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如何与中国交往”
——竹内实的现代中国形象研究
□吴光辉 余项科
竹内实，1923年出生于中国山东张店，1949年进入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工作，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立命馆大学教授，现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作为日本战后最早开展现代中国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被誉为日本“毛泽东学”的权威和“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竹内实曾出版《鲁迅远景》、《毛泽东：诗与人生》、《中国的思想》、《中国：国情与世相》、《中国将走向何处》、《中国的世界》等一系列著作， 中国文联出版社亦出版了10卷本《竹内实文集》。
“中国是什么?中国将走向何方?这是我之前一直关注的两大问题。今后，我会关注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与中国交往。”这是我9月8日离开日本古都——京都之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向我讲述的一段话。
提到日本的中国研究，不得不提到竹内实，可以说他是与新中国诞生同步的中国学研究、或者说现代中国研究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日本战后最早开辟中国现代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竹内实的中国研究始于毛泽东、鲁迅，进而延伸到中国思想，最后将视角聚集到了中国的国情与世相。竹内实批判日本知识分子崇拜权威的思维方式，主张“在研究中国时，应将‘视角’确立在‘政治’与‘人’及其运动、生活的环境——广大‘风土’上”，故将两者结合起来，选择了“中国像”即“中国形象”作为自己研究的主题。这种研究方法与传统的“汉学”、“中国学”、“中国观”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特色。
与日本众多的毛泽东研究者不同，竹内实虽然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集》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9卷及别卷，共达20卷，翻译了《毛泽东语录》，却没有站在一个观念性的立场将毛泽东评价为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正如《毛泽东：诗与人生》、《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初期词文集——中国向何处去》等一系列著作所示，竹内实指出毛泽东首先是一位文学家、一位诗人。竹内实还认为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道路，并指出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是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正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体现出来的，他是站在生活、文明的立场来对军队乃至整个中国人来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性改造的。
竹内实对于中国思想的研究也不同于日本传统汉学的研究方法。以往的中国思想研究侧重在学问的立场，尤为注重儒学的研究。但是，竹内实的中国思想研究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体”，中国思想是一部“中国人”的思想。在1999年新版的《中国的思想——传统与现代》一书中，竹内实论述“存在与超越”、知识分子、隐逸、循环、时间、生活、文章、天、革命与“中华思想”，结合现代中国，对中华思想的整体框架进行了概述。这样的一个研究视角，可以说完全走出了传统的学问方式，将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对象重新进行了确认。竹内实的中国思想研究，是将儒家思想所代表的“存在”与老庄思想所代表的“超越”作为一个坐标轴，由此来对中国思想观念加以审视。中国人既尊重现实，也屈从于现实;既渴望隐逸于山水的自由，也希望“大隐隐于市”的超越。中国思想的变迁，就是存在与超越之间交替发展的历史。但是，中国思想的核心在于中华思想。所谓中华思想，也就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处于优越的地位这样的意识。竹内实指出，中华思想是“汉民族或者被汉民族同化了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握了的一种自我认识而已”。若是一味地对此加以否定，不仅对中国人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不可能客观地把握中国。随着中国历史的延续，中国始终作为一个“独立体系的世界”持续下来，也正是在于其最为根本的中华思想。
现代中国尤其是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研究，也是竹内实关注的一个重点。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竹内实的中国研究侧重于对古代的徐福、圆仁到近代的宫崎滔天、孙中山等中日交流史上代表人物的研究，由此来突出中日之间和平往来的历史意义。中日恢复邦交之后，竹内实谨慎而冷静地指出中日两国的国情不同，二者之间要达到真正的“理解”尚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绝对不能满足于口头上的“友好”表白。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竹内实极为关注中国的发展，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非常正确，“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和国情，应该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处理。任何国家都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对于中国的近代化，他认为西方式的近代化并不是唯一的发展道路，但是近代化对于中国而言乃是一条必由之路，因此，中国必须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近代化道路。这一论述与中国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存在异曲同工之妙。
1999年，竹内实根据自己长期访问中国的体验，编撰了《中国：国情与世相》一书。在这部书中，他记录了香港回归、中美贸易摩擦、建设三峡大坝等一系列大事件，评价了毛泽东、邓小平、朱镕基等一批现代中国人物，关注了“盲流”、“儒商”、“红包”、“十等级的人民”这样的中国社会现象，也论述了“卢沟桥事变”、“日中关系”、“战争责任”等历史问题，还阐述了“中国”、“中华思想”、“汉字”、“中国的日本学”等文化概念，试图由此来描述与把握“变化”中的中国。这样的一个认识，与绝大多数日本评论者或记者以日本的“先进”来讽刺正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落后”中国截然不同，是站在了中国文化的渊源与中日文化交流的立场来进行描述的，同时也是从一个生活世界的视角来“情趣化”地认识中国的。
竹内实的中国认识，可以说最大限度地摒除了日本传统中国学的影响，不仅将中国视为一个具有独立体系的“世界”，而且客观地记述了不断发展的中国社会，通过不断地体验“中国”，来发现“中国”，来挖掘中国这一历史古国的观念与社会的变迁。也正因为他批判了以竹内好为代表的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没有脱离根深蒂固的“依附权威”的心理意识，也就从来不会拘泥于一个既有的理念或者观念。他始终将中国的代表人物，尤其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平凡”的人物来加以对待，并且始终以一个平凡人的心态来接触与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由此而来的中国认识，得出的是一个抛弃了先行观念与模式成见的、现实而客观的中国形象。
不仅如此，正如其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平凡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平凡生活”一样，竹内实的中国认识在不断地演绎着一种“活生生”的中国形象、“情感”的中国形象，并且还不断地赋予它一种“符号”的象征意义。文化理解，即生活理解，乃是把握中国形象的工具。同时，文化理解也是构建中日关系的方法。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竹内实深刻地认识到唯有从文化、生活方式去介绍、解释中国和日本，才能走出中日之间“友好容易理解难”的怪圈，才能实现中日之间的真正对话与情感交流。
中国是什么?中国将走向何方?在最新出版的自选集《中国论》(3卷)序言中，竹内实指出新中国所走过的60年中，前30年是“革命的中国”，后30年是“经济的中国”。那么，未来的40年又将如何呢?正如本文开卷所言，竹内实继而关注的乃是“如何与中国交往”这一问题。把这一问题反转过来，就是一个中国将如何与当代世界交往的问题。在竹内实看来，相互的文化(生活)理解是国际往来的关键，其作用与意义丝毫不逊于外交谈判。无可置疑，“国际化的中国”或“国际化的40年”是一个我们当下不得不深刻思索、未来不得不直接面对的重大问题。竹内实所摸索出来的作为方法论的“生活感觉”，也许就是一把建构国际关系或者“国际化的中国”的金钥匙。或许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会乐于接受竹内实的方法论，全球的现代中国形象研究可能将围绕着竹内实的问题意识而深入下去。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日本静冈大学)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0-15 10:47:26
http://sspress.cass.cn/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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