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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呼唤学术批评

学术期刊呼唤学术批评

 

 学术期刊呼唤学术批评

  侯小丰




  学术批评不仅是学术繁荣的推动力,也是衡量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学术期刊上的“热点”问题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鲜有持久展开并真正引起思想共鸣之作。学术期刊上即使偶尔有一些学术批评,也是锦上添花有余,思想交锋不足。

  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段历史。1867年9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由莱比锡的迈斯纳出版社出版。资产阶级妄图用沉默来扼杀这部伟大的著作。为打破这种沉默,恩格斯提出使用“军事机智”的办法,迫使德国学术界开口讲话。他在1867年11月8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在十五至二十种报纸上同时出现了对这本书的评论——不论是肯定的或否定的,不论是文章、通讯或刊登在最后一版的给编辑部的信——只要是把它当做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那末在这以后整个那一伙人自己就会喧嚷起来,那时孚赫、罗雪尔、米哈埃利斯以及麦克斯·维尔特之流,就不得不发表意见。”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把学术批评视为扩大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其实,在对待学术批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和期刊界尚存在一些认识误区。第一,容易夸大一篇学术论文的社会担当,认为一旦遭到学术批评,便削弱了文章应有的学理价值;第二,容易混淆学术批评的对象,把对思想本身的追问,理解为对作者本人的不恭敬;第三,容易把学术批评和人际交往混为一谈,更有甚者,把对文本的批评理解为对作者本人的人身攻击。总而言之,看不到思想本身的客观性,缺乏对真理的热爱和执著的追求。

  这种认识误区从学理上分析,部分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传统思维方式。我们传统的认知活动讲究“悟”,强调个人的修炼和内心体验,越是高深的东西反而越不能言传,正所谓“不落言诠”。这种“悟”的过程,既不能用语言文字清晰地表达出来,也不能以逻辑的方式环环相扣地推导出来。当然,这里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别,只是就东西方文化路向的差异而言。如果以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来反观,我认为“悟”作为个人体验和精神境界,尚停留在经验层面,只能算作认识过程的“意见”阶段。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文化就严格区分了“真理”和“意见”两种不同性质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则注重个人体悟,未能形成纯粹的真理的领域,因而未能生发出对真理的敬畏。例如,孔子那里所谓“畏圣人之言”,强调以德化育,重视实践领域或道德教化的内容。这样,就为人的认识活动设置了一个终点。于是,国人便难以理解古希腊的“爱智”情怀——真诚而理性地“追问”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既然我们重视的是“占有”的结果,而不是“追问”的过程,那么就势必缺乏对待学术批评的客观态度和对批评者的感激之情。其实,“爱智”的原初含义乃是对智慧的“追问”。这如同没有终点的旅程,使你永远也不满足于当下的认知状态。“爱智”情怀不仅催生出古希腊哲学,同时也构成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支撑。今天,当我们把古希腊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加以膜拜时,看到的只是“爱智”的结果,反而把产生这一结果的过程给丢弃了,使得我们难以理解学术批评的真实内涵和实际价值。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人总是有限的。因此,真理不是凭借“圣人之言”主观地确立起来的,而是靠理论自身的逻辑力量推导出来的。一个理论要确立为真理,其过程只能是思想家首先提出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和解释原则,然后从理论的原点出发,通过严格的推论过程而达到逻辑的自洽,最终走向真理。“爱智”情怀是把真理的追求视为过程,把学术批评视为这一过程的必经环节。

  学术批评是专家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和理论探讨,是把新的思想萌芽引向科学形态的必要手段。可以说,学术批评是思想的本真存在样态,是思想在其成长过程中的逻辑展开。在此过程中,学者不仅能聆听到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同时也能够在其他学者的质疑中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思想观点,再度梳理其思路,完善其体系。基于这样一种“爱智”情怀,自然就会以感激的心情倾听各方面的声音。其中,作者和批评者都是本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追求真理。怀着对真理的敬畏之情,不仅不会神化自己或他人,相反,还能在作者与文本、思想与真理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客观而诚恳地评价作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担当,在包容和感激的心态中,提升和完善学术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能在西方思想史上读到类似于笛卡尔与伽森狄、福柯与德勒兹之间感人至深的学术批评佳话,领略到思想大师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的原因之所在。

  (作者单位:《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1-5
    http://sspress.cass.cn/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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