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传统的村社制与乡土文学
作者：□石海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5-08
印度传统的村社曾经是引起马克思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
印度传统的村社曾经是引起马克思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说：“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印度村社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没有什么现代社会的法制观念，而是以传统的道德维系着社会的结构。几千年来，无论印度社会生活如何变化，可是其村社式的社会结构却始终没有改变。
但在19世纪初，英殖民者的到来却打破了印度传统村社制的经济基础，使之处于崩溃和解体的状态。马克思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和平的、宗法制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亲眼看到村社的成员被投入苦海，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尽管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掠夺深恶痛绝，尽管对印度人民在殖民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深感同情，但马克思依然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在客观上也促成了印度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印度的村社制社会注定要瓦解了，但是，与传统的乡村英格兰的解体不同，英殖民统治者在印度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同时却没有使印度获得一个新世界，这使得印度在英殖民统治下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悲剧色彩。一方面，印度逐步沦为英国工业的原料输出国和英国工业制品的输入国，从而加大了工业英国与农业印度之间的差别，使印度变成了英国的农业附庸国；另一方面，从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看，英殖民统治者虽然也试图改造印度社会，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印度和英国之间完全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所以，当古老的世界已经丧失，印度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寻求一个别样的、新的社会形态时，很奇怪地，他们寻求的并不是英殖民者为他们所设想的西方文明。尽管从客观现实的角度而言，印度是沿着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道路向前发展，印度各地在近现代商业贸易的气息中逐步打破了村社式的闭塞局面，但是英殖民者对印度在经济上的掠夺和政治军事上的奴役使得印度的知识分子深刻地认识到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印度知识分子在心理上宁愿回归到印度农业文明的传统之中。这正是在现代印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甘地主义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甘地对印度本土文化的维护和张扬是一种策略和伪装
1909年，甘地发表《印度自治》一书。甘地的“印度自治”思想，主要表现为农村的自治。在《印度自治》一书中，甘地第一次明确地将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他说，我们由农业文明发展而来，乡村消失了，印度也就不存在了，乡村的存在代表着印度的真理和尊严，而城市则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是城市破坏了印度社会的基础，因此，城市是印度社会的毒瘤和罪恶的渊薮。
显而易见，甘地的小农经济思想是一种历史倒退，对此，当时印度国大党成员多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它荒唐好笑，但甘地却不仅深得印度广大农民群众的喜爱，而且在印度资产阶级精英中也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他成功的奥秘在什么地方呢？
阿希斯·南帝形象地指出：甘地的成功在于他是一个“戏子”（showman），甘地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甘地并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印度佬”，他对印度本土文化的维护和张扬实际上只是一种策略和伪装。甘地是一个非常灵活、对世界有着敏锐观察力的政治家，他认识到印度的力量深深隐含在农民身上，正像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样，他清醒地知道将农民发动起来的伟大意义，为此他不惜一切地要回到印度传统的村社式社会，这既是他的“荒唐”之处，也是他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所作出的最为高明的选择。
甘地主义并不是文化学说，它不同于西方知识界从文化角度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所进行的质询，而是借助于“文明”来谈政治，是一种切合于印度社会生活实际的政治学说。因此，他对现代城市、对历史进步的看法等等并不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那样充满荒诞而滑稽的悲剧意义，相反，他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为印度民族革命“指点江山”。
因为甘地的自治思想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理想，所以即使它不切实际，它也能和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独立运动中并行不悖。甘地主张将政治精神化，认为精神支配着人们的各种生活，包括政治和经济在内，非暴力运动主要是一种精神力量的体现。甘地经常说，“自治”的意思就是“神治”即“罗摩之治”。自治本来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当甘地将“自治”等同于“神治”时，政治问题也就转化成为了宗教问题。如此一来，回到村社式社会实际上已经不是一种政治构思，而是神话般的理想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社会历史现实的话，那么甘地主义则主要是一种精神、一种神话。
印度文坛的乡土小说热潮反映了印度人对乡土的守望
1947年印度独立后，甘地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小农经济思想，还是作为一种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策略，应该说是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伴随着独立后梦想的破灭与对新价值观念的迷惘，印度文坛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了乡土小说的创作热潮：传统的村社消失了，但乡村依在；甘地主义过时了，但甘地的精神却依然对独立后的印度社会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甘地时代，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乡村在地理上虽然也是边缘地区，但作为印度民族运动主要力量的来源地，乡村在政治甚至在经济上并没有被边缘化。而在印度独立之后，随着国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印度的乡村社会实际上处于无序的“发展”状态，乡村不仅在地理上处于边缘地区，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也是名副其实的边缘地区：既依赖于城市，又隔离于城市。在城市的诱惑下，在人口的流动中，乡村世界在何去何从的迷茫中失去了它古老的生活节奏和特有的乡村韵味，既躁动不安，又无所适从。
印地语作家帕尼什沃尔纳特·雷奴（1921—1977）在长篇小说《肮脏的边区》（1954）中，采用方言俗语，将民歌、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戏剧等地方文化习俗有机地融化于小说的创作之中，叙事方式、情节结构上均进一步传统化，伴随着50年代印度作家对印度文化多面性的探索精神，这部小说极大地震动了读者心中潜在的回归本土文化的心理情结：复苏传统文化，重现童年时代的梦幻。五六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创作并不限于印地语文学，而是存在于印度各语言文学创作之中的普遍现象。70和80年代，乡土文学的创作声势在印度文坛进一步扩大，乡土作家企图从社会底层人物的不安和追求中，以新的文化意识来改造乡村社会，为乡村世界构造前景。进入90年代之后，乡土文学作家进一步活跃于印度文坛，他们抗拒后现代主义“荒诞”的都市文学情调，竭力在乡村世界里为印度寻找出路。
与独立前的乡土文学创作相比，印度当代乡土文学中的乡村作为一个文化空间，其复杂程度已远远超出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结构。印度目前正处于经济大转型时期，印度知识分子也面临着文化大转型的问题，在城乡之间、在西方与印度的文化冲突以及文化定位的问题上，印度的作家表现出既不能不认同西方文化，但又难以认同的思想困惑与情感失衡状态，乡村虽依然是乡村，但作为文化寓所与精神家园，乡村实际上承载着作家们有家（本土文化）难回或是无家（西方文化）可归的无限“乡愁”。作家们在乡土小说中意图构建的，依然是一个和谐的精神家园，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家园也正是甘地的理想和心理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