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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忠   发表于 东方早报 2014-10-26 10:00



补碗



《盛京舆地全图》（局部）



清代朝鲜人《燕行图》中的琉璃厂

　　旧上海有句俗谚，叫“江西人钉碗——自顾自”，表面意思是说一个人非常自私，只顾一己之利，而它的由来，其实并无多少地域歧视色彩，重点主要是指市面上补碗的小生意皆归江西人从事。对此，晚清颐安主人所撰的《沪江商业市景词》有诗吟咏：

　　钢钻钉碗唤门前，小巧铜攀密搭连。

　　修补完成无漏泄，藉资糊口巷中穿。

　　由于钢钻在瓷碗上钻钉，总是发出“滋沽滋沽”的刺耳声响，仿佛在诉说着小本生意“自顾自”的无奈……

　　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曾指出：江西因地狭人稠，一个人如果没有技艺在身就无计糊口。这些人通常都要外出谋生，出门时赤手空拳打拼，从事的职业主要有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当时，就有不少江西人前往北京谋生。及至清代，琉璃厂书业早期都是由江西人所把持，至于其时是否已有补碗的江西人活跃其间，笔者未暇考证。不过，至迟至十八世纪，北京街头的补碗应当是随处可见，这给前来朝贡的燕行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此，朝鲜人的一部笔记《雪山由外史》就曾指出：

　　中国人有破磁皆不弃，命匠钉而用之。其法：取破磁，以绳缚之而合之，令破痕无所违戾，以弯锥缘破之两边种穿孔，而只磁肉之半用钉，以小铁椎打以插之，使之蹲蟠于磁肉，牢固如旧。见其破痕，微如一发之横在器内而已也。勾水亦皆不漏，茶钟、酒盏用此，尤奇焉！

　　此处的“磁”，也就是瓷器。作者发现：中国的瓷碗破了，并不会被扔掉，而是让补碗的工匠前来打钉子补好，继续使用。补碗的办法是将碗置于手中，用绳子绑紧，让破裂的部分对齐，然后用弯锥，沿着瓷碗破处的两边钻孔，并在碗内的一边钉上钉子，再用小铁锤敲打，让钉子固定在碗内，这样，补好的瓷碗之牢固程度，也就与先前未破时完全相同。倘若要找瓷碗破损部分的痕迹，相当不明显，就像一根头发丝那样细微，不仔细观察就难以发现。而用这碗来盛水，完全不会渗漏。不仅是破碗，茶钟、酒盏也会以此种手法来修补，真是特别的奇妙！此种补碗巧技让朝鲜人大为感佩，作者指出：朝鲜也有弯锥，但都是用来刺穿钢、锡等金属物件，现在看到钉瓷器也能用弯锥，穿起来游刃有余，像是洞穿软木那样容易；另外，朝鲜也有钉子，但只用在木器之上。这些，都不由得令人感叹中土技术之先进……

　　在十八世纪，朝鲜燕行使者年年入燕，大概每年都会看到北京街衢巷陌间的这些补碗巧匠，这在他们留下的《燕行录》中记载颇多。此类印象想来实在深刻，所以一些文人也藉此为题另行生发。譬如，《古芸堂笔记》中就讲过这样一桩趣事：

　　故友李懋官诚为一代词伯，余亦谬有虚名，新学后生贽诗章请改者颇有之。

　　一日，懋官掷笔太息，谓余曰：“京师百物皆有，补破匠，破盘、破锅、破袜、破网巾，苟令完好，足以营生。吾与子老矣，砚田已荒，焉能坐而待饿？挟一笔一墨，相随乎弼云、三清之间，高叫‘破诗补’，岂不得一碗酒、一碟肉乎？”相与大笑。

　　与徐学士语，寓及此事，大为绝倒，遂号余“补破诗匠”。

　　号称“补破诗匠”的《古芸堂笔记》作者，是朝鲜著名的文人柳得恭，他也曾作为燕行使者两度前来北京。此人与李德懋、朴齐家三人供奉内阁，为检书。他们才学高迈，文字老成，所作的汉诗更受国人追捧，竟被尊称为“检书体”。作为朝鲜第一流的文人，在他们眼中，本国一般人所写的汉诗，自然都是些不堪卒读的“破诗”，而由他们加以斧正，做的工作也就如同是在以弯锥修补破瓷碗一样。

　　柳得恭被他人称作“补破诗匠”，可以说是既有几分无奈，也更有几分自得。另外，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好友李懋官（德懋），在朝鲜文坛上亦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堪称一代诗坛的领袖。

　　李德懋生于李朝英祖十七年（1741年，清乾隆六年），曾任奎章阁检书官，官至积城县监，卒年五十三岁。他于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以书状官随员的身份前来北京。在朝鲜燕行使团中，书状官的职责之一是记录使行日记及闻见事件，回国后启呈朝鲜国王。据他撰写的《入燕记》记载，使团于当年的四月十二日渡鸭绿江，五月十五日抵达北京。逗留了一个月之后，于六月十六日离京回国。

　　从明末迄至晚清甲午战前，清廷与朝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在这种宗藩体制下，朝鲜必须定期派使者前来北京朝贡。定期的朝贡每年至少一次，此外，还有不定期的各类派遣。据统计，从顺治二年（1645年）迄至光绪六年（1880年）的二百余年间，朝鲜所派遣的使节平均每年大约两点六次。

　　朝鲜使臣虽然年年燕行朝贡，但对清廷却始终心存芥蒂。对于前明兴亡，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778年李德懋入燕时，“天地已是大清，日月早为乾隆”，尽管如此，他还是特地前往北京煤山凭吊，亲眼看看崇祯皇帝的殉难之地。其时，但见平地筑土成山，山上殿阁缥缈，他“举手指点，不胜凄黯”。在不少朝鲜燕行使者眼里，明清鼎革，神州陆沉，山川早已变作腥羶之乡。在游览辽蓟燕京各地途中，李德懋时时流露出怀念前明的情绪。抵达北京之后，他登览诸多名胜，彷徨踌躇，发思古之幽情，慨叹中华礼乐文章之不可复见……

　　李德懋曾前往东安门拜谒北城内的太学，他详细状摹了太学宫殿的布置：

　　门旁辄书manz**字，殿中诸位版亦然。蕃人之书胡为乎？圣贤之神版如有明神，必不妥灵。……笔帖式一人前导，而守门者到处索扇、药。殿门既开，光头赤身者及童男女拦入无节。使臣乌帽团领，行四拜于大门之稍东边，观者皆指点而笑曰：“场戏一样！场戏一样！”场戏者，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故也。

　　此处对太学重地书写manz**字等，均斥为不伦不类，隐含着清朝的诸多举措与先王之典章制度完全不符之意。换言之，在朝鲜人眼中，“江山满目是成非”，大清政权显然缺乏君临天下的正当性。在上述的叙事中，李德懋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说朝鲜使臣入门时，守门者还大肆索取贿赂。而殿门打开后，光头赤身者及童男童女之随便进出，更让人感到太学圣殿之形同儿戏。在当时，不少朝鲜人都认为，自从明朝灭亡，天崩地坼，胡虏犬羊入主中原，即使是圣贤后裔亦剃头辫发，只有僻处海东的朝鲜仍然惓惓于朱明，独守先王之制君臣大义，严辨华夏夷狄之分，故而在实际上，明室犹存于鸭绿江东，朝鲜成了地地道道的一个小中国——此即所谓的“朝鲜中华主义”。因此，他们对于自身的衣冠打扮颇有孤芳自赏之态，认为只有朝鲜人才保留了前明的制度。其时，由于中原衣冠已与曩昔迥异，所以朝鲜使臣在进入太学大门时，旁边的中国人竟会指指点点，讥笑他们的打扮像是在做戏一样。这让朝鲜人深深体会到，不仅是宫殿景观今非昔比，而且，中国人连前朝衣冠都已不认识了。衣冠发式久为华夷种族之徽帜，但在当时，先王衣冠法服皆尽为戏子辈玩笑之物，此情此景，岂不让人感慨万分？

　　与儒学的衰落相映照，盛清时代的佛教则极为昌盛。李德懋描述说：太学之西有雍和宫，是雍正皇帝的愿堂。雍正驾崩时，曾移殡于此。钟声法鼓响，佛号梵音鸣，负责诵经的蒙古喇嘛僧大概将近千人，都穿着黄衣，能说汉语，“殿阁楼廊，丹雘金碧，神雕鬼镂，至巧极侈”。在清代，朝鲜李氏王朝推行尊儒排佛的政策，朝鲜使臣往往将清朝的奉佛看成是“中州弊俗”，所谓“中州崇奉太多门，风俗靡然莫识源，佛宇多于尼圣庙，关公并与梵王尊”，在《入燕记》中，李德懋实际上是以佛教的兴盛来凸显中华文明之俗靡风颓。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一幅清代前期的《盛京舆地全图》，根据图上的注记推断，该图应是由前来北京朝贡的朝鲜人所绘制。从中可见，燕行使者从凤凰城（今辽宁凤城）栅门进入中国，沿途行经辽阳、盛京（今沈阳）等地，再经山海关、通州到北京。此一惯常的燕行路线，沿途经过辽东、华北的广大地区。随着朝鲜使团的逐渐西行，北中国城镇景观展现出的图景愈益繁盛。在辽阳，李德懋看到：“左右市肆栉比鳞次，恍惚玲珑，无物不有，老少森立，拱手而观，人皆秀俊，直亘五里。”这让他回想起自己的祖国，想到了朝鲜王京汉城的街市，那里的商况市景与中国相比起来，真是不啻霄壤。及至通州，他又发现：此处的商业街长达十里，从江南运来的各种货物都堆积在这里，而来自天下各地的商人，也纷纷在此居廛列肆。这当然是因为通州位于京杭大运河的一个重要枢纽，作为北京的门户，此处承担着重要的商业和交通功能。每年，有大批漕粮以及其他货物由京杭大运河源源不断北运，故而当地集中了相当多的船只。对此，朝鲜燕行使者以“舟楫之盛”来形容此一独特的景观，而后者又与“皇都之神丽”、“辽野之旷阔”，并称为朝鲜人心目中的三大“壮观”景象。

　　除了通州的“舟楫之盛”外，三大“壮观”中的“皇都之神丽”，是指北京城之繁华富丽。对此，李德懋在《入燕记》中写道：

　　（五月十五日）疾驰入朝阳门，盖自通州大道，铺白方石迄于此，凡四十里。车轮马蹄，日如轰雷……闾阎之繁盛，市肆之华侈，真天府而陆海，舌既不能说其大略，笔亦不能记其一隅。

　　刚进北京城，眼前所见到的一切，就给李德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鲜人骑着马快速进入朝阳门，一路上都是大路，从通州铺着白色的方块石头，一直铺到北京城内，沿途是长达四十里的大路。其间，轮蹄络绎，穿梭来往。北京城内人口之繁盛，商店的豪华奢侈，让人一时难以形容……

　　根据李德懋的观察，当时，整座北京城的商业气氛都相当浓厚，连皇宫所在的紫禁城外也都是店铺，相当拥挤。对此，有的朝鲜使者解释说：

　　燕俗以商贾为贵，盖清人之初得天下也，汉人不服，郁郁有思乱之心。康熙乃使汉人主买卖，与宰相平揖，富于赀者无所僭制，故汉人皆趋于买卖云。

　　这是说——北京风俗以商人在社会上最受尊重，这大概是因为清初manz**人刚刚夺得天下，汉族人心里不服气，总想着闹点事情出来。针对这种情况，康熙皇帝想出一个主意，让汉人都去做生意，有钱的人可以跟宰相平起平坐，富人在衣食住行方面，只要有钱，也就不再有任何限制，所以汉人都纷纷跑去做起了买卖。

　　这样的描述，究竟有多少是当时的真实情形，又有多少是出自朝鲜人的想象，我们一时还真的难以说清楚。可能很难说是谁在引导，谁在半推半就，不过，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经历了一场剧烈政治动荡之后，社会风气往往会产生一些重要的转变。不知这该称作社会的“硬着陆”抑或是“软着陆”，但可以确定的是，志存高远的政治理想遭受严重挫折之后，人们通常的本能反应——治国平天下既遥不可及，颓然丧志之余溺情于声色货利，亦遂成为一种常态。此类的循环往复，在历史上的北京并不罕见。

　　在当时的北京，市肆有诸多类型，最常见的当然是露天集市。例如，五月十五日下午，李德懋就曾前往东岳庙闲逛。根据他的观察，东岳庙中开市，人们如潮水般地涌动，那里的货物很多，货物的质量也相当不错。六月初十日，他又前往著名的隆福寺。据了解，隆福寺每逢每月的九日、十日和十一日，总会有地摊集市。参加地摊集市者，除了一般民众之外，还有不少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出没其间。李德懋就曾在隆福寺集市上，碰到内阁学士、manz**人嵩贵，只见嵩贵头戴珊瑚顶子，长得白白胖胖，在场内到处转悠，对地摊上的各种古玩一一加以评点，并谈论它们的价格。此公见到一些摆摊的人，也很随和地举手打招呼寒暄，这在李德懋看来相当不可思议，因为内阁学士的地位非常崇高，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与摆摊的小贩打招呼，在他看来，相当不成体统。因为在朝鲜，类似于嵩贵这样的中央级官僚一向高高在上，根本不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也更不会与摆摊的小贩毫无顾忌地交谈。

　　这当然是国情不同，因为在中国，官僚、士大夫逛地摊，淘购旧书、古玩，实为一桩文人雅事。当时，隆福市有赶庙的书摊，各类旧书相当丰富，价格也很便宜，这自然吸引了众多的官僚缙绅及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在此类地摊集市上，除了古玩之外，还有不少露天的游艺杂耍。其中，尤以“幻术”（变戏法）最为朝鲜人所瞩目，几乎所有到过北京的燕行使者对此皆有描摹，李德懋亦不例外。

　　在北京，除了地摊集市之外，当然还有许多固定的市肆，其中，尤以琉璃厂最为著名。

　　琉璃厂一带在辽代叫海王村，及至明代，工部在海王村旧址上建造了琉璃窑，烧制五色琉璃瓦，故而称为琉璃厂。清康熙年间，官员汪文柏倡议在此处建房，招商承租，从此以后，琉璃厂一带的商业才得以逐渐发展。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馆，搜集天下藏书编纂《四库全书》，这是琉璃厂书业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当时，四库全书馆设在翰林院。每天清晨，参与编纂的各位大臣进入翰林院，翰林院内设有大厨，供给他们茶饭。及至午后，他们就回到各自的住所，根据上午所校阅某书时遇到的疑难问题，列出相关书目，前往琉璃厂书店查找。在这种背景下，琉璃厂俨然成了开架图书馆。于是，各地书商纷纷前来开店售书，琉璃厂遂迅速发展成著名的书店、古玩店集中的商业街。

　　李德懋于1778年前来北京，当时，正是《四库全书》编纂如火如荼的时期，也是琉璃厂发展的高峰阶段，所以李氏前来北京，可谓躬逢其盛。因此，就十八世纪朝鲜人撰写的《燕行录》来看，李德懋之《入燕记》对琉璃厂的记录最为详备，也最具有学术价值。

　　当时，琉璃厂是书籍交流的中心。李德懋刚到北京不久，就前往琉璃厂。根据他的描述，琉璃厂一带的书籍、字画、古玩以及珍贵布料等相当之多，令人应接不暇。后来，他又多次前往琉璃厂，后者给他的印象是——“左右书肆如水中捞月，不可把捉。”五月十九日，李德懋与另一位著名的朝鲜文人朴齐家等前往琉璃厂，他们抄录了当时朝鲜国内稀见的书籍目录。其间，共抄到嵩秀堂、文粹堂、圣经堂、名盛堂、文盛堂、经腴堂、聚星堂、带草堂、郁文堂、文茂堂、英华堂和文焕斋共十二家书店的一百三十多种书目。除了这十二家书店之外，过了几天，李德懋又找到一家更为重要的书店。他发现，“五柳居”的陶庭学，更属书商中的翘楚。陶氏原籍浙江乌程（今湖州），他家从其祖父开始就移居苏州，因姓陶，就以“五柳先生”陶渊明之后裔自居，在苏州开了家“五柳书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馆，因陶氏擅长版本鉴定，著名学者朱筠就推荐他到京师，为四库馆鉴别并搜访异书秘本。于是，陶庭学和儿子陶蕴辉就一起到了北京，在琉璃厂开了“五柳居”书店。

　　在陶氏的五柳居，李德懋借得该店的书目，看完之后大为惊叹。虽然李氏在朝鲜算是见多识广，但从该份书目中，他还是读到不少此前闻所未闻的奇书秘籍。此后，他多次与五柳居打交道，购买了相当多的书籍。其中，还包括当时的一些禁书。譬如，《亭林集》便是此行从五柳居陶生处购买而来。“亭林”亦即顾炎武，作为明末遗民，明朝灭亡后，顾氏在各地筹划反清复明，他的一些著作，在清代当然属于禁书，其个人文集《亭林集》，则是其中的一种。对此，李德懋在《读顾亭林遗书》中写道：“亭林天下士，明亡独洁身，今世尊周者，不识有斯人。”但就是这样一种禁书，在当时的皇城根下，还是可以买得到。看来，乾隆朝文网恢恢，还是百密一疏。

　　据调查，存世的《朝天录》《燕行录》大约有七百种左右。这些资料，不仅是中韩关系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史料，而且，对于清代社会史的研究亦颇有助益。朝鲜使者对于中国社会的细致观察，使得各类《燕行录》意外地提供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而这些描述在当时因过于平常而为中方史籍所忽略。

　　譬如，从朝鲜燕行使者的描述中，人们得以窥见盛清时代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画面。当时，朝鲜使者入燕，虽然目的不同、身份各异，但都非常重视收集有关清朝政治状况的情报，对于统治阶层的一举一动都相当关心，因此，各类《燕行录》中有不少关于盛清时代朝政方面的记载，李德懋的《入燕记》当然也不例外。《入燕记》是以时间为序展开描述，在五月二十七日，他就提及朝鲜使臣巧遇乾隆皇帝的情景：当时，乾隆帝坐在轿子里，看到朝鲜使臣跪在路边，乾隆可能觉得有点好奇，所以尽管轿子经过之后，还是回过头来，仔细端详了朝鲜使臣。于是，朝鲜人也有机会看到皇帝的长相：“面白晰，甚肥泽，无皱纹，须髯亦不甚白，发光闪烁云。”这是对乾隆相貌的直接描摹，与现存中方文献的记载基本吻合。当时，朝鲜使团实际上都负有收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情报的任务，所以通常是有闻必录。为了满足他们的这种需要，负责与之接洽的中国序班（胥吏），有时会故意捏造出一些假情报，作为小道消息透露给朝鲜燕行使者，以期藉此获得一些报酬。因此，现存《燕行录》中的一些记载，有时并不见得完全可靠。不过，尽管可能有些是道听途说，但也颇可聊备一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朝鲜使臣为收集中国朝野情报所作出的努力。

　　在《入燕记》中，最能反映当时政治状况的重要事件是对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一案的记录。

　　沈德潜号归愚，江南长洲（今苏州）人，被视为继王士祯之后领袖诗坛的人物。其人早年困于场屋，屡试不第，至六十七岁始登进士，由编修历官至礼部侍郎，以诗获乾隆皇帝赏识。有《归愚诗文钞》，乾隆曾序其诗集。七十七岁南归时，乾隆将自己的诗集十四册请他修改润色，并说“朕与德潜以诗始，亦以诗终”。之所以受到如此器重，是因为其人作为一名御用的文学侍臣，他一向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其诗歌理论最适合盛清时代统治者的口味，最能体现官方的文艺思想。不过，就是这样一位御用词臣，仍然受到乾隆皇帝的严词指斥。

　　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有教忠堂刻本，目前见于《四库禁毁书丛刊》。该书卷首有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国朝诗别裁集序》，序中三次提及钱谦益及其《列朝诗选》。卷一亦首列钱谦益，对钱氏的为人及其诗歌成就作了简单的概述，从中可见沈德潜对钱氏的推崇，他甚至为时人的“贬之太甚”而鸣其不平。在《国朝诗别裁集》一书的“凡例”中，沈德潜指出：“是选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以钱谦益的诗歌成就，自然符合这一标准。但此一标准，却与乾隆皇帝极不合拍。清高宗非常强调忠君思想，以纲常名教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准绳，他曾为前明殉节死义的大臣议谥，特敕大学士、九卿等稽考史书，编辑《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并在国史中首创“贰臣传”之例，将在当朝做官的前明官僚，统统归入“贰臣传”中。在这种背景下，被人们视作“有才无行”、“大节有亏”的钱谦益，自然也被打入“贰臣”之列。在乾隆看来，诗歌的核心是忠孝，在这里，意识形态成了诗歌创作的唯一准绳。因此，当他看到自己心目中的“名教罪人”竟被置于《国朝诗别裁集》卷首，遂勃然震怒，下令抽毁审查，并重版刊行。重版后的该书改名为《钦定国朝诗别裁集》，此一钦定本首列“慎郡王”（此公系康熙第二十一子允禧，在当代电视剧《甄嬛传》中鼎鼎大名，而在另一部《宫锁珠帘》中则为“十九阿哥”），而先前那些由明入清的诗人则悉数消失，虽然“凡例”仍标榜“以诗存人”，但原先的宗旨却早已消失殆尽。

　　李德懋抄录了弘历的《国朝诗别裁集御制序》，并加小段评论。从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一案的裁定中，我们得以窥知盛清时代的文坛风气。当时，在文狱繁兴的罗网之下，庸懦畏怯的士大夫纷纷钳口不言，这在《入燕记》中有诸多描述。

　　李德懋燕行的1778年，清王朝正处于全盛时期。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盛世，民间社会的脆弱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统治者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极为重视，一有风吹草动，从其世袭的武库中最拿得出手的劳什子，便是想方设法对思想自由加以钳制，这在短期内也相当富有成效。不过，我们也看到，在北京，政治上的高压和经济上的繁盛同生共荣。从燕行使者的经历来看，清代禁书活动可能并不像以往史家想象的那么严密。根据记载，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便开始大规模地查缴、销毁“禁书”，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方告结束，此一运动虽然在以往中国史籍中多表现得轰轰烈烈，但从《入燕记》来看，即使是在查缴禁书的高峰时段，在皇城根底下，仍然有一些书商在偷偷贩卖“违碍”、“悖逆”的禁书。而且，书商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也往往敢于放言高论，这似乎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琉璃厂，朝鲜燕行使者与书商过从甚密，他们从后者那里，了解到不少下层民众对国家大事的反应。乾隆晚期，在四川、湖北、陕西等地白莲教的活动日趋活跃，萑苻啸聚，时肇祸衅。嘉庆六年（1801年）柳得恭第二次燕行时，正是中国发生川楚陕起义之际。因此，他对此一事件相当关注，几乎是逢人必问。据《燕台再游录》记载，川、楚、陕动乱期间，北京的士大夫都缄口不言，讳莫如深。只有琉璃厂书商崔生和陶生“时时痛言之，似是市井中人，无所忌惮而然耳”。根据他们的说法，这场动乱的起因是由于四川、湖广等省赋繁役重，穷苦百姓流为盗贼。当时，manz**大臣为了博取功名，竭力主张请剿，调集乡勇讨伐，“一切驱督，绳以峻法”。在当时的军事行动中，官方并不供给粮饷，故而“乡勇悉变为盗贼，所在滋蔓”。结果，官长遭杀戮，平民被烧劫，癣疥之疾渐成心腹之患，朝廷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开始调集沈阳、宁古塔、黑龙江等处的旗人前往征讨。不过，八旗将领“日吃肥猪、面饼，暖帐拥美人，玩愒度日”，而八旗士兵又水土不服，未战而病死者甚多，清剿行动举步维艰。当时，北京每天都有很多谣言，其中虽然也有打胜仗的消息，但其实都是言涉风影，未可执为确据，地方动乱呈星火燎原之势。不仅是川、楚、陕各地，在当时的江南繁华都会也不断发生群体性的事件，如“苏、杭民或聚党白昼殴打公差”，显然亦昭示着社会的动荡不安。

　　柳得恭提到的“崔生”即钱塘人崔琦，是琉璃厂聚瀛堂书店的主人，而“陶生”则为著名的五柳居主人。这些书商缕悉时弊，洞若观火，对于当时的一些奇变惊闻亦敢放言高论。相对于市井中人，读书人似乎显得颇为谨慎。不过，在一些《燕行录》中，还是有少量精彩的描述。例如，考据学家陈鳣，与吴蹇同为海宁著名的藏书家，他与燕行使者朴齐家、柳得恭等人过从甚密。从清人传记上看，这位“美须髯，喜交游”的陈鳣完全是传统士大夫、学者的形象。不过，陈鳣虽为学问中人，但他在与柳得恭的交往中却颇为忘形。他曾自称“东夷”，而且还关上门，穿起朝鲜人的唐巾氅衣，戴上笠子，“曳履徐步”，口称“乐哉”。在与柳得恭的私下笔谈中，他直抒胸臆，对于时事丝毫也不忌讳，认为当时的“讨贼”、“剿抚”二局，上下只是“彼此支吾”而已。他判断“天下将大乱矣！”并进而询问柳得恭：“吾可作管幼安，有容我者乎？”管幼安即三国时代的北海朱虚人管宁，他在汉末曾避乱至辽东。当时的辽东部分地方清时属朝鲜，此一典故显示，陈氏对于时世似乎颇为绝望，甚至动过逃到朝鲜避难的念头。由此例子可见，乾嘉时代的考据学派中人，显然并不像我们以往想象的那样刻板，作为读书人，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观察与思考，或许并不亚于其人的学术水准。

　　杜诗曾有：“莫笑田家老瓦盆，也曾盛酒养儿孙。”在小农眼中，瓦盆瓷碗只要不摔破，便要永远用下去，有些破损，只要找来个把补碗匠将它补好即可。在传统中国，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唯一的目的就是倚靠威权粉饰太平，将江山“自顾自”地传于子孙后代。于是，历代都曾涌现出一批补碗巧匠，他们殚思竭虑地弥缝着破碗，重妆气象再整风流。也因此，细若游丝的裂隙被绳索和弯锥一一修复，于是，溥天率土循途守辙，老祖宗传下的瓷碗遂周而复始地以完好无损之外观示人，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着实令人叹为观止！而身处瓷碗底部的蚁民，只能时时刻刻地顺意承旨嵩呼万岁，称颂帝王的德福兼隆洪恩厚泽，但在实际上，一些草茅下士衡泌寒儒，虽然埋首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但他们也真切地看到瓷碗内部在在可见的裂隙，在其内心深处亦未尝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只是此种真性情，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偶尔有所表露，而这些，也只有在朝鲜《燕行录》这样的域外文献中才能无所顾忌地得以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