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引的学问
索引的学问
□蒋寅
目录是进入学问的门径，提要是研究学问的初阶，而索引则是提高研究效率的手段。如果将治学比作游园，那么目录是导游图，提要是有关景点的说明，索引则是便捷直达的游览车。一门学问的发展水平，看了有关文献的目录、提要和索引的编制水平即可知道大概。
当年聂崇歧先生撰《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序》，引用法国学者朗格诺瓦的话说：“今有用其一生岁月之大部分，以翻检不具提要、引得之一切目录；或将无目录而杂乱无章之一切零星篇简，一一批阅，凡此皆不能有所收获。为获得一切例证报告之故(积极者或消极者)，苟能一切收藏典籍皆具有目录，而一切目录皆具有提要、引得，则其收获之情形，必便宜而迅速。”近代以来，目录之学颇为发达，而引得的编纂却不太为人注意，聂先生不禁感叹“以研究学术之先决急务，而被人忽视至今，良可惋惜”。后来，哈佛燕京学社组织编纂的那套《引得》，在前计算机时代为学者提供的便利，是难以估量的。尤其是汗牛充栋的佛、道二藏，没有引得，一般学者想查找一种经论不知要耗费多少时间。
我以前读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印象最深的就是，许多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在图书馆和档案馆整理、编纂各种文献目录，以个人的无私奉献，为后来研究者节省了无数时间和精力。正是他们的黾勉同心，奠定了许多历史学门类的基础，推动了近代以来史学的长足发展。东邻的日本学者也素以编制索引为治学的初阶，许多大学者都亲自从事索引的编纂，平冈武夫先生主编的唐代文献系列索引，使各国唐代文史研究者无不受益。罗联添先生编的《隋唐五代文学论著集目正编》及傅璇琮、许逸民、张忱石三位先生合编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更给隋唐五代文学和作家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近三十年隋唐五代文史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显然是与包括索引在内的各种工具书的完备分不开的，也是被其他领域的研究者羡慕不已的。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四库系列几部大书的络绎问世，清人著述大量被影印，清代文学研究逐渐升温。清人别集的全目也编出了两种，配合以前出版的清代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目录，清代文学研究开始走出盲人摸象的鄙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视野辽阔、视线清晰的境界。尽管如此，清代文献的浩繁还是让学者们痛感搜索资料的困难。我曾估算清代诗文评资料的数量，光是序跋一类，四万种别集的序跋加文集中所收序跋类文章，恐怕要不下二十万篇！而诗歌的数量，最简单的估算方式就是将《全唐诗》的每一篇换成一部诗集，其中最大的一部甚至超过《全唐诗》的总和，这是多么庞大的数量！面对如此巨量的文献，各种检索手段和工具书对于清代文史研究远比其他朝代显得更为重要与迫切，值得我们投入力量去制作。
谢正光先生致力于明清之交的历史研究，于南明史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多年来，他四处访求文献，获睹许多珍稀秘籍，每有考论都为学界所重视。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早就意识到目录、索引对于清代文献的重要，二十年前曾编纂、出版了《明遗民传记索引》，治清初文史的学者多受沾溉。后又与佘汝丰先生合撰《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对55种清初诗选的作者、内容和版本做了细致的考述。若非他们叙录，学界恐怕不会注意到清初出现过这么多诗选。这众多的选本蓦然呈现在眼前，不由得引发我们许多思考。文学研究者从中发现清初诗歌观念变革的轨迹，历史学者从中窥见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由感伤、抵触到逐渐认同新朝的心态变化，更多的精神史和文学史意义则有待我们去深入挖掘，而它们本身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更有待于细致检讨。
由于时间跨度大，这些清初诗选通常卷帙都较多，其中不少还是稀见本，读者要了解其中的人物、检索其中的作品，都不是很容易的事。为此，谢先生又与陈谦平、姜良芹两位学者合作，编纂了55种诗选的诗人诗目综合索引，为使用这些选本提供了便利。这虽然只是一部提供检索功能的工具书，但是它却能告诉我们很多东西。首先让我惊讶的是，我们由索引知道，55种诗选收录的明末清初诗人多达一万余人，仅此一点也足以让我们对清代诗歌的普及和繁盛引发诸多思考。而这一万余名诗人的籍贯和科第、在选本中的分布及作品的收录情况，又可以让我们尝试某些量化分析，获得对清初诗歌的一些总体印象。总之，只要善于使用这部索引，我相信它的价值是会远远超出其检索功能的。
我从涉猎清代文学之初，就常使用谢先生编的《明遗民传记索引》，上面提到的《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和谢先生另一部大著《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也时常参考。仰交先生十多年，蒙先生不弃，每来京必接引论学，多受教益。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从事这种基础性的工作。文献基础打扎实了，清代文史研究的长足进步是不难预期的。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