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上文坛不可遗忘的“泥土香”
2009年12月03日 09:37 来源： 兰州晨报
农民作家诗人刊发作品的刊物
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文学人生，被视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现象。他们是新文化哺育下走向文学之路的新中国第一代农家少年，也是甘肃文学史的构建者。如果没有他们，六十年的甘肃文学史将是残缺的。
金吉泰，刘志清，张国宏，任国一，甘肃文坛上的四个农民作家诗人。
萌芽成株
77岁的金吉泰还很精神，时不时地就从榆中跑到兰州了。前一段时间，他跑得更勤，是为他的《金吉泰儿童文学精品》的出版忙活。眼下，书已经出版了，并被选进“农家书屋”工程，还加印了6000来本。
从去年开始，金吉泰就基本不再操持大的农活了，偶尔他给省里市里一些到金崖拍片子的电视台当“向导”。更多的时候，在写一些东西。
1949年刚刚解放时，完小毕业的金吉泰在兰州见到一本影响他的《赵树理小说》时，除过喜欢之外，压根就再没敢冒出什么其他杂念，至于想象着或者憧憬着自己也写这样的东西来，“那也就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是多一秒都不敢多想的。”金吉泰说。
13岁时，还是放牛娃的刘志清就更想不到自己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写东西的”。后来上了扫盲班，等到他的第一首长篇叙事诗《枯草俊了》发表并由此进北京，成为一个农民诗人，也就是几年的时间。
同样，有着“农民诗人”称号的张国宏，在小学四年级时因母亲病逝，迫于生活而参加了农业劳动。他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印有那个时代印记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全国掀起了兴修水利、平田整地、增产增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我的家乡永登县也不例外，开山劈岭，引水上山，植树造林，处处是红旗飘飘、歌声震天的‘大会战’场面。在修富强渠时，一座名为‘虎头崖’的石山挡住了去路。指挥部决定成立青年突击队攻坚，我被推选为队长，带领队员们早起晚睡苦战。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不怕苦，不喊累，劲头很高。为了完成任务，抵抗风雪寒冷，我们一边劳动，一边唱歌，出现了比质比量比干劲，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景象。指挥部领导来检查，被热情的劳动氛围感动了。问歌是谁编的，大家说是我。这位领导高兴地要我将这些歌词抄给他看看。第二天‘工地快报’就把这首《山丹花开朵朵红》的歌词登了出来。几天后他对我说：‘你那首歌写得好，寄给报社，说不定能发表呢!’我听了有些惊讶，这能成吗?咱庄稼人还能上报纸?他说：‘成啊，好多人投稿呢!’他还教我投稿的方法，不贴邮票，只在信封的左上角剪个角，给邮递员就行了。于是，我把歌词抄在麻纸上，寄给了位于兰州市木塔巷的《陇花》杂志社(《陇花》后改名为《飞天》)。没想到真的发表了，一个多月后，收到了编辑部寄来的刊物。大家争相传阅，我心里美滋滋的，很是高兴。后来《山丹花开朵朵红》被收录进了《大跃进歌谣选》。上海文艺出版社还给我寄来了样书。”
张国宏说，在1958年，李季、闻捷来到甘肃，文坛很是活跃。《甘肃日报》发起了打擂台诗歌赛，南关什字繁华的闹市区还搞起了赛诗墙。李季、闻捷等很多诗人都写诗参赛，影响很大。“在李季、闻捷的影响和领导下，在省文联、省作协、甘报编辑们的指导和呵护下，甘肃先后冒出了很多工农兵诗人、作家。就农民而言，敦煌的白绪仁、武山的汪三喜、平凉的戴笠人、礼县的刘志清、渭源的任国一、榆中的金吉泰等等，都写出了很好的作品，一时间，成了甘肃文坛上的名人。”
“包括已经故去的任国一在内，像他们这几位农民作家诗人有着相同的历史，同样的命运，那个十分推崇工农兵创作的时代，也是成就他们‘萌芽成株’的时代。”原《飞天》主编杨文林是这几位“农家少年”成长蜕变的主要见证者之一，“他们几人中学历最高的也就是金吉泰了，是完小毕业，其他几个或进新建村小，或进扫盲班，在农村文化普及运动中，从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的歌曲和识字课本中汲取了最初的文化营养，从革命文艺空前大普及中受到了文学启蒙。那时的文学青年中，几个农家少年的文学导师是识字的夫妻、开荒的兄妹、复仇的白毛女、自由结婚的小二黑、革命的王贵和李香香、抗日的新儿女英雄。总之，那是一个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尚，涤荡旧时代污泥浊水的伟大时代，所以，不论它产生过多少因政治浮夸而酿成的文学迷惘，但它昭示的是共产主义理想，劳动人民的道德情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文艺的大众化品格，所以，它至今仍是成长于那个时代的如金吉泰他们一样的文学之子们的心头余热。”
“在我眼中，他们就是陇上文坛的‘四君子’。”对于金吉泰他们四个农民作家诗人的创作成就和文学地位，杨文林予以“高看”和充分肯定。
“他们几位可以说是新中国农民政治经济文化翻身的见证者;是新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见证者;是革命文艺哺育的第一代新中国的农民作家、诗人;是参加首届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周总理接见过的四个甘肃农民作家、诗人;是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路线培养出来的社会主义文化新人;是甘肃文学界出版界扶持的四个农民之子;也是《飞天》面向群众、面向工农大众、面向社会主义文学的编辑方针和作风的生动体现，犹如一面旗帜，一首赞歌，一种宣示，一个心愿，一种遵循，是对李季、闻捷精神承传的真切告白。”《飞天》主编马青山剖析了“四君子”的时代意义。
“李季的嘱托”
如果说金吉泰这些从农民成长为作家诗人的过程中，自身的努力是充分条件的话，那么，“李季的嘱托”就是必要条件。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李季嘱托《红旗手》编辑部将刘志清以及其他两位写小说的工农作者调到编辑部，一边读书，一边修改作品，这种读书、写作的形式，被称为‘李季的嘱托’，它是刊物密切联系作者，特别是工农兵作者的传统。”杨文林解释道。
曾在《甘肃文艺》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老作家赵燕翼就亲眼见证过“李季的嘱托”。“1955年初，兴隆山下金崖乡有个富农家庭出身的小青年，在几张包装水烟的麻纸上，密密麻麻写了一篇生活故事，用‘稿件·邮资总付’的优待条件，投寄到《甘肃文艺》编辑部。当负责处理小说的清波从堆放在自己工作台上几尺高的来稿中，读到这份皱巴巴、脏兮兮的破纸上的‘作品’时，忽然眼前一亮，仿佛从垃圾堆里发现了一块黄金。是他想方设法，把那位土头土脑的乡里娃子弄到办公室里来，面对面辅导他把那篇名为《特别使命》的短篇小说修改完成，并在是年8月出版的《甘肃文艺》郑重推出。此作者即是我省著名的‘农民作家’金吉泰。”
到今天，72岁的刘志清还清楚地记得和李季见面的情景。“他摸着我的头，耐心地给我讲诗歌写作的一些经验。”刘志清说，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教与授，他这个放牛娃也有了上千首的诗作，“最近，我的另一本个人诗集就要出版了，我还负责编撰了《礼县民间文学集》。”言谈间，无不是自豪之感。
张国宏是从写山歌开始的，甘肃文艺的繁荣发展，给了他文艺创作的很多启发。“在我的创作道路上，很多省、市文艺界的领导，从报刊总编到普通编辑都对我厚爱有加，给了具体的指导帮助，这是我永远铭记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悉心指导，才让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成了诗人，成了作家。”
走自己的路
作家高平曾经在谈及“近三十年甘肃文学”时表示，儿童文学创作应该是我省文学创作的一个薄弱环节。他认为，儿童文学创作距离繁荣尚远，作家人数也不多，知名的只有赵燕翼、金吉泰、高凯等屈指可数的几个。
1955年，金吉泰的第一篇小说《特别使命》在《甘肃文艺》上刊发了，几年后，他在陆续拿出几篇小说的同时也拿出了三篇童话作品。“当时，就因为这，我一下子成了文友眼中的怪人。不少人觉得我这是要哗众取宠。”金吉泰说其实他就是因为痴迷童话，他觉得童话有美妙的意境，有把一切事物拟人化的功能，有奇幻的故事情节，大人小孩都可以看，“所以，我才涉足的”。金吉泰说，当时有一位作家因一篇小童话而被打成了“右派”，不过即使这样，他还是“涉足”了，“我什么都不怕”。
金吉泰从小说到童话的转变，在杨文林看来就是一种智者的选择。“新时期的文学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现实主义以其巨大的生命力，为开拓艺术的新天地打开了广阔的道路，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朦胧诗歌，以一种新的艺术姿态，切合时代和人民的需要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文学成为时代的镜子，社会的精神动力。也就是在这种发展和改变中，各种文学主义交替嬗变，变得离劳动人民愈来愈远了，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短篇就能激动全国文坛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像金吉泰、刘志清、张国宏这些以农民生活为创作主题的人，也出现了困惑——是文学迷路了还是自己落伍了?”杨文林说，值得高兴的是，他们在困惑中觉悟了，“‘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都有存在的理由，文学中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们的选择还是回归到了一句老话，走自己的路。”
“70年代的孩子们，听金爷爷讲《尕羊羔登山》、《革命指头历险记》;80年代的孩子们，听金爷爷讲《月牙泉的天马》、《戴水珠的杉苗儿》;90年代的孩子们，听金爷爷讲《猢狲二圣》、《鸽子鱼成龙》、《东洋三姊妹》……金爷爷这许许多多异彩纷呈、妙趣横生的故事，给一代一代少年儿童的心灵中，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啊!”一样是写童话的老作家赵燕翼说，他还记得自己9岁的外孙女读金爷爷的短篇童话《葵花》时，眼睛里闪烁着感动的泪花。“孩子们都管他叫金爷爷，这个金爷爷的童话故事，就是这样的优美，这样的意味深长!作为一位地地道道自学成才的农民作家。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几十年来辛勤笔耕，一天也没有停止文学创作。他的童话已超越省界，走向全国;京津沪湘著名儿童文学报刊，都乐于发表他的作品。金爷爷的第一部童话自选集《小毛驴出国》于1990年出版，很受小读者欢迎。他的第二部童话集《戴金戒指的小猴子》是在他62岁生日时问世的。”
在金崖金吉泰的那个农家小院里，栽着一株根深叶茂的老枣树。每年夏季，枣花清香四溢;秋天，红枣熟了，满树硕果累累。这时候，无论谁家的小孩子，去到金爷爷家院里玩儿，都会尝到金爷爷从树上现摘的香甜爽口的枣子。这正如金爷爷创作的童话故事一样，能给予孩子们丰富的营养和无穷的乐趣。
从民歌到乐府诗，新时期之后，张国宏选择在这两座山峰之间寻路，后来，他又选择了向古典诗词靠拢，并被评价为“写得颇有韵致”。但是，张国宏目前的创作因为无法突破瓶颈而苦恼。“就我们的诗歌创作来看，新诗的缺点，要么口语诗太多，缺乏意境;要么贵族化、个人化、娱乐化，让人看不懂，看了生气，有意识地脱离了大众。而新古体诗又是千篇一律，有相当一部分缺少新意，缺少感动心灵的韵律。这是我们诗人的尴尬，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对于诗歌的现状，张国宏觉得是诗人没有把诗真正写好。
正如张国宏苦恼于创作瓶颈一样，金吉泰觉得像自己这样缺乏勇气的，终究是算不得作家行的，充其量也就是个写作的“票友”。“想当年创作话剧《西安事变》时，我正碰巧和创作组遇到了，当时我还替从西安电影厂来的郑重他们担心，觉得这个剧本有些悬，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个戏因为敢为人先的精神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而我也认识了自己，我的精神状态是拘谨而胆怯的，所以，是成不了事的。”金吉泰说，像他这样时常嘴上挂着艺术贵在创新，而一旦真正面对现实时，就成了“叶公”，“这大概就是我这个人出不了成果的真正原因吧!”记者 雷媛
文章来源：甘肃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