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双霞

走在两条轨道上的博物馆作者：葛　岩字体： 【大 中 小】
　　我曾先后在美国两家博物馆任职。基于工作中的一些观察和体会，我试图描述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里，博物馆这类文化机构如何为自己定位，政府和民间两条轨道的赞助系统怎样支持博物馆的运行。
　　
　　所有权和经营定位
　　美国大约有四到五千家博物馆。大者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尼机构，收藏涵盖艺术、历史、航天等多个领域，占据国会山旁的国之重地；小者可能只是在镇子上开了一个房间，收藏些地方工艺品。内容规模各异的博物馆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我曾任职的伯明翰艺术博物馆是市政府属下的公立中型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则是私立大型博物馆。所有权上的有公有私是所谓“双轨制”的第一层含义。
　　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博物馆在美国定位为“非赢利机构”。生活中的许多产品和服务都不是为了赢利。有的东西，其性质使之难以赢利，比如灯塔，收费就是个不易克服的问题。有的则是不打算赢利，比如教会，赢利与其使命相抵触。博物馆所提供的服务是收藏历史上的作品，把文明进程用浓缩形式陈列出来，如此，可以唤起对于人类、民族、地区的认同感，对社会发展起到些积极的作用。因此，博物馆本是社会为长远目标所做的投资。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对于在未来才能有收益的事情，以赢利为目标的企业常常做得不太好。 打个比方，如果把传说中黄帝的陵墓交给企业经营，别的不说，光是“文革”十年，企业就会赔得不堪，早早关门大吉。可黄帝陵有它的用处。没了它，今天，全球华人便缺了一个将民族意志仪式化的场所。这种为长程利益的投资，政府需要介入。
　　政府介入还有第二个理由。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叫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有两大特征：它不随个别消费者的使用而消耗；它一旦出现，无论参与购买与否，许多人都可能使用。典型的例子是冬天的扫雪服务。假定是老张出钱雇的扫雪车，他有权享受服务，于是从干净安全的街道上走过。邻居老李、老王没有参与购买，但没人能因此禁止他们通行。这类服务为社会所需要，但投入和收益之间缺少保证关系，企业不会乐意经营，需要政府介入。博物馆是文物收藏的集中地。收藏本身不一定是公共产品，东西到了私人藏家手里，对别人几乎不再有使用价值，起码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此。当收藏目的是为大量非拥有者观赏时，收藏就有了公共产品的性质：它既不会因为归了博物馆而消耗，也不会排斥公众享用。这是政府介入博物馆领域的又一个理由。
　　为了支持博物馆非赢利的定位，美国政府提供财务政策上的优惠。比如，博物馆收到的捐款不必交税。又如，许多博物馆有商店，多数州法允许这些商店免交或少交营业税。再如，地产税是地方政府主要的税收来源之一，不少博物馆位居城中重地，其地产税都会打折扣甚至完全减免。当然，政府给你好处便会要你服从限制。限制包括经营地点，交易内容，甚至从业人员收入。多年前，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想在洛克菲勒中心开礼品商店，为此，它需要得到政府的特殊批准，因为经营地点在博物馆外。当该馆试图在纽约之外的俄亥俄州再开一分店时，竟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我自己也亲身体验过类似的情况——我在费城艺术博物馆时，亚洲馆想卖掉一件多年前某善主捐赠的藏品，以便购买件更好的。为此，我们必须向董事会报告，详细说明获得的款项将怎样使用。史密森尼收藏精良，优越的地理位置常使那里观者如潮，是创收的良机，但史密森尼下属博物馆一律免费参观。原因很简单，史密森
　　尼是联邦政府机构，由纳税人支持，该向百姓提供免费服务。
　　
　　资金来源
　　政府的优惠政策并不能解决经费问题，博物馆必须自己找经费。经费来源包括政府和民间两种，这是“双轨制”的第二层意思。
　　以伯明翰艺术博物馆为例，由于是市府属下的机构，其建筑归市政府所有和维护。大约六十名雇员中，一部分算是政府雇员，亚洲馆馆长便是这样一类职位，另一些，如我所任的亚洲馆助理馆长的位子，则是由私人资金支持的。费城艺术博物馆是私立机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雇员四百余人。费城馆是座气派十足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为上世纪初的世界博览会而建。事后，市府决定把建筑用做博物馆，请当地贤达讨论如何共襄盛举。政府许诺允许无偿使用建筑，贤达们捐了最初的一笔资金，博物馆于是开始运行。作为私立博物馆，费城馆的人事、日常业务开支自行解决。建筑是政府的，故日常维护、保卫由政府负担。
　　有了人力和物业管理的资金，博物馆还必须解决日常业务活动资金，包括办展览，购买藏品，维护藏品等等。美国博物馆获得资金的渠道多样，大体分为专为特定博物馆建立的基金、政府基金、馆外民间基金、地方政府特殊拨款、私人捐献、公司赞助以及博物馆内一些销售／服务的收入。
　　历史久的美国博物馆都有一些专属于该馆的基金，通常来自个人或家族的捐赠。一些是捐给博物馆的，一些则进一步说明是捐给博物馆中的某个分馆的。这些基金中，有一些附加了更具体的使用要求，比如只能用于购买印象派绘画或日本瓷器，只能为还活着的艺术家办展览等等，博物馆使用基金时需遵守相关要求。也有些基金是用来设立职位的。比如，史密斯夫妇可以设立一个基金用来付亚洲馆馆长的工资，作为报答，馆方会将该职位冠以史家的姓氏。除了专属于某博物馆的基金之外，美国还有一些馆外私人基金支持文化艺术事业。例如设在洛杉矶的盖提基金会，它专注于人类文化遗产的维护工作，每年提供数百万美元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文物维修和保护。民间的捐款也可能来自私营企业，通常是大公司。我有几个朋友在大制药厂和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做事，在纽约时，我们会一起去博物馆，他们只需展示工作证就长驱直入。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公司赞助了博物馆，投桃报李，博物馆允许这些公司的雇员免费参观。
　　上述民间捐赠之外，政府是博物馆业务活动资金的另一个来源。美国没有我们的文化部这样对文化加以行政管理的机构。它有的是一个国家艺术基金会，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管文化，而是通过资金发放来影响文化。该基金会每年从国会得到一定预算，审查个人和机构的申请报告，决定什么项目可以得到资金支持。除了联邦政府，各州甚至城市政府也会有一些官方艺术基金，但这些基金通常数目不大。在文化艺术专用资金之外，政府还可能通过其他渠道来支持博物馆。例如，美国博物馆非常注意吸引少年儿童来参观。孩子们参观不但免费，且配有专门的讲解员。这些措施表现出对孩子的爱心，也包含了经济企图。比之政府的文化艺术部门，教育部门拥有大得多的预算；大量的中小学生参观者可以证明博物馆对社区的贡献，是争取教育部门拨款的理由。再如，伯明翰艺术博物馆办兵马俑展览时，馆方反复游说当局，张扬兵马俑的意义，强调展览将给伯市形象带来正面影响。市府于是慷慨解囊。又如，我离开费城艺术博物馆后不到一年，该馆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塞尚展览。一时间当地旅馆纷纷爆满，展览一票难求。为看展览，我专程赶去费城，竟也弄不到一张门票。好在警卫多熟人，念旧放我进去。一位同样从外地赶来的艺术史教授，因无后门可走，落得败兴而返。为了这个展览，费城市府提供了特别资金。可见博物馆如能为当地制造某种文化事件，闹得满城争说，政府便会签署支票。
　　在民间和政府之外，博物馆自身资源的经营亦是一类资金来源。博物馆内会分出一些地方为餐饮之用，有中高档饭店，也有小吃部。博物馆的建筑通常风格高雅、地点重要，餐饮处除了供参观者使用，企业也会来举办酒会。博物馆另一经营项目是礼品商店和书店。观众刚看完展览，置身在文化气氛之中，容易动念购买纪念品、书籍和招贴画。另外，博物馆办展览时常彼此租用藏品，租方为此要付可观的租金。大型博物馆都有文物修复部门，除了维护馆里的藏品外，其他机构甚至个人也会要求协助修复其藏品。凡此种种服务，都会是博物馆资金的来源。
　　
　　赞助系统
　　想要让资金源源不断，博物馆必须有一个赞助组织系统。美国博物馆的资金赞助系统有“明”、“暗”两部分。民间在明处，政府在暗处，又是一类“双轨制”。
　　民间赞助组织最常见的形式是所谓“朋友圈”、“馆员组织”和“义工组织”。“朋友圈”中人，少则捐千元，多则数万。根据善款多少，捐赠人可以加入董事会朋友圈、总馆长朋友圈或分馆长朋友圈。博物馆向这些“圈中人”发送馆务新闻，有事会征求他们的建议，有了难处，请他们解囊相助。“馆员组织”可以用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制来打比方——你选择一个健身计划，交数目不大的会费，就可以使用计划所提供的设备和服务，并按年缴费。同样，新年伊始，博物馆会给“馆员组织”的成员发信，呼吁他们继续支持博物馆，并通知他们明年将有何等不同凡响的展览和活动。“馆员组织”收费标准远远低于“朋友圈”，但仍可以为博物馆带来一些收入。通常，“义工组织”人数众多，博物馆中的售票员、解说员、礼品店服务员多由义工担任。义工不但节省了博物馆的人工开支，也是连接博物馆和社区资源的纽带。举个例子，费城艺术博物馆的亚洲馆有位义工，是一位名律师的妻子。她每周来做些档案整理一类的活。由于其家族在费城地位显赫，她广泛的社会联系为亚洲馆带来许多好处。一次，市场上有件韩国青瓷瓶，我们志在必得，但差数千元经费。给财务部门打了几通电话也没能解决问题。到快下班时，义工女士看我们成功无期，便慷慨地开出一张支票。
　　论及上述种种赞助组织，难免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许多人要替博物馆工作，向博物馆捐赠？我猜想，赞助参与者的动机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是经济的。而这两个层面的动机都应该符合他们的利益。
　　捐赠是一类文化习俗，一旦形成，便可能有某种强制性。举个例子，我的一个堂弟在亚利桑那州结婚。时在纽约的我想不出该买什么礼物，于是，寄去张一百美元的支票，让他自己买件东西做纪念。开支票的时候，一位多年前从福建偷渡来美的朋友正好在场。当知道了支票的用途后，该朋友大不以为然。据他说，在纽约的福建人社区中，遇到亲戚结婚，甚至那些刚刚来美，欠下数万美元偷渡债的人，也不敢只捐一百美元。“像堂兄弟这样的近亲，结婚应该给五百到八百美元，生孩子可以给三百上下。”问及如果捐不了那么多会怎么样，答曰：“那就很难做人了。”从这个例子中可读出两个显性陈述和两个隐性（暗示）陈述：
　　显性陈述：第一，捐赠可能是强制性的或有一定的强制性，否则债务在身的人不会捐赠；第二，捐赠规模与捐赠的场合（结婚或生孩子）相关，也和捐赠者和受捐者的联系方式（堂弟，或血缘上远些的亲戚，如表弟）相关。
　　隐性陈述：第一，捐赠的规模和经济能力有关（有偷渡债务者可以少捐一些）；第二，如果不按习俗捐赠，可能会有负面后果。
　　朋友没有解释“很难做人”具体意味着什么。推想是说丢了面子，疏远了与其他社区成员的关系，损害了当事人的社会地位。了解在纽约地区拥众数十万的福建社区的人都该知道，他们大部分人没有受过教育，其生活高度依赖于亲戚老乡构成的社区。初到美国，要靠亲友教授技能、介绍工作才能生存。安定后，开餐馆、杂货铺、洗衣房，亲友又几乎是惟一的融资渠道。因此，遵守文化习俗，建立社区认同感对每个成员的生计都十分重要。
　　上述例子提供了一个解释博物馆赞助组织形成机制的角度。捐赠在美国社会被广为认同。每年大学校园里的献血人群，圣诞节街头救世军募捐者的笑脸，竞选季节高速公路边义工挥舞的竞选人名牌，都会给初到美国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社会习俗必定和美国的历史及宗教传统有关。虽然，其渊源非本文所能讨论，但可以相信，捐赠在美国社会里是获得尊重的必要的行为。在伯明翰时，博物馆的亚洲收藏主要靠一个叫做“亚洲艺术协会”的组织支持。当头的是一位企业的老板。我和他接触颇多，觉得他对亚洲艺术的了解仅仅止于喜欢而已。我问过我的上司，什么原因令他为亚洲馆付出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答曰：“因为他是社区领袖。”如果套用对纽约福建人捐赠习俗的分析，或可以说，对有不同经济能力，与社区有着不同关系（领袖，有影响者，一般成员）的成员，社区对他们在不同场合（如人道，文化，教育等）的捐赠行为有不同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期待。想做社区领袖，理应按规矩出牌。
　　无法了解成为社区领袖可以给那位老板带来何种经济利益，推想他和他的家族至少会因此获得某种文化意义上的满足。还可以推想，在他所属的社区里，对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是获得领袖地位所需的一类功课。事实上，传统中国的绅士阶层也扮演过类似的角色。以血缘／乡亲为基础的社区的公益事业，如办学，修桥补路，建祠堂，常常是这个阶层的义举，也是他们换取尊重和地位所付出的代价。只是现代史上连绵不断的变革动荡逐渐剥夺了民间的经济资源，摧毁了政府之外的各种社区组织形式，致使民间捐赠和我们阔别也久。
当然，博物馆赞助组织成员并非个个争当社区领袖。对于一般人而言，赞助的动机恐怕主要还是对于文化的热爱。再深究，可能与其群体认同的需要有关。刚到伯明翰时，邻居是个退休独居的老太太。当知道我在博物馆做事，她兴奋莫名：“你真是好运气，在那样高贵、文雅的地方工作。” 她甚至还和我讨论过自己是否该去做义工。在纽约的一家媒体研究公司工作时，有个同事想改行，想先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做义工。问她为什么放着高收入的ＩＴ工作不干，她说：“博物馆有那么多美丽的东西、有教养的人，那该是我的生活方式。”可见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博物馆被感受为特定的文化形象，与特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为了认同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群体，人们可能愿意付出代价。想想不少人为名牌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不过是因为名牌和特定生活方式捆绑在一起。此心比彼心，博物馆义工的行为不难理解，虽然二者追求的东西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文化层次的动机，捐赠也有着经济动机。博物馆常收到捐赠的文物，我们会向捐赠者介绍拥有鉴定证书的古董商人来为捐赠品作价，估出的捐赠金额可以用来减免个人所得税。一般情况下，收藏多年的文物会升值，捐赠者所获的更像是一种投资收益。
　　通过减税，政府变成了间接的捐赠者。既如此，政府为何呆在暗处？其中似有道理。从经济角度看，将资金用在文化艺术方面，即便在减税政策下可以收回全部资金甚至有一定收益，捐赠人仍然可能付出过高的机会成本。一位曾服务于世界级拍卖行的朋友告诉我：“股票不好，古董生意才好。”他是说经济景气时，购买文物并非是最好的投资方式，远不如购买股票效益为佳。捐赠人在经济上牺牲的机会相当大。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政府直接投资于博物馆，会力图表现出政府的文化取向，造成政府的文化垄断。私人捐赠则可能维护民间的文化选择权力。我买件清真寺的瓷砖来捐也罢，买件基督教圣经抄本来捐也罢，政府只管减税，别的免开尊口。这种制度体现出政府对其公共产品生产者权利的让渡，可能使公共产品体现出更多的公共性质。
　　因此，即便在美国这样市场化程度极高的社会里，政府介入在博物馆领域仍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民间赞助在美国博物馆领域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和民间资源的互相作用不但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支持了民间在文化参与和选择上的自由，使作为公共产品的博物馆更多地拥有了它本该拥有的品格：公共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谱录类”
　　
　　杨竹剑
　　台湾逯耀东先生精研饮食文化。大著《肚大能容》，文情俱胜，诵之若美食佳肴，在目在口。书中言及袁枚《随园食单》，将过去著录于“农家”“方技”的饮馔之书，“提升至艺术的层面”。进而申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将饮馔之书，自‘农家’与‘方技’析出，与器物、墨砚、花卉并列，置于‘艺术’之后，另立‘谱录’一类。”（三联书店二○○二年十月版，１４５页）。《随园食单》如何，不敢言。《四库提要》“谱录”之立，其叙言所开由来，则与逯先生言似不尽符。原文简约，照引以免误读：
　　刘向《七略》门目孔多，后并为四部，大纲定矣。中间子目递有增减，亦不甚相远。然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未载《竹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门目既繁，检寻亦病于琐碎，故诸物以类相从，不更以时代次焉。
　　按：“谱录”类包括器用、食谱、草木虫鱼、杂物诸目，确系“置于‘艺术’之后”，同隶子部，但很难说此即“提升至艺术层面”。而且《提要》的“艺术”，评价未见高雅，书画“均与文史相出入”，琴“是特一技耳”，印“与小学远矣”，射义、投壶“载于《戴记》”，但“诸家所述，亦事异礼经”，只能“退列艺术”，博弈、歌舞，“事皆琐屑，亦并为一类，统曰杂技焉”。这样的“艺术层面”，美食佳肴的饮馔之书，大可不必争取“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