游客们来得多了，故宫才故意这么炒作？是对大陆游客的一种歧视，认为他们反正也不懂什么真正的艺术？抑或是为了降低台湾故宫在大陆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免得他们见了那些稀世珍宝后眼红和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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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  [时间:2010-3-20 23:43]

[ 本帖最后由 王霄冰 于 2010-3-26 21:23 编辑 ]

施爱东

白菜作为宝贝，也许是因为它的材质，而不是它的艺术价值。

张润平

我想二者兼有吧。难得的材质再加上巧夺天工的技艺，把中国人特有的玉文化表现得反映得淋漓尽致。他的表象是白菜，但这个白菜是齐白石式的白菜，是蕴涵着中国人独有的玉文化的白菜。玉文化是唯一贯穿中国人史前直至今天的脊骨式的独特文化。这个“白菜”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是深刻的，是有代表性的，而且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马知遥

俺只知道在民间老百姓家里也经常有石头或者玉石雕刻的白菜，不是取个彩头：发财之意吗？如果用白菜象征纯洁似乎牵强了。

张润平

我对老祖宗七八千年以来流传下来的玉文化并不懂。情急之下就找来资料学习，同时又想到何不把它贴出来，供更多想看的同仁看看，我选了三篇文章。

张润平

　　玉知识汇总

　　作者：同程会员转载　　 来源： 网络　　2006-8-17

　　中国玉器的发源

　　根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考证：中国玉器诞生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今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从出土玉器考证，公元前四五千年前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黄河时代距今8000-4000年之间，此后玉器与钢器并用了约1000年，玉器盛行上下约3000年，我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绵延时间最长的国家，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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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人们对玉认识

　　主要渊源于原始人们审美意识的发展--在选择打制琢磨玉石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玉石的坚硬美观，继而赋予它原始的信仰和崇拜意识从而孕育产生了原始宗教笼罩下的装饰和仪礼玉器。

　　“玉”字始于我国最古的文字商代甲骨文和钟鼎文中。汉字曾选出从玉的字近500个，而有玉组词更是无计其数，汉字中的珍宝等与玉有关，在古代诗文中，常用玉来比喻和形容一切美好的人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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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的解释

　　“玉，石之美者，”这一注解从物质上(石)和艺术上(美)两个方面科学地阐述了“玉”字的概念。“象三玉之连其贯也，即玉象形字初意是三块美玉用一根丝绳贯穿起来，是“丰”型。也喻意古人用玉象征万物，“三玉之连”代表天地人参通。玉代表天地四方及世间帝王，能够沟通神与人的关系，表达上帝的信息和意志，是天地宇宙和人间祸福的主宰。

　　中国的四大国粹：国画，中药，京剧，玉器。 中国人自古以来传统的用玉观念：尊玉、爱玉、佩玉、赏玉、玩玉、藏玉。 以玉组成的诗词：

　　金猴奋起千匀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美人赠我琴琅汁，何以报之双玉盘 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始终不绝

　　有关玉的民间传说故事 “完壁归赵”

　　还是那块“和氏壁”，到战国后期，被楚国用作向赵国求婚的聘礼，赠给了赵国，秦国也非常想得到它，就宣称愿以十五座池交换赵国的“和氏璧”虽名曰交换，其实只想骗而取之，赵国也明白秦国的用意，但因惧怕秦又不敢拒绝，于是便派机智勇敢，足智多谋的蔺相如担任出使秦国，护送“和氏璧”去秦国交换城池的任务，在谈判过程中，蔺相如识破秦国的阴谋，略施小计，从秦王手中夺回了“和氏璧”，并顺利地返回赵国。后来，秦统一七国，这块“和氏璧”便被秦始皇琢成世代相传的“传国玉玺”，上刻“受命天子。既寿永昌”八个篆字，成为帝王无上权力的象征。

　　“弄玉吹箫”

　　弄玉是古代神化传说中的神仙佳人，据说是秦穆公的女儿，生时正好有献来一块碧色美玉，一周岁生日时，宫中摆了很多珍珠宝石，其女独抓取此玉，弄玩不舍，因此起名为弄玉，弄玉长大后资容绝世，聪明能干，善于吹箫，不用乐师，就能自成音调，穆公令巧匠剖此玉做成箫，弄玉吹之，声音如凤鸣。穆公宠爱此女，特为她修筑“凤楼”。楼前建有高台，名“凤台”，随后穆公欲为其女寻求佳婿，而引出了吹箫引凤，弄玉成亲，龙快婿的典故。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要求君子时刻佩玉，并用玉的品性要求自己，强调不仅要用佩玉规范人的道德，还要用鸣玉之声限制人的行为动作，也即在行走时，用佩玉镪鸣之声，来躯除非辟之心。

　　近代赵汝珍在《古玩指要》一书中有关传统的爱玉、重玉风尚

　　凡京中之中上等社会人物无不腰缠累累叮叮当当者，居则以玉为消遣之品，行则以玉为表示富厚之征，朋友想见，必以玉为主要论题，居家无玉，宛如非士夫之宅第，服饰无，直同非完整之衣履;身上无玉似不便于友朋相会;无玉之知识，宜不能插入友朋集会之谈话。玉之重要如此，故社会人士无不竭力以求之者。我国古代三大中医巨著中有关玉的保健和医疗作用《唐本草》、《神农本草》、《本草纲目》中均称玉可“安魂魄，疏血脉，润心肺，明耳目、柔筋强骨......”而据代科学测定，玉材本身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如锌、铁、钢、锰、镁、钻、硒、铬、钛、锡、钙、钾、钠等，长期佩戴对人体有益，这也是为何佩玉之风在当今又趋流行的一大原因。

　　玉宝与人体经脉相通，有下列奥秘：

　　耳环--耳朵与膀胱、泌尿系统经脉相通，所以用“壁”(新石器时代的纺轮。)锯开约耳厚的向缺口，挂在耳朵上，可以经常刺激泌尿正常活动，在古时候称做“?”，现在人们叫做耳环。

　　项链--颈项、咽喉、胸等部位与生殖系统经脉相通，以美丽的珠玉、穿孔串好戴在颈部，可刺激行生殖系统健康活动，这就是现在所称的项链。

　　戒指--十指与五脏六腑及神经系统经脉相通，所以拿小的孔大壁薄的“璧”套在手指上，称为“瑗”。而各手指的经脉又依阴阳五行说的延伸内涵有着不同的解释。食指为胆，肝脏系统;属未、属仁，中指为心脏及循环系统：属火、属义。无名指为肺脏呼吸系统;属金、属礼，中指为肾脏及沁尿生殖系统;属水、属智，拇指为脾、胃脏及消化系统;属土、属信。依上述之解释，将“瑗”戴在小指以增智慧，戴在无名指则知礼节;戴在中指可增强行动力等。这些小“瑗”就是今天所称的戒指。宝玉石首饰周围会产生一种磁场，色彩也可激发能量，对人体具有保健功能。

　　用五行学说来区分玉色：

　　古人将玉色与天，地，四方联系起来，分为苍、黄、青、赤、白、玄等色，这在战国时期的《周礼》中和《吕氏春秋》中有记载，所谓六器中的壁之苍，粽之黄、圭之青、璋之赤、琥之白、璜之玄等皆为古代对玉色的典型用例。

　　《礼记》中对玉质美的阐述

　　“大圭不琢，美其质也”，即指天子使用的大圭不在其上镌刻纹理，所尊贵看重的是玉料本身优美的质地。这是对当时礼器的一个具体规定，并写进国家的礼仪制度之中。

　　古玉的制作工具 旋车--即以脚皮带传动装置来带动轴管，轴管端头可变换各种金属转跎，用跎子再通过加水的碾玉砂媒介来磨琢玉料。

　　玉器的制作工序 选料--开料--画样--粗琢--打眼或掏膛--细雕(了手)--抛光等工序。

　　古玉的雕琢手法 阴制、浮雕、透雕、圆雕、镶嵌。强调因材施艺，根据玉材分大小、形状、色泽等巧作构思，还有“巧色”就是利用同一玉材上的不同色彩。设计在自然天成、巧夺天工的奇品。

　　古玉的发展主要经历的几个阶段

　　(1)孕育期--新石器时代(公元前5000-2000年)

　　(2)成长期--夏商周(公元前2100-770年)

　　(3)嬗变期--春秋战国(公元前770-221年)

　　(4)发展期--秦汉，魏晋南北朝(公元前221-公元589年)

　　(5)繁荣期--隋唐五代宁辽金(公元581-1279年)

　　(6)鼎盛期--元、明、清(公元1279-1911年)

　　和阗玉的产地和特征：

　　和阗玉又称昆玉，主要产于昆仑山北侧，东起若羌，本至啥什，蕴藏丰富，其玉质细腻柔润，坚硬而有韧性。所以也称为软玉，是玉类中的名贵品种，(其中有质地很纯的青玉，有墨玉中佳品，糖色墨工，有珍贵细腻如羊脂的高白玉等)不含质和裂纹的玉质，深理地下三千年丝毫不带水土和共他矿物质侵蚀痕迹，可见其玉质的纯正，“和阗”在当地的维吾尔语中，意思为“玉石村镇”。

　　古代采玉的传说： 《新五代史》中记载：

　　古称有些河以所产玉的颜色得名。出白玉称白玉河，出绿玉称绿玉河，出墨玉称乌玉河，由于和田玉地区的子玉稀贵，故每逢秋天来临，水位下降的捞玉季节，一般人是绝对不让进入玉河的，只有待于阗国王先下去捞过一遍后，才允许其他人下水这一传统一直沿袭到清代。

　　《西域闻见录》对清代和田采玉作了形象的描述：

　　河底大小石子错落平辅，子玉夹杂其间，采玉工作全过程全由政府官员严密控制。稍远处的岸上有一官员监察，近岸处有一官员监视。由地方上选派可靠脚的灵敏感觉采探玉子，一旦发现，即弯腰捞起。岸上随行的人即击锣一下，官员连忙用红颜色做记号，经保证河中发现玉子数量不致差错。由于和田稀贵，清政府采取的措施十分严格，全部垄断。在嘉庆十年秋季的一份咨程中，有关官员不但将叶尔羌、和田两处采获的玉石，每一块点得一清二楚，而且还将它们的总重量算到了“钱”、“分”的微小单位。并以品种不同，为列两城捞到的白玉、白玉子、葱白玉、葱白玉子、青白玉、青白玉子、青花玉，青花玉子、青玉、青玉子，各有几块，各重几斤几两、几钱、几分。

　　我国琢玉何时进入以和田玉为主体的时期，其主要特点 商、周时期，我国玉器由原始社会的彩石玉器时代进入了以和田玉为主的时期。

　　其主要特点为：

　　(1)出现了以殷都为中心的玉器制造业。

　　(2)殷都王室以纳贡、变换或掠夺等手段向各国取玉或征玉。

　　(3)殷王室设有了王府之类的专制玉器手工作坊。

　　(4)有了一支相当规模的琢玉队伍。

　　古玉的品种和用途

　　礼器、仪仗器、佩戴器、丧戴器、玩赏器、实用器等。

　　礼器及其用途

　　包括玉璧、玉琮、玉圭、玉璋象主要用于祭神灵，也作朝聘符节等。如玉璧礼天、玉琮礼地、玉璜礼北、玉璋礼南、玉圭礼东、玉琥礼西。

　　仪仗器及其用途 玉斧玉刀原系工具或武器，但不作实用，而是在王室典礼中用以增威严。

　　佩戴器及其用途

　　饰耳的玉环、饰颈的玉璜、饰首的玉篆、饰腕的玉镯、饰腰带的玉跨、饰剑的玉具剑等，及悬于身上的玉龙、玉蝶、玉叱、玉人、玉动物等，还有些往往组合为成套杂佩，是贵族的重要仪饰，起神像崇拜，象征祥瑞，寄寓繁兴、君子表德等到作用。

　　丧葬器及其用途 玉衣、玉晗、玉握、玉塞筹专供殉葬。如，形如婵状的玉晗、置放在死者口中，寓意死者能像婵那样，入土复出，脱壳重生。

　　玩赏品及其用途 如供陈设的玉人物、玉动物、玉仿古彝器、玉山、玉插屏、玉如意等，纯作艺术欣赏。

　　实用器及其用途

　　如束腰的玉带钧、朝廷的玉节玺、或玉杯、玉碗、玉盘、玉壶等日常生活品和玉镇纸，玉笔筒文房四宝工具。除实用外，有的还兼具装饰之功能。

　　古玉纹饰的题材和手法

　　古玉纹饰取材广泛，特点鲜明，有龙纹、凤纹、鸟纹、兽面纹、谷纹、蒲纹、弦纹、回纹、乳丁纹、卷云纹、人物纹、山水纹等。艺术手法主要运用写实、夸张、变形及图案等来摹写各种适合内容、构思奇异，独具魅力，有些吸取了绘画、雕塑及其它工艺品的有益成份。有些则是中外文化相互交流融汇的产物。

　　从形状上看玉璧的含意

　　璧环类玉器是园浑无棱角的造型，因此具有和善之命和始终不绝之意。按照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圆形的青玉璧是祭天品。所谓“苍璧礼天”就是此意思。

　　从形状上看玉琮的含意

　　琮的形制是方圆皆含的，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圆方贯穿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说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

　　佩戴不同纹饰的玉璧的寓意 谷纹--表示五谷丰登、丰衣足食 云纹--表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蒲纹--表示草木茂盛、六畜兴旺

　　尽管佩戴不同纹饰的玉璧，其寓意有所区别，但大体上离不开纳福呈祥，平安如意这些古代风俗。

　　古代朝会所用之玉

　　周天子为便于统治，命令诸侯定期朝觐，以便禀承周王室的旨意，为表示他们身份等级的高低，周王子赐给每人一件玉器，在朝见时持于手中，作为他们身份地位的象征。比如，通过不同尺寸的圭，显示了上至天子、下到侯位的不同等级;同时不同尺寸的圭加以不同的名称(如镇圭、桓圭、信圭、躬圭)等，也显示了周室安邦理国的信念。

　　古代作符节用的玉圭 不同形状的圭是赋予持有不同权力的依据，如：

　　珍圭--如召守臣回朝，派出传达这个使命人必须手持珍圭作为凭证。遇自然灾害，周天子派去抚恤百姓的大臣所持的信物，也为珍圭。

　　谷圭--持有者行使和解或婚娶的职能。 琬圭--持有者行使嘉奖的职能。 琰圭--持有者行使处罚的职能。 我国迄信发现年代最早的俏色玉器:

　　距今3000年前，殷商时代，河南安阳小屯村北出土的营玉鳖，巧妙地把握玉料的自然色泽和纹理特点，将原有黑褐色皮保留下来琢成鳖的背甲。头、腹、足均为青白色，黑色双目和白爪上都留着黑色爪尖，从而把玉鳖表现得更为真实、神韵天成，妙趣横生。

　　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汉代玉器 无帝渭陵附近出土的缕空羊脂白玉、仙人奔马、玉熊玉鹰、玉避邪，皆以和田玉制成。

　　我国最大的一件古玉制作品

　　《大禹治水图》玉山，现藏故宫博物院珍宝馆，为青白玉，高22厘米，宽96厘米，重约5300多公斤，由清代扬州玉工制作，前后共用10年时间完成。

　　中国最早大件玉器

　　元代《渎山大玉海》，现存置于北京团城玉弓亭内，重3500公斤，高0.7米，直径1.35米,椭园形经围4.39米,底深0.55米,壁厚.0.22米,

　　酝酒三十余担,传为忽必烈酝酒器物,为四川珉山之玉,公元1265年制成,距今七百余年,上面琢有海马、海猎、海龙、海犀，采用深浅浮雕技法，其特点继承发展了我国琢玉工艺，量料取材和因材施艺的传统技巧，此外在俏色方面也有独到之处，玉海形体厚重古朴，气势雄伟，雕刻纹饰即粗旷豪放，又细腻精致，具强烈的神秘感和浪漫色彩。

　　明代末期我国著名的琢玉大师

　　陆子冈，他是我国最早以作品和艺人相联系的琢玉名家，其作品大部分均落款“子冈”、“子冈旷”、“子冈制”，他擅长各种造型玉器，尤以子冈佩最出保，他的平浅刻无论是画面还是真草隶篆字体都堪称绝妙之作。

　　我国最早的一部金石学图录 清光绪15年(1889年)吴一薇编撰的《古玉图考》。 我国近代古学兴起后的第一部运用发掘出土玉器并参证古文献

　　进行论述的重要著作 近代古学家郭宝钧先生撰的《古玉新诠》。

　　我国第一部古玉学术研究专著

　　清光绪15年(1889年)吴一薇编撰的《古玉图考》。

　　我国原始社会玉器造型的主要特点

　　玉器形体大体都是一些平面体、柱状体的兵器、礼器和一些珠饰、片饰等。具有对称、匀衡、整齐、光滑、实用的特点，器形均为素面，偶尔出现极简单的阴刻线纹。

　　夏商周奴隶社会玉器造型的主要特点

　　器形单简练，具有象征性，装饰性，花纹装饰趋于抽象化，向何纹化、平面化共风格与青铜器相吻合，用线蜒劲、流畅、生动自然，能动用勾撒手法在一些表面上琢出很精致的深浅浮雕花纹。

　　春秋战国玉器造型特点

　　基本突破礼仪器的形制，创进了精雕细刻生动传神的具高度艺术造诣，精致灵巧作风的新型玉器，较为自觉地运用对称、平衡、排列、紧凑等规律，由平面向隐起，由简向繁方面演变，采用隐起缕空，阴线，单面成双面的雕琢手法，其典型的春秋玉器有玉牌;战国代表作有：玉多节佩(精美绝伦)，玉龙首璜，玉兽面纹琮，和阗黑玉带钩(精美玉器)等。

　　秦汉魏晋南北朝玉器造型的主要特点

　　汉豪放博大的风俗，在造型、琢磨、镶嵌诸方面都有重大发展，搂空技艺普遍应用，构图打破对称的格局，成功地运用均衡规律，求得变化灵巧效果。大胆应用s形结构(尤其在纫虎身躯上运用广泛和成功，给人以无穷的动态美。)在雕琢手法上，如明人高濂所说：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宛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断续，严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刚卯上的刻字，其钩字之细，其大小图书、碾法之工，宋人亦自甘心。

　　隋唐五代玉器造型的主要特点

　　隋唐玉器形夸张、气韵生动。在琢制手法上大刀阔斧，与当量绘画、壁画、雕塑(石雕、泥塑)风格相一致，发展相吻合。在造型上，人物、动物、重在揭示对象的精神面貌，夸张其形体的突出关键部位，颇有浪漫色彩，不挫法度。在碾琢上，擅用较密集的阴线，装饰细部，类似绘画上的铁线描，有的隐起注重起伏，不加任何刻饰，浑厚自然，气韵生动。出现了金镶玉、金玉互为衬托。

　　宋辽时期玉器造型的主要特点 宋辽金玉器着力表现对象的内心世界，而且能准确地进行细部刻划，细腻精练，真实自然，故以

　　“形神兼备”概括这一时期玉器的特点比较适合。宋代玉器受绘画影响形成自已的面貌特征，尤其是玉器装饰题材在写实主义花鸟画影响下，出现崭新面貌，适应现实主义方法的缕雕技艺进一步显示出生命力。如这一时期的“玉折枝花饰、花锁”、“双鹤御草饰件”等均达到生活与艺术的高度统一。金石学的兴起，促使古玉的收藏和考证之风萌发，唐创新，宋模古，这是人们对唐宋两个时期不同艺术思潮的总评价。

　　宋代铭刻玉器的代表作

　　目前已知的共有十几件，分刻经，刻词两种，北京市文物收藏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玉勒子”是刻经玉的代表作，该器成八角官状，高5.9厘米,外经营1.5厘米。琢有经文及其经名，译者，纪年，作坊等到16行动292字，字为双钩阴文，楷书，刻工纯熟书法迪劲，是极难得的刻字玉器。

　　宋代生活气息最为浓厚世俗化倾向最为明显的玉器

　　玉雕童子，大量为传世品，据其形态大致可分为仿唐代飞天童子、攀枝童子、行走童子、执荷童子舞蹈童子等五大类，其中又以执荷童子形象最为常见。其天真烂漫、生动活泼的造型，吉庆祥和寓意，获得了上帝王下至普通市民阶层的普遍青睐。

　　元明清时期玉器造型的主要特点

　　与当时的绘画书法以及工艺雕刻紧密联系，全面继承了前代玉器多种碾工和技艺。并有显著的发展与提高，碾法，突出体量感，并追求工笔画功力，其玉质之美，品种之多，应用之广都是空前绝后。清代碾法，要求严格，规矩方圆，线如直尽园似满月，姿角园润光滑，无论是器物的内膛、侧壁或产痕，足等次要部位也一丝不苟，里外均花费大力气，作工十分讲究，缕空尤其讲究，足以以假乱真，俏色玉各种色泽组合天衣无缝。

　　清代初玉器主要作坊

　　清代的玉器作坊，遍布全国各地，由皇家直接控制的有10处。其中在京师的有养心殿造办处和内廷如意馆，这两处作坊完全为宫廷服务，另外在各地还有8处，由内务府直接管理的织造盐政，钞关等衙门经常接受造办处反派“钦定”的琢玉任务，这8处是苏州、两淮(扬州)、杭州、江宁、淮关、长芦、九江、凤阳，这10处玉作坊又以如意馆、苏州、两淮、长芦的经济和技术，力蛳较强有力，尤其是苏州专诸巷，自明代以来玉器制作就极为发达，名工荟萃，技术全面，工艺精湛，乾隆帝亦曾盛赞：相质制器施琢制，专诸巷益出妙手。

　　清代宫廷玉器的用途：(1)器具类 (2)装饰类 (3)文玩用具类 (4)礼器册宝类。

　　收藏古玉器

　　收藏古玉，如经济条件较好，实力特别雄厚，可按有精必收的原则进行收藏。稍镒的可以时代为专题，如“唐代古玉”、“宋代古玉”、“明清古玉”等，亦可以用途分“古代佩玉”、“古代礼玉”、“古代山子”，以具体器物分“中国玉琮、中国玉壁、中国玉鸟、中国玉龙、中国玉人、中国玉杯、中国玉带钩等”。古收藏应以工精、质优、色巧、形奇为标准，看多了、研究多了，能达到“爱不释手是好玉”的目的。收藏古玉一般必须从新玉和旧玉两大类去进行鉴定。新玉的鉴定侧重于真假玉材，质地优劣，与雕工的精粗。一般讲，好的玉料仅仅是制作的玉器的基础，它的价值还是要以人工设计雕琢后才能最终体现出来的。唐太宗说得好：”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传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因此，玉工水平的高低，是决定玉器品位的重要法码，好的玉器应在用好的玉料和工艺的前提下，达到构图精美和谐，工艺精雕细刻，之湿润脂滑者为上品。而旧玉鉴定除了新玉的几个基本要求外，还要识别玉器的制作时代，历史上作用，占有者的身份，还要学会对每一种器物造型的特点(包括局部造型)的综合分析等，而造型的独到，往往又有左右玉器的价值。

　　养玉 如果允许，你要去买玉，一环一块一方一片都可以。 在所有做首饰的材料中，玉与人最亲也最近，金钱是钱，钻石是价，而玉，是生命。

　　信不信?握玉在手中，轻轻地抚摸再抚摸，就象抚慰自已光滑的肌肤柔软的心。你会发现玉是活的，有体温有心跳，有温润的水份，正和着你的思绪在共鸣。

　　能够让玉常常贴着肌肤最好，玉不会辜负你丝丝缕缕的滋养，就象有灵性的鸽子，既使放飞也得回家，经过你的手的玉，必定会留住你生命信息。

　　关键词：玉知识汇总

张润平

君子如玉——记著名玉文化学家杨伯达

　　

　　酒愈久愈醇，水越流越清。

　　这些年来，杨伯达先生的学问进入炉火纯青之境。2005年9月，他出版的古玉研究专集《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描绘出一幅上古人神世界古玉文化的生动画图，中华民族玉文化的源流由混沌而清晰：“玉的第一文化基因是石之美”，“玉的第二文化基因是神物”，“玉的第三文化基因是瑞符”，“玉的第四文化基因是珍宝”，“玉的第五文化基因是德”，等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在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上走过50年历程，杨伯达先生的玉文化研究成果得到升华。

　　杨伯达原籍山东蓬莱，1927年出生于辽宁旅顺，1948年毕业于华北大学美术系，1949年11月华北大学美术系并入北平艺专，次年艺专改为中央美术学院。杨伯达先生从事青年团和美术展览工作，曾任展览工作副主任。其间两次赴苏联、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参观了几十个博物馆，写了《苏联博物馆经验介绍》等文章，在博物馆界引起很大反响。1956年，杨伯达由中央美术学院展览工作室调入北京故宫博物院任陈列部副主任，年仅29岁。当时故宫业务部门的主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陈列部主任是著名青铜及文字专家唐兰，著名专家学者陈万里、罗福颐、徐邦达均在该部门任职。杨伯达膺此要职，主要是因为他优秀的专业水平。

　　故宫博物院虽早在1925年即已建立，但除去1928年至1933年短短5年的稳定期间业务得以发展外，之前基本是清点160余万件明清皇家留下的文物，之后是日寇侵华期间的“文物南迁”。除书法、绘画这两项中国传统文人善长的文物外，其他文物只有一个大致数字。因此，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故宫进行了大规模文物鉴定、清理，终于在1959年建成了展示中国五千年艺术发展史的“历代艺术馆”。

　　在那段可贵的岁月里，杨伯达一心一意埋头库房、展厅，连同后来长期工作中，他仔细过手了数万件藏品，对于一个具有良好基础、潜心专业的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由专业工作者向专家学者成长的过程。杨伯达回忆说，当时文物书籍很少，且基本上都是在传世文物基础上写成的，如晚清吴大澂《古玉图考》，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利用考古发掘文物为标准器，在科学考古基础上写出。作为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第一代人，他在文物这古老又年轻的土地上辛勤开垦、耕作，筚路蓝缕。天道酬勤，杨伯达由一介年青书生，成为著名文博专家。在文博战线工作整整60年的杨伯达先后到过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古巴、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和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访问和讲学，赢得广泛赞誉。他的专著《埋藏地下中国石佛之研究》、《清代广东贡品》、《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清代院画》、《珍玩雕刻·鼻烟壶》、《青玉掇英》、《清代官窑瓷器》、《故宫博物院》在日本、美国及香港、台湾地区以中、日、英、意、德等文字出版。他更担任了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的《中国美术全集》之《玉器》、《金银、玻璃、珐琅器》、《元明清雕塑——鉴赏篇》总主编等等。他还不辞劳苦，多年来一直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博物馆一级文物鉴定等工作;代表着中国古玉研究系统成果的《古玉鉴定》、《古玉辨伪》、《巫玉之光》等亦在内地和港台地区出版。

　　博学多能

　　杨伯达的学术研究范围极广，包括雕塑、竹木牙雕、金银器、珐琅等工艺品和清代院画、玻璃、玉器等等，每项都有专著或论文行世，其独到见解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可谓“既精既博”。

　　杨伯达治学涉及面虽广，但在一定时期，专心致志攻一门，如50年代曾攻雕塑，对河北曲阳石雕艺术有专门研究，70年代末攻珐琅，澄清以往关于景泰蓝产生于明代景泰年间的说法，提出景泰蓝是在元代由西方传入中国并不久即中国民族化，进而整理出其发展系谱;80年代初一度专攻清代院书，在清宫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研究上成果突出，同时兼攻玻璃;80年代初至90年代复攻玉。他认为中国玻璃有自己的源头和发展历史，那种认为玻璃制造技术是外国传入，或者中国战国就有玻璃，但技术失传，后代玻璃是由外国传入等观点，都是不确切的。指出研究中国玻璃，要分清哪些是进口，哪些是自制。到了清代，清宫造办处有一种在外国传教士指导下，使用中国所产原料，但采用洋法制造的玻璃，同时还有一种用山东博山原料并仍用传统方法制造的玻璃。清代广东有“洋玻璃”和“土玻璃”的叫法。纯粹进口的叫“洋玻璃”，本地烧造的叫“土玻璃”。土玻璃包括土料土法制造和洋料(洋玻璃渣)回炉烧造。

　　上世纪70年代末起，杨伯达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主持全院业务工作，他的学术研究主要转入了工余时间。他每日时间都精确安排，无轮盛夏还是严冬，都埋头灯下，看资料，写文章。每年阴历腊月三十日上午，杨伯达总习惯去图书馆借一大堆书，充分利用春节长假的难得时间。古人深知攻玉之难，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形容。杨伯达的治学，正如攻玉。

　　杨伯达的学习不但向宝物、向书本、向前辈，还常常向比他年轻几十岁的后辈。故宫年轻人都知道，杨伯达进库房看东西，从不随便发议论，总是先仔细观察，然后请管理该库的人讲看法，以纠正、补充、充实自己的认识，不管这人资历的深浅。他说，人家保管这件文物，最有发言权。表现了他尊重科学的治学精神。笔者曾考证明清宫中的断虹桥为元代周桥(金水桥)，并进而考证出其设计师是元代著名石雕艺术家、河北曲阳人杨琼，杨伯达是这方面权威，但他非常平等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说，断虹桥石雕是元代风格的，作为杨琼指导下的作品是可以的，但不能说就是杨琼亲手创作的，因为杨琼的作品现在尚未发现明确的实物可作比照，认真、求实的态度，令人感动。

　　玉器之路

　　玉文化是中国独有的优秀文化遗产。遗憾的是，千百年来对玉文化的研究一直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宋元明清时期的玉器研究附属于金石学，20世纪中叶以后，玉器研究借鉴考古学类型学的方法，逐步走上了科学研究的轨道，主要是以类型学研究及在类型学基础上的鉴定与辨伪研究为主。杨伯达先生将玉器研究重点确定于玉文化玉学范畴，他认为，玉文化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是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个特殊分野，也是中西文明间最古老的分水岭。综合运用文献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国玉器史、玉文化史可分为史前时期的巫玉(神器)、历史时期的王玉(瑞器)及民玉(玉翠饰玩)三个大阶段。民间萌于宋代，成于共和，盛于现代。玉器、玉文化的发展呈螺旋状上升趋。

　　人类使用玉的历史与使用石器相距不会太远，在大约长达一二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在打造石器的过程中，逐渐将玉从石头中筛选出来，视为一种美丽神圣、有别于普通石头的特殊材料。《红楼梦》中从顽石到宝玉的构思，便反映了古人认识玉的某种信息。旧石器时代晚期有玉制的工具，而到距今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用玉磨制非生产用的器物。

　　玉在这段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经历了6000年发展，被作为祭器和权力的标志，死后葬入墓中，因而今天我们在原始社会墓葬里出土不少精美玉器，如著名的红山文化大玉龙号称“中华第一龙”，华夏银行将此图案作为徽标。这是中国玉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玉器盛于中华东部地区，以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为代表，且发明了原始旋转性琢玉工具——砣机，玉器的社会功能在上层建筑领域及工艺部门中均占主导地位，这也是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时期各地文化遗存的共同时代特点。杨伯达先生指出，这一阶段的玉文化经过长达数千年发展，不断干预社会生活，并逐步广泛化、深入化，终于成为文化主体，成为巫神媒介及华夏文明基础的第一块奠基石!从商、两周、秦朝，至汉代形成第二个玉器高潮，其时玉被神化，儒家论证玉有九德、十一德，“君子比德于玉”这一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人格。自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低谷，到隋唐五代的缓慢发展和两宋时期的世俗化倾向，累至明清时期达于中国古玉的顶峰。

　　从远古到此时，中国玉产地主要分为三大板块：一是北方“珣玗琪”，即“夷玉”，以今辽宁蚰岩细玉沟为主要产地，红山文化玉器便属这一类;二是东南方的“瑶琨玉”，地质学家推断其产地在今江苏溧阳小梅岭，杨伯达认为江南茅山也很有可能，前些年发现的江浙地区良渚文化玉器属此类;三是西北“璆琳”，即“和阗玉”，其最早的实物见于出土的西北齐家文化墓葬，距今4000年，其产地分布在以新疆和阗为中心，由西北向东南延伸1000多公里的山脉中。在众多的玉材中，和阗玉以其纯粹、漫润的质地被认定为真玉，为帝王所接受，成为“帝王玉”的主流。而因为开采和运输和阗玉，便形成了以新疆和阗为中心，东西延伸的“玉石之路”，其西端最远抵达今伊拉克巴格达――欧洲人已在巴格达发现和阗玉;东端则抵达中原王朝历朝的首都，如夏朝在今河南偃师二里头，商朝在安阳，周朝和秦、汉、唐在今西安、洛阳，在这些地方均有和阗玉出土。著名的“丝绸之路”是因为从汉朝起中国丝绸织业繁荣而形成的，而丝绸之路实际上走的，是在汉朝之前两千年就开通的“玉石之路”!

　　杨伯达研究玉器不是偶然的。到故宫工作后，杨伯达就意识到自己要从美术史专业改行了!于是，就到图书馆看所能见的外文书，日本学者滨田耕作(青陵)1936年出版的《支那古玉概说》使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玉。也是在到故宫那年，院长吴仲超指示杨伯达与郑珉中、张益华先生一起对故宫藏清代玉器进行分级。3个月间，过手玉器约万余件――占故宫藏玉的三分之一，这为他以后的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事玉器研究不能没有矿物学知识，因而，在专心玉器研究后，杨伯达几乎跑遍了河南南阳、密县、岫岩，新疆和阗等玉石产地。

　　杨伯达先生认为，玉器的研究、收藏和辨伪需要多学科多角度的协作，最终促成玉学本身的建立和完善，而基础在考古学，问题是如何将考古学提供的死资料变成活资料。而20纪末，随着大量史前玉器的出土，探索玉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尤其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所起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杨伯达先生认识到，玉器研究必须学科化、系统化和理论化，于是，他开始组织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地质学、宝石学等学科有志于玉器研究的学者，并争取收藏界和企业家的帮助，策划并举办了一系列玉文化玉学研究方面的学术研讨会。1993年，杨伯达领导创建了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并于1996年和1998年召开“中国传世古玉鉴定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大大推进了学术界鉴定与研究古玉的水平。1999年5月，在安徽巢湖召开“中国玉文化·玉学学术研讨会”预备会议，首次将玉器研究提升到理论高度，杨伯达提交的《“中国古玉文化史论”提纲》、《关于玉学理论框架的设想》、《关于玉学的论证及纳入国家课题计划的建议》文稿，提出了“玉文化”和“玉学”的概念，对构建玉学框架及其研究方法做出了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建议。2001年、2004年和2005年又分别在北京、大连、江阴召开了三届研讨会，有序地推动玉文化玉学的研究。

　　《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汇集了杨伯达2003至2004年间撰写的25篇论文，是他数十年古玉研究的结晶。在解决玉文化玉学的学科构建和某些难题以及探索中国古代玉器研究的方法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可以说是中国玉文化玉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之作。《巫玉之光》一书的研究方法是“按照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原则，力争以古文献提供的可靠史料和信息为依据，以破译20余年来出土的史前玉器的疑团”，即以“巫书”释巫玉。杨伯达先生认为，对于研究、破解史前时期玉器，《山海经》应是最佳文献，只要我们认真地把握史前玉器为“玉神物”的基本属性和其功能为“巫以玉事神”这两点，据此来破解史前出土玉器，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

　　为了培养人才，杨伯达先生自2002年起，担当了中国防卫科技学院文物系玉器带头人，为学生设计了闪玉地质学、闪石矿物学、宝石学、玉器材料学、玉器工艺学、玉器考古学、玉器史、玉器鉴定、玉器辨伪等课程，并多方聘请良师从教。

　　赏玉五要

　　杨伯达对古玉鉴赏的第一主张，就是首先要看玉材。他说：玉作为宝石类文物，不同于陶瓷、雕塑、青铜器，它首重的是材质。和阗玉在玉质上最优秀，因此高于其他玉石，收藏古玉首选应是和阗玉。在出产和阗玉1000多公里的山脉中，有十几个代表性的玉矿点，收藏者又有必要搞清藏品是属于哪个点的。

　　第二个要求是艺术性，即玉器的风格品位，史前古玉风格古朴、花纹简洁，有古拙之美。时代愈往后，纹饰愈发美观，唐宋时代，则出现了既有美术价值又有“气韵生动”画意的佳作。玉器升华为艺术品，需要玉的主人有较高的艺术要求，更需玉匠有较高的艺术修养。杨伯达推崇宋代玉器，称好的宋玉犹如用笔画出的宋画，有形有神，图案中有画意，远近、高低关系都经处理，匠心独运，是风格独特，品位高尚的艺术品。欣赏宋玉，就像观摹宋画。

　　第三个要求是玉器的造型、纹饰。与其他工艺品不同，玉的加工工具简单。因为玉的硬度高于石，所以钢刀、铁斧对玉奈何不得，一向是用水调和俗称“金刚沙”的石英粉末醮在砣轮上磨玉。这种使用旋转器琢磨加工的原理，从古到今未有根本改变，改变的只是动力和旋轮。古人用脚踏板带动砣轮转动，较早时称“琢磨”，唐代起称“碾玉”，今人用电力带动砣轮，称“磨玉”。玉器加工工艺从史前到后代，由低到高，至战国连创顶峰。后代发生的重大变化是玉器商品化，因为加工制作要计成本，所以不再像战国时代那样，不惜工本地雕琢，清乾隆初年起新疆地方每年向朝廷进贡玉材4000斤，清代皇帝挑选优质玉料，命匠师不惜工本加工，形成清宫玉器精、细、秀的工艺风格，一反唐、宋、元、明商品化的倾向。在古玉收藏中，清宫廷玉器是值得重视的。与清宫不同，民间社会的玉器仍是商品化的，二者在艺术上不可相提并论，这正如瓷器中宫廷御用宫窑器与民间民窑器之区别。

　　第四个要求是铭刻。玉器上有铭文的，能记载相应的历史事件或作者，但由于玉石硬度大，磨刻文字不易，所以有铭文的玉器毕竟很少，不像石刻、青铜器，现在能见到商周古玉上有几个字的，战国起有玉制盟书、玉印，秦朝有“传国古玺”，汉代有“岡卯”(双印)，则属纯作文字载体。从秦传国玺起，形成了帝王以玉制作“宝”、“玺”的传统，这是古玉发展史上特别的一支。玉器上刻作者名字的，只有明代陆子岡一人。

　　第五个要求是沁色。古玉的沁色，本是出于长期埋于地下，受土壤温、湿度和各种化学元素影响，玉肌受侵蚀后形成的后天的色彩，有一定审美价值。宋以后收藏家注意到这个问题，清代和当今收藏界仍很关注它。其次是黄色、黑色、白色、绿色、蓝色等，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古玉的美感。

　　杨伯达指出，古人将玉的质地和颜色归纳为“德符”关系，直到晚清，人们都是首德次符，即先看玉质，再看颜色。玉的颜色有白、青、黄、黑四种，羊脂白玉是德、符兼优的最上等美玉，白玉无瑕，美仑美奂。

　　作为收藏家或收藏爱好者，藏品首先要真，其次是好，应当说，符合以上五点要求的玉都是真玉，好玉。但在实际上，作伪的很多。如有些收藏家过分看重沁色，喜欢血沁，作伪的人便作假沁，而且用劣质玉来作。因此收藏首先要辨真伪，然后是别高下。杨伯达将辨伪和鉴定截然分开，他认为，辨伪后才能再鉴定内涵。历史上的辨伪是各家有各家的标准，辨伪标准是封闭的、不统一的、不规范的。辨伪的最早记录是宋仁宗时代，李公麟、蔡京鉴定传国玺，宋徽宗时则弃用传国玺，另铸新玺，否定了李公麟和蔡京的鉴定。从历史上的记录看，辨伪和鉴定是有区别的，李公麟认为是真的就没有什么可辨的，立刻过渡到鉴定。传世文物都有辨伪的问题，出土文物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古玉辨伪分传统方法和现代科学方法两种，传统方法是在现代考古学发达之前，从长期古玉鉴考、清赏中总结出来的方法，现代科学方法以大量考古出土玉器为标准器，以假古玉为研究对象，研究出作伪的方法对其造成的视觉上的效果。杨伯达将这两种方法相互结合，特别提倡并强调研究伪古玉，将其作为辨伪的活化石，总结出作伪的“土法”、“秘方”，他称这是知已知彼、有针对性和客观性的途径，能够做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果不了解作伪的方法，采用的比照物和辨伪方法再科学，也只是知己不知彼，“以我之矛，攻子之盾”，缺乏针对性，离客观实际也会有一定距离。至于不吸收现代考古学成果，只坚持传统方法，虽有其合理性，但毕竟缺乏系统的科学依据。

　　杨伯达说，古玉作伪方法五花八门。如古人讲到，作伪色方面，有用甘肃、青海产的虹光草草汁来染红色的，清人称这为“老提油”，有用中草药血竭来染红色的，还有用琥珀粉往玉上烤黄色的。了解了这些“土法”、“秘方”，及其可以达到的乱真程度，就不会上当受骗了。但要达到如此境界，前提是对古玉有全面认识，是以看千万件文物为基础的。传统方法原理之一是凭经验，自然要揣摩多多的实物，科学方法原理之一是科学化验，但要定真伪也并非数据相符即可，因为玉器并非纯自然属性的玉村，而且作伪者也有针对性地作伪。古玉辨伪是综合知识和高度智慧的运用。

　　君子之争　择善固执

　　我1983年到故宫工作时，杨伯达先生是副院长，所以我一直称他“杨院长”。当时其他院领导还有于坚、单士元、王树卿等。此后几年故宫古建维修、库房改造、展厅改善等工程同时铺开，古建保护与文物保护、展出等矛盾非常突出，反映到领导层，就是杨院长与单老的争执。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们为的都是工作，而非一己之私;争论完了，依然谈笑晏晏，相互尊重，真正君子之争，择善固执。

　　除文物外，杨伯达兴趣广泛，美食、茶、酒、服饰、山水景观，都时加留意，对美食还颇有见解。我曾问他够不够称得上美食家，他说不够，因他只会吃，不会做，而美食家既要会吃、又要会做。夏日的北戴河是避暑胜地，到了冬日可就门庭冷落车马稀了。但有一年冬天我们去到北戴河，正是雪后，杨伯达带我们夜游海滨。沧海明月，流风迦雪，听那冰冷的海水卷起浪花格外清响。常时我想，这正如玉的精神。

　　君子如玉，也是一种艺术的精神境界。

　　关键字：玉器 雕塑 石雕 传国玺 沁色 李公麟 珐琅 景泰蓝 石器 青铜器

　　收录时间：2008-01-29 21:55:59 《文物天地》2006年08期

张润平

中华文明和文化的视角——古玉藏史
作者：山高水长

　　古玉不仅是我国最古老的历史遗物之一，而且是体现中华民族美德和精神的文化载体。2005年出版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科学出版社)，全方位展示了中国近百年来出土的近4000件珍贵玉器，可以说，每一件玉器都是一段历史，都蕴涵着特有的文化。有学者云，没有对玉的知晓，就不可能有对中华文明的真正了解。那么，古玉中究竟隐藏了多少历史，专家们从中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对此做了不同解读。
　　青铜器出现之前，玉器成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社会发展进程的核心物质载体。1992年深秋，在兴隆洼遗址的发掘现场，首次发现位于墓主人耳部的玉玦，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玉耳饰。无疑，8000年前的兴隆洼先民在使玉器进入人们生活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
　　记者：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玉器开创了中国史前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以此为基点探寻中国是否存在近万年的用玉史成为当前学术界一项重要研究课题，也由此引发了对于中国文明起源总体格局的深度思考。那么，玉器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了解中国史前社会发展进程具有怎样的作用?
　　刘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前时期没有文字记载，对那段遥远过去的了解将主要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和遗迹资料。青铜器出现之前，玉器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成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社会发展进程的核心物质载体。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玉器的发现举世瞩目，成为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在玉料的选择、造型特征和雕琢工艺等方面均开创中国玉文化之先河，在东亚地区玉文化发展史上占据先导地位。在选材方面，8000年前的兴隆洼先民已经具有了鉴别玉材的能力，能够将玉材从石材中分辨出来，并因材质的大小、优劣雕琢成不同形态的玉器，无疑在使玉器进入人们生活的进程中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尽管当时人的择玉观念与我们今天从材质科学鉴定的角度所确认的玉器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异，但兴隆洼先民在鉴识玉材方面为后世玉文化的发展所起到的奠基作用确是毋庸质疑的，由此印证中华民族崇尚美玉的传统文化观念始于史前时期，一直延续、影响至今。兴隆洼文化玉器以装饰功能为主，充分体现出当时人对人体外在装饰美的追求;部分玉器具有礼器或神器的功能，特别是以玉玦示目习俗的出现，是中国迄今所知对玉器赋予人文观念的最早例证。1992年深秋，在兴隆洼遗址的发掘现场，首次发现位于墓主人耳部的玉玦;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东亚古代玉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兴隆洼的玉玦确定为世界最古老的玉耳饰。特定的审美理念是玉文化起源的重要条件，兴隆洼文化之后，红山文化的玉雕业迅猛发展，大型玉龙、勾云形器和箍形器等新器类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东北地区玉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西辽河流域由此成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核心地区之一，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发挥出十分突出的作用，对夏商周三代文明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通过对玉器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文明起源进程及早期社会发展进程。
　　考古专家郭大顺先生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群和玉器群的发现，以确凿而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并可能与五帝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关。”尽管对于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直至今天学术界仍未达成较高层次的共识，但我们相信对玉文化起源的探索无疑有助于对中华文明起源总体特征的认识。
　　古人理想中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最佳的和谐状态，而玉器则是最能反映这种思想的载体。“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比喻，都是古人将玉人格化，并赋予它美和德两重性格的结果。
　　记者：我们的祖先不但在远古时期就开始制造和使用玉器，而且很早就有对玉本身内涵的一些理性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不断赋予玉器以新的解释和含义。那么，古人在玉的自然属性之外如何增添观念形态方面的属性，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充满着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的玉文化。
　　古方(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总主编)：古往今来，“玉”字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一个美好而高尚的字眼。人们用玉字组成不计其数的词，来表达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例如玉貌、玉体、玉女、玉容……等等，并把为正义而死形容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崇玉之风炽盛，可见一斑。古人辨玉，首德而次符。德是质量，符是颜色，即质量是首要的，颜色是次要的，至今这仍是评价软玉的两个基本标志。
　　玉的外观颜色一望便可知，但其内质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古人有很多评价标准，如《礼记》为十一德，《管子》为九德，《荀子》为七德。汉代许慎将先秦对玉自然属性的观察和演绎加以概括和充实，提出玉有五德之说。这五德是“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可见五德不仅包括了玉的质、色、声、雕等内涵，而且把它们同人的品质结合起来。“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比喻，都是古人将玉人格化，并赋予它美和德两重性格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个学派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对玉器的功能价值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他反对掠夺战争，主张节约，把是否有利于解决人们的温饱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因而对玉器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和氏之璧”等天下公认的宝物，既不能使国家富裕，也不能使人丁兴旺，对社会安定起不了作用，所以不是什么宝物，只是少数统治者的奢侈品而已。
　　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建立君主集权制，提倡以法治天下。他对玉器的态度表现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认为玉器的价值在于它的实用性，如果一件装饰华丽的玉器不能使用，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他以玉卮和陶器为例来阐述他对两者价值的认识，认为陶器虽贱但可实用，玉卮虽值千金却无用，因此陶器比玉卮强。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对玉器采取较为实际的态度，对它的内质、外观及价值不轻加否定。孔子认为玉材的价值并不大，玉器的价值在于它的制成品。例如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我这里有块美丽的玉材，是藏在柜里呢，还是把它卖给识货的商人?”孔子回答得很干脆：“把它卖掉吧!”可见孔子对玉材的态度是很随便的。但是孔子对一些用玉制成的器物却很重视，《论语》描述了孔子执玉圭时，弯着腰，十分谨慎，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用玉制度形成的时代，孔子非常重视礼制，对于玉制礼器也极为推崇。不仅如此，孔子认为玉帛等器物还不足以表现礼的全部内容，玉器的内在美也是很重要的，他强调玉器的表现形式要与内容相统一。由于儒家思想被后世封建统治者奉为主导思想，因此孔子论玉对后世玉器体系的理念化影响也最大。
　　在中国玉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儒家思想的介入，玉器从主要为原始宗教活动的“法器”、祭祀鬼神的原始礼器，发展为贵族阶层用以表示身份、地位的佩饰，这在玉器发展史上是很大的进步。贵族阶层佩带成组玉饰的习俗在西周时期就已盛行，儒家学派将这种佩玉习俗在理论上给予肯定，提倡以玉比德，使佩玉制度化;因而玉从主要为“神”服务转变为主要为“人”服务。这个转变过程，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以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含有唯物论因素的中庸思想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指处理事务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态度，是古人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也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古人将玉视为中庸思想的化身，它刚柔并济，表里如一，温润雅致。古人理想中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最佳的和谐状态，即所谓“天下大同“，而玉器则是最能反映这种思想的载体。玉器本身是天然矿物，而为君子所用，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完美而有序的用玉制度又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学派选择“玉”作为其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的载体，大大加强了玉的文化含量，使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礼”字的本义就是用玉奉神，古人最初是把通过祭祀的形式来向神灵献玉的行为称作礼，所谓“古者行礼以玉”。所以，用以祭神的玉器便称之为礼器，而用以通神或降神的玉器则称之为神器。
　　记者：中华古玉的礼仪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用于神器，二是用于礼器。怎样理解玉与中华礼制文明的关系?
　　田广林(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其特有的礼制传统，而最早的礼仪活动和最初的社会管理活动的出现，又都源于以玉为中介的宗教祭祀活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礼源于祭祀的道理。
　　人们所以祭神是因为有求于神，祭神的实质在于贿神，即向神送礼。送礼的目的在于用礼物来与神灵的魔力交换，求得神的保护。在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渔猎时代，最好的礼物一是玉器，二是肉食。在上古文字中，“礼”字的本义就是用玉奉神。《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就是说，古人最初是把通过祭祀的形式来向神灵献玉的行为称作礼，所谓“古者行礼以玉”。所以，用以祭神的玉器便称之为礼器，而用以通神或降神的玉器则称之为神器。
　　据考，考古发现的史前玉玦和玉环，都是蛇的象征。兴隆洼文化常见的用于耳饰的玉玦应称玉珥，珥玉的象征意义在于珥蛇，即两耳之际环绕龙蛇。墓葬中发现的少数佩戴玉珥的墓主，生前就是那些被认为具有通天降神本领、并以珥蛇为显著标识的巫觋，这种人在当时即是宗教领袖，同时也是部族首领。据古书记载，夏朝的开国之君夏启，就是一个耳上有蛇、手上操蛇的神秘人物。所以，以往一直被认为是日常生活装饰品的兴隆洼文化玉玦，事实上却是一种神圣庄严的神器和礼器。
　　此外，数量仅次于玉玦的玉匕形器，其原型明显是金属刀具出现之前的渔猎社会用于宰割动物的骨匕。在远古渔猎时代，氏族或部落组织在分配猎物时，通常是由族群的首领掌刀肢解所获猎物，并按族群成员的长幼贵贱来实行分配。这样的分配原则也通行于祭祀礼仪之中。上古时代，每当族人祭祖结束，便举行最后一个仪式，即分食礼。首先由主祭者掌刀把祭祖的牺牲分解成若干块，保证每一个参加祭祀的成员都可以分得一块，然后按尊卑贵贱的次序依次分食，最尊贵者首先吃到一块最好部位的肉，位居末尾者也能相应地吃到一块最差的肉。这种古老的习俗直到汉代还在延续，《史记》中说西汉的开国功臣陈平当年在一次社祭活动中担任主持仪式的宰，由于他分肉分得公平合理，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心存大志的陈平当即发感慨说，如果让他来管理天下，也一定能像分肉一样做得得心应手!从此中国便有了“宰割天下”这个成语。
　　在远古时代，当人们用玉来礼神的时候，就把自己同时降到了神的附庸地位，人与神的根本分界是“礼”，这就是“礼尚等级”的由来。最初的礼神，纯属个人行为，人人皆可通过送礼来与神对话。后来由于传说中颛顼时代的宗教改革，才“绝地天通”，中国的早期宗教信仰始由个人宗教阶段进步到部族宗教阶段。部族宗教的本质在于宗教神权的垄断，在上者通过垄断神权来垄断现实社会的行政管理权。这时人们的礼神，是公益性的、集体主义式的，是在族长也同时是最高社群管理者率领下的统一而有序的行为，这就是古代中国以崇玉、尚德、祀天、祭祖与尊王为主线的传统礼制文明模式的由来。
　　因此可以说，玉器的产生，就等于礼的出现，是文明之光的显现。中华古玉在中国礼制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第一，从生产技术发展的角度上看，如果说，青铜的冶铸集中代表了夏商周三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话，玉器的碾琢则集中体现了新石器时代中国科技和生产发展的总体指标;第二，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上看，如果说，青铜礼器是三代礼乐文明社会的物化标志的话，中华史前古玉则是新石器时代中华古礼发生、积聚和扩展、承传的基本载体;第三，夏商周三代以来，玉器成为历代统治者用来辨别等级身份的标志和行使军政权力的信物，《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佩玉依等级，视玉而知礼，成为通行不变的礼仪规则。所以说，玉器的出现和发展，与中华礼制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相互表里，共同始终。
　　乾隆进士毕沅开启了翠玉琢朝珠的先风，一时间缅甸翡翠成为京城上层人士的珍玩，一度超过和阗玉器。“痕都斯坦玉”的输入影响了乾隆的玉器审美观。
　　记者：中国玉器的持续发展也得益于与周邻地区进行的玉文化交流，两千年的中外宝玉交流史如何丰富了中国玉文化宝库?
　　殷志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玉器是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先是华夏诸族之间的交融。至公元前121年以后，随着汉朝打通通往西域的连接欧亚大陆的大通道，张骞出使西域，尤其是“丝绸之路”繁荣起来后，和阗玉获得大量采掘，出现了中国玉器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交流，中原玉器不断输往塞外，中亚、西亚的宝玉、琉璃以及黄金工艺不断输入中原，丰富了中国的玉文化。
　　中国古代不仅贵玉贱石，而且还贵玉贱宝，这一点与世界上其他爱好宝石的国家有所不同。比如，按古代礼制规定，凡是礼仪、祭祀用玉，必须用真玉，而不能用美石替代，否则被视为对神的亵渎;王一级可以佩服全玉，而王以下的贵族，即使非常富有，也不能用全玉，必须间以美石;明代万历皇帝大量使用进口宝石，但大多宝石没有被单独做成饰品，而是作为新疆和阗白玉的装饰品，将色泽斑斓的宝石镶嵌在玉的表面，主体还是中国玉。距今600年前，外来珠宝开始入席中国玉。1520年成书的《西洋朝贡典录》多处论及“宝石”，说明明代从西洋带回的宝石数量是很多的。江西、湖北、南京、北京等地帝王、贵族墓中均出土外来宝石，并与中国玉和谐共处。
　　考古出土证实，翡翠在明末首先使用于云南西部地区，至清初，翡翠经云南、两广地区传入江南地区。至清代中晚期，由于江南地方官吏、富商将上等缅甸翡翠器进贡，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如乾隆时期的进士毕沅，曾在陕西、湖广地区身居要职，熟悉古物奇器之道，大量收藏古玉，并对缅甸翠玉情有独钟，将上等翠玉琢磨成朝珠，与夫人共同享用，开启了翠玉琢朝珠的先风。要知道，当时朝廷还没有使用翠玉朝珠。在毕沅等人的影响下，朝中人士开始使用翠玉，并蔚然成风。缅甸翡翠成为京城上层人士的珍玩，一度供不应求，顶级缅甸翡翠源源不断输入中国，成为重要的玉器，一度超过和阗玉器，丰富了中国玉宝库。
　　距今250-200年前，中国玉器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乾隆雕”的形成，另一件是“痕都斯坦玉”的输入。中国玉器艺术经过四、五千年的发展，至清初已是过于成熟，缺乏创新，无法突破，走入死胡同。乾隆对此十分不满，革古鼎新，从造型、工艺以及玉器主题上力求突破，在形态上从商周青铜器、汉代玉器中汲取艺术营养，丰富造型;在琢磨工艺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在主题表现上以再现中华远古文化神韵为时尚。同时千方百计表现和阗玉的材质之美，铸成了流芳千古的“乾隆雕”。
　　“乾隆雕”不惜耗材，作品过于敦厚、精细，缺乏玉的灵巧，而“痕都斯坦玉”(主要是伊斯兰式玉器，产于印度北部、土耳其部分地区)却以灵巧见长，强调一器一色，不用杂色、巧色;器具形态取于自然法则，果、花、叶、茎，纷纷入玉;器壁外面或装饰花卉纹，或镶嵌玻璃珠、金属丝。乾隆对此推崇备至，将其应用到清代玉器生产中去，出现了仿制的“西藩作”。
　　中国玉文化蕴涵丰富，博大精深，可以折射出古代社会物质生产、意识形态与文化交流的许多信息，在很多方面可以体现出中国人的认知与理智。玉是民族文化，也是科技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玉文化一直连绵不断，贯穿始终，而且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其生命力越来越旺盛。
　　2006-8-1

王霄冰

多谢张老师提供的大量宝贵信息！
不过我还是想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翠玉白菜的价值，竟会高过王熹之、怀素、赵孟頫等人的真迹呵

笛威辛亢

价钱都是人喊上去滴

张润平

博物馆作为招牌，是有多方面考虑的。他不一定把最有价值的东西作为招牌，他还有一些商业的考虑，比如你说的王羲之、怀素、赵孟頫等人的真迹，价值可能很高，但无法作为招牌，并进而制作成容易出售的商品，而且还有不菲的商业利润。比如你说的，“巴黎的卢浮宫有所谓的三宝：维纳斯、胜利女神和蒙娜·莉莎。她们的小头像在宫殿里到处都可见到，那是为了人们寻找目标方便而特设的路标。”因为“小头像”好制作，便携带，商业价值很高。这样考量的话，可能玉白菜就是首选了。再说，文物的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是不一定等值的，有些商业价值特别高，文物价值却不一定高；有些文物价值特别高，商业价值却非常的低。玉文化最能代表中华民族上下好几千年的文化特质，翠玉白菜的那种巧夺天工的技艺正是中国人才特有的技艺，巧夺天工到精美绝伦、美轮美奂无以复加的程度。二者结合，我觉得台湾博物馆选择玉白菜作为招牌是有其合理性的。我是有点博物馆工作的经历，所谈不一定正确。请王老师批评。

王霄冰

这次好像有点说服我了，谢谢张老师的耐心点拨。看来还得从博物馆的经营角度考虑问题呵。

王京

“翠玉白菜”做招牌，一是因为它是上等“翠玉”，没人会真当它是棵白菜，这叫价值连城；二是因为出自能工巧匠，没人敢说它不是艺术，这叫能巧夺天工；三是因为有通俗性，甭管外国人中国人，识字的不识字的，没人看不出它是棵白菜，亲近，明白，这叫雅俗共赏。更何况还有个“皇室御藏”的名头。

王霄冰

还是我家东瓶DD厉害，三个理由都很有说服力。不过我今天出去游春时还有个特别发现，正好和玉白菜有关。今天太晚了，先不发表，明天再作分解

王霄冰

昨日外出探春，不意闖进一个石艺村，公路边摆着许多石雕作品。在一家的货架上，我惊喜地发现了好几棵玉白菜。虽然和台湾故宫的那棵相比，不仅体大而且工艺粗糙，但取意似有相通之处。问了主人，说是大白菜在当地方言中的发音和“大发财”相近（这也印证了知遥学兄的说法），而且白菜又带有清清白白的意思。原来故宫里的翠玉白菜，还确实有它的文化根源呢。

[ 本帖最后由 王霄冰 于 2010-3-28 23:1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