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
□周武
西方世界中国研究肇始于“耶稣会士汉学”，迄今已有400年的历史。400年来，这种研究尽管因时因地而异，步趋并不一致，但由此累积起来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和文章，单是数量就已十分惊人。据袁同礼编纂、195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文汉学书目》统计，仅1921年至1957年英、法、德文(另有一些研究澳门的葡萄牙文)有关中国的研究文献即多达1.8万多种(不含论文)。从1957年到现在，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研究文献无疑更仆难数。如此浩瀚的西方中国研究文献，共同汇成了一部引之弥长的西方汉学史或中国学史。
回望这部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中心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在法国。之后，中心则转移到了美国。西方世界中国研究中心的位移，不仅意味着世界汉学空间格局的重组和裂变，更标志着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
从法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
法国汉学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欧美中国研究的中心，在早期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描述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传教士的贡献远比法国重要得多。但是，这个局面很快就被改变和超越了。1814年，法兰西学院率先设立汉学教授席位，法国汉学迅速职业化和学院化。
确实，无论对法国，还是对欧洲的汉学而言，汉学教授席位的设置，都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此后，法国的东方语言学院、荷兰的莱顿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俄罗斯的彼得堡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等著名学府相继设立了汉学教授席位。此外，意大利、瑞典、美国等国家的许多大学也正式设立了汉语课程和汉学教授席位。汉学由此进入“近代学院式研究”阶段。
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法国汉学虽然也经历过一些挫折甚至停顿，但始终处于欧洲汉学的领先位置。法国汉学家以学院为基地，建立了严格的学术传承和绵密的学术谱系，涌现出一批博大精深的堪称大师的汉学权威，代表人物有雷慕沙、巴赞、沙畹、马伯乐、伯希和、葛兰言等。他们的学识和努力不仅构成了法国汉学的内在景深，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欧美汉学的发展。
然而，法国汉学的这种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三位法国汉学大师葛兰言、马伯乐和伯希和的相继去世迅速衰退。而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却乘势而起，成为继法国之后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中心。
美国中国学当然不是从二战后才开始的，此前美国早已在耶鲁大学、加州大学等著名学府设立汉学教席，并分别聘请卫三畏、傅兰雅担任教授。美国的一些学术社团如太平洋协会，也曾开展和推动中国问题的研究。但基本上未脱欧洲汉学的窠臼，并没有形成足以与欧洲汉学抗衡的研究典范。直到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国学才逐步确立起自己的强势地位，并彻底改变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原有格局。
这个巨大的变化是与费正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以哈佛为基地，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东亚研究中心，一方面自觉地将研究重点由古典时代转移到近现代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学力作;另一方面他又以造就中国研究人才为己任，为美国中国学培育出一大批顶尖的中国学家，当代美国中国学的中坚力量基本上都出自他的门下，列文森、史华慈、孔飞力、柯文等，就是其中声名显赫者。正是凭借他卓越的组织和领导，美国中国学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如今，美国中国学研究机构已遍布大学、政府、军队、企业和各种智库，从业人员之多、研究领域之广、影响之大，西方世界无人可与争锋。
从人文学科到社会科学
从法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学包含汉学，又广于汉学，它涵盖了汉学和现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因此，从法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实际上是中国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个转变不仅意味着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空间格局的重组与裂变，更重要的是它内含着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
汉学时代的中国研究，大都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主，讲究典籍的校勘、考据与注释功夫。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的许多天才著作，如马伯乐的《古代中国》、葛兰言的《中国人的宗教》、伯希和的《甘肃中世纪藏书》和沙畹的《史记》等，都被长久地奉为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经典之作。那个时代的汉学大家，虽然取径和风格各异，擅长的研究领域也很不相同，但都更多的注重中国古典人文传统，基本上均以中国历史语言学、古典宗教、哲学和艺术为研究领域，以学问的精深为追求目标，恪守以文献学功夫为基础的汉学家法，并以精湛的造诣在世界汉学史上铸就了各自的辉煌。
然而，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主的汉学研究取向因为无法回应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迁，从20世纪初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种质疑直接导致汉学研究重心的转移，现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逐渐成为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热点”，一批关注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机构开始建立起来，其中尤以美国、日本和苏联最为明显。
与比较注重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欧洲汉学有所不同，美国、日本、苏联的中国研究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化，研究领域广涉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众多方面，虽然不能说他们已放弃对中国历史、文献、语言的探索，但从总体上说，他们更多地关注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与研究重心的转移相适应，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也不再拘泥于考据、注经式的微观研究，开始广泛地借鉴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别开生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受这种学术思潮和学术趋势的牵引，传统汉学的重镇——欧洲的中国研究也开始发生显而易见的转向。柏思德在回顾欧洲汉学这段历史时说：“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并不是从传统汉学中自然发展而来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古典研究仍然占据欧洲汉学的主导地位，很少有人关注现当代中国研究。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大学的汉学院系和研究所才开始设置现当代中国研究教职。如今，当代中国研究的力量越来越强，许多大学的古典研究则处于守势。”在这种背景下，即使那些坚持拒用中国学这个名称的学者，也不得不重新界定汉学的内涵。荷兰学者卡雷尔·范德莱乌就曾对汉学进行重新定义：“汉学或曰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奇特的领域。它开始是作为关于汉语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后来扩展为关于凡是与中国有关的事情的研究：国家自然地理、经济、历史、政治结构、哲学、科学以及文学等等。”由此可见，重新定义后的汉学与中国学已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从“唱衰中国”到“唱盛中国”
谈到典范转移，便不能不谈及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另一重根本性的变化，即整体思维的调整和改变。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汉学家或中国学家，以及汉学家与汉学家、中国学家与中国学家之间，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就这个意义而言，一部世界汉学史或中国学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形象不断被重构的历史。
当耶稣会士络绎来华传播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他们笔下的中国成为那个时代欧洲许多知识精英称羡的对象，伏尔泰就曾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誉为“人类精神所能够设想出的最良好的政府”;哥德斯密更在《世界公民》一书中把中国描绘成“如此卓越伟大，相形之下，我对其他所有都不禁鄙视厌弃”。18世纪时，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
然而，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狂飙突进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不仅使其本国的历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且使各民族独立发展的分散的历史逐渐变成整体的世界的历史。而中国则从绵延百余年的盛世急遽地进入了一个内外交迫的时代。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中国在西方汉学家和知识人的笔下变得面目全非，耶稣会士所构筑的理想化形象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中国形象：停滞不前、沉睡不醒、“没有历史”的“愚昧国家”。
19世纪西方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对后来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极其深刻甚至带有某种支配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研究中仍能被强烈地感受到。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特别是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快速地从一个地理大国发展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中国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巨大存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中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世界。这种关注，以及由这种关注产生的对话与交流，使中国看世界和世界看中国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真实性、深刻性、全面性和远瞻性。中国学由此步入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时期。
伴随着中国学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兴起，中国学研究的内涵和取向开始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变化莫过于“唱盛中国”学术流派的孕育与成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中，尽管仍陆续出版了《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冲突》、《中国即将崩溃》、《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战争：为台湾而起的冲突》一类“唱衰中国”的著作，但这种声音已远不如先前那样强势。与此相反，一批被称为“唱盛中国”的著作相继问世，并在西方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这些著作包括《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明》、《大分流：中国、欧洲和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以及去年出版的轰动一时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等等。
它们的论题和论旨各异，取径和方法亦不尽相同，但都自觉地摈弃了19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讲述中国历史的模式，更多地着眼于中国历史变迁的连续性和积极因素，不再简单地把中国历史看做是一部失败的记录。越来越多的西方中国学家从绵延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中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内在活力和创造力远远超出西方人的想象，这种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正在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最本质的力量。
“唱盛中国”学派目前尚未成为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主流，它究竟能走多远亦未可知，但它至少代表一种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不同以往的理解，这种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又预示着西方世界中国研究整体思维的调整和改变。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0-7-6 15:2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