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如此悠久的传统
作者：庞冠群
《读书》2009年第2期
印象中，欧洲人是善于保护传统的，他们对于各种文化遗产总是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因此，如若被告知欧洲某地的某种象征物或仪式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的话，我多半是不会怀疑其真实性的。然而，霍布斯鲍姆与五位英美学者共同撰写的《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书抛出了一个令人有几分惊讶的论点：“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为论证这一观点，六位作者考察了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主要是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历史中建构传统的种种情形，并阐明了“被发明的传统”之历史功用。
前两篇论文涉及英格兰的弱小姐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特性。这两个地区虽属英国，但皆有其独特的民族风情，保持着文化上的独立性。苏格兰男子以穿着色彩绚丽的格子呢短褶裙、吹奏高亢的风笛为荣；威尔士人则将其丰富的民族音乐与诗歌视作传统文化的瑰宝。而实际上，苏格兰的传统服装、威尔士的民族文化遗产都是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追溯性发明，或至少是虚构了某种历史连续性。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重点考察了克兰格子呢褶裙诞生的历程。其实，短褶裙是在一七○七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这一合并结束了苏格兰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之后才出现的，它是一名英格兰企业家为其苏格兰雇工设计的简便服装，而克兰格子呢褶裙则是更晚些的发明。以格子呢图案区分氏族的想法首先是由格子呢制造商们编造出来的，尔后又从艾伦兄弟那里得到了“历史依据”。生活在幻想世界中的艾伦兄弟，于一八四二年出版了他们精心伪造的十五世纪末的手稿——《苏格兰的衣橱》，其中描绘了苏格兰各家族的克兰格子呢。此书中精美的格子呢图案不仅保障了苏格兰格子呢制造业的繁荣，还为日后出版的许多种有关克兰格子呢的书籍所仿效。由此，已经消亡的苏格兰克兰体系被以服饰的形式重构，独特的高地服装也成为苏格兰的重要象征，借以表达对英格兰的抗议。
如果说苏格兰是在缺乏独立传统的情况下创造出了一个传统，那么威尔士人则靠虚构历史的连续性并制造伪传统来消除文化断裂的困扰，从而塑造出新的威尔士特性。根据普赖斯·摩根（Prys Morgan）的研究，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随着英格兰生活方式的传入，威尔士的风俗与生活方式迅速衰落，当地的文化“爱国者”们决意追寻并改造威尔士的历史，以复兴其文化传统。于是，原本被认为是文理不通、只有下层才使用的威尔士语逐渐成了“民族的丰碑”、未受污损的“天堂中的语言”。在职业吟游诗人阶层已经消亡之际，着迷于神话与历史的艾罗却发明出了众多“吟游诗人协会”，并将它们与复兴了的诗歌大会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民族文化的新传统。古老的威尔士音乐也随旧式的生活方式共同消失，但通过改编英格兰歌曲、创造威尔士历史歌曲与本土音乐等手段将威尔士打造成了“音乐之乡”，并制造出其本土音乐传统悠久的神话。如果说复兴威尔士本土音乐是虚构了其历史连续性的话，那么设计威尔士妇女的民族服装、将模糊不清的人物马多转变成民族英雄、制造风景传说等做法则是明显的伪造传统。摩根认为，是威尔士民族的危机导致了制造神话与发明传统的运动，而这一运动也的确在民族进程的艰难时刻起到了重要的愈合功能。
被发明的传统何以被接受、认同？应该说，浪漫主义的时代背景为苏格兰、威尔士发明传统提供了理想的氛围。摩根将其论文标题就定为《浪漫主义时期对威尔士历史的追寻》。一般认为，浪漫主义倡导挖掘历史遗产、弘扬传统，并把传统视作共同体认同的依据，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促使威尔士人迸发出对自身传统的兴趣，哪怕是虚构的传统。浪漫主义的氛围也造就了一个人们普遍迷恋神话和传说的时代，因此，艾罗等人的发明或伪造才有传播扩散的空间。对于苏格兰而言，正是因为浪漫主义运动崇拜高尚的原始人，认为他们面临着被文明毁灭的威胁，那些曾被视作懒散、野蛮的苏格兰高地人才会变得魅力十足。于是，英格兰化的苏格兰的贵族、绅士、律师、商人都偏爱新近发明的高地传统装束。
不单只是不列颠的边缘地区发明传统，英格兰也不例外。与其他国家的元首相比，当代英国的君主总是被众多的仪式所包围。而每遇王室盛典，评论者们往往用“千年悠久传统的壮丽辉煌”、“一个历经数百年的盛大场面”之类的语句来表达赞美之意。大卫·卡纳迪恩（David Cannadine）通过研究一八二○至一九七七年间英国王室仪式的演变，揭示出现代形式的种种盛典其实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一九一四年间，英国君主制的公共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王室仪式被成功地改造，从笨拙可笑、缺乏魅力变得庄严华丽、引人注目。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方许多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发明仪式与传统的高潮。仪式上的攀比实际上也表达了国家间的竞争。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奥地利，行使实权的国家领袖乃是盛大仪式的中心，而在英国，君主在真正的权威衰落之后却被提升为超越于政治纷争之上的民族领袖、帝国家长，被盛典、仪式所环绕。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卡纳迪恩认为，“是权力换来了声望”。十九世纪的前七十年间，英国君主行使着真正有效的政治权力，对当时的英国民众而言，王室的权威使君主制变得危险，又加上接连几代的王室成员都声名不佳，因此，王室仪式不可能成为取悦大众的庆典活动。而维多利亚从政治生活中隐退、很少行使有效的权力，这促成了君主制公共形象的转变。另外，一八七七年女王成为印度女皇，此后王室盛典同时也是帝国的庆典，它们要体现帝国的鼎盛与辉煌。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七七年这一时期，英国人可以骄傲地认为他们长于仪式，其王室盛典有着极其悠久的传统。从国际层面来看，英国在王室仪式方面先前的对手——德国、奥地利和俄国——都已经废弃了君主制，王室盛典的确变为英国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英国王室仪式又被赋予了新意义。内政的变化、战祸的折磨使得君主制变为动荡不安的年代中稳定性的象征，王室仪式主要传达的就是这种连续性与稳定性。而随着英国国际地位的严重衰落，与伟大往昔紧密相连的君主制仪式又能“缓和丧失世界强国地位的痛感”。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变迁的时代，王室盛典变成了唯独属于英国人的“千年传统”。王室礼仪的形式及其文化意义的演变，实际上折射出了大英帝国兴衰的历史，以及兴衰交替过程中民众的心态。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的研究视线从英国本土转移到了其海外殖民地，阐明了殖民者如何利用发明或移植传统为殖民统治服务。博纳德·科恩（Bernard S. Cohn）考察了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统治者如何重建殖民统治秩序并通过仪式展现英国之权威。一八五八年，维多利亚女王被确立为印度的君主，为满足直接统治的需要，英国统治者力图将印度本土的贵族阶层转化为效忠英国女王的“封建领主”。对于英国人而言，莫卧儿时代的印度缺乏一套针对王公们的等级次序和荣誉体系，因此，他们按照欧洲的模式创造出了“封建的”印度贵族的等级，将印度王公变成了英国的爵士。一八七七年举行的旨在宣布维多利亚女王接受印度女皇新头衔的帝国集会，以一系列仪式活动创造出了一个本土的封建贵族阶层，并集中展现了由女皇所象征的英国的权威。这次集会极力呈现印度社会、文化以及宗教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被视为印度人需要英国女皇统治的明证。此次集会还将英人统治印度的新秩序象征化，会场的布置、赠与印度人的以纹章装饰的锦旗都充满了象征元素。总之，英国统治者极尽历史想象之能事，创造出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封建特色”。我们可以想见，这次集会有多少荒谬可笑之处，难怪以往的研究者都将其视作无聊的表演。但是，本文作者科恩还是为这项被发明的传统找出了一点意想不到的历史作用，他认为这次盛会奠定了一种仪式风格，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所采纳的公共政治风格便深受其影响。
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撰写的《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再次证明了殖民者不只是依靠坚船利炮来维护其统治。但非洲的情形与印度并不相同，非洲的许多地方存在白人定居者。这些定居者为了在非洲变成令人信服的统治阶级而移植了有关从属关系的欧洲传统，比如确定军官与士兵地位的军团传统、确定主仆地位的乡绅大宅传统、确定级长（prefects）与低年级学生地位的公学传统。这些移植来的传统可以创造出“一个明确界定的等级社会，其中欧洲人发号施令，非洲人接受命令”。与印度的另一点差异是，非洲没有莫卧儿王朝为殖民者提供的那种古老的王权观念与帝国体系，因此英国人在非洲发明出一种君主制新传统，即帝国君主制（imperial monarchy），它宣扬英国国王几乎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神。这既可以使白人的统治显得合理，又可以树立起帝国的意识形态。英国殖民者希望借助白人与黑人同属于大英帝国的观念促使非洲的酋长、长老等人与他们合作。为了增加英国和非洲政治、社会、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殖民者还为非洲发明了其本土的传统。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部落传统的创造。殖民官员们相信每一个非洲人都属于一个部落，就像每一个欧洲人都属于一个民族一样。部落被看做是拥有共同语言、单一社会制度和已确立的习惯法（所谓非洲的习惯法也是殖民者的发明）的文化单位。而实际上，殖民统治之前的非洲并非只有一种部落认同，“绝大多数非洲人都在多种认同之间摇摆，有时将自己界定为这一酋长的臣民，有时是那种教派的成员，有时属于这一氏族，有时又是那一职业行会的成员”。现代非洲的部落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官员与非洲知识分子的创造。总之，殖民者通过整理、发明和传播非洲的这些传统，使原本灵活多变的习俗变成了确定无疑的东西。这种被发明的传统虽然歪曲了过去，但它本身已经变为现实的一部分，在以后的历史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印记。此外，谈到殖民主义总难绕过其双重使命的问题，在发明传统层面也不例外。由欧洲输入的发明性传统不仅为白人提供了发号施令的模式，而且还为很多非洲人提供了“现代”行为的模式，他们尝试着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利用欧洲移植的传统，以此作为建立新社会的资源。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霍布斯鲍姆将大规模生产传统描绘为一八七○至一九一四年欧洲历史的重要特征。他纵观此时欧洲各国出于种种目的而狂热创造新传统的实践，从法、德官方创立的公共仪式、纪念碑、雕像到与工人运动相联系的红旗以及“五一”节，再到英国足总杯、环法自行车赛、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等体现群众或中产阶级休闲的体育活动。对霍布斯鲍姆而言，这些发明的传统都有着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功用，否则它们既不会存在，也不可能得以巩固。
研究“传统的发明”这一历史主题的意义何在？我想戳穿伪传统、揭示历史真相并非首要目的。讨论传统为什么会被制造出来，又产生了何种历史功用远比单纯地鉴别真伪重要。此外，发明传统的实践主要是为了回应社会与政治的变迁，每项发明传统的个案都指向了更大的时代背景，透过一个个发明传统的故事，我们可以更好地去理解故事所发生的那个时代。本书所跨越的年代基本吻合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漫长的十九世纪”（一七七六——一九一四），在这个时代中，民族认同的建构、帝国意识形态的塑造、殖民主义的扩张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上述论文讨论的发明传统的现象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追踪那些被发明的传统不失为考察“漫长的十九世纪”历史的新视角。
最后，从研究方法上来简单谈谈本书的特色。近三十年来，“新文化史”在西方史学界颇具影响。一九八三年推出的这本以传统为研究对象的英文文集也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新文化史的印记。第一，文集的题目就有新文化史的影子。新文化史家强调文化是一种建构或者发明，所以题目中带有“invention”或“inventing”的著作大量涌现（诸如L’invention du quoditien [Michel de Certeau,1980]、The Invention of Africa [V. Y. Mudimbe,1988] 、The Invention of George Washington [Paul Longmore, 1988] The Invention of Scotland [1991]）。“传统的发明”这一标题正体现了（并且进一步推动了）此种潮流。第二，从研究内容上看，此书非常关注仪式、象征物、语言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制造物，这些内容正是新文化史家所热衷的一些研究对象。而且，新文化史研究强调文化的能动性，认为仪式、象征物等文化因素不仅反映了社会，它们自身也在影响社会、创造历史。再看此书的各篇论文，其共同的主题便是考察被发明的传统如何生产出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意义，在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发挥影响，这也与新文化史的认识相一致。第三，此书中的个别篇章与许多新文化史的著述相似，都深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此书虽然主要汇集了历史学家的文稿，但也有人类学家的贡献。科恩便是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致力于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他对于一八七七年帝国集会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努力。另外，卡纳迪恩在研究英国王室仪式时，反复强调他使用的是“厚描述”的研究方法——提出“厚描述”的吉尔茨则是对新文化史研究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家。第四，新文化史在历史叙述类型上有“从分析转向叙事”的特征，而此书的各位作者也有着明显的说故事的欲望，有赖于此，这本文集才能将学术性与可读性巧妙结合，在充分论证学术观点的同时，把一个个发明传统的故事娓娓道来。因此，《传统的发明》的英文原著自推出以来便不断被重印，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畅销书。
（《传统的发明》，霍布斯鲍姆、兰杰编，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二○○四年版，21.20元。凤凰文库即将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