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朱文提到余英时这篇文章，我也顺便挖个坟把它贴上来吧
顾颉刚:未尽的才情
——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作者:余英时 文汇报 日期:2007.01.29 版次:16
顾颉刚:未尽的才情 ——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余英时
引言
《顾颉刚日记》始于1913年，终于1980年，全书约六百万字，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原始史料。从1921年到1967年止，《日记》基本上是连续的，尤足珍贵。就我所读到的近代学人日记而言，只有《胡适日记全集》与《吴宓日记》正续两编份量略与之相埒。我曾撰《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作为《胡适日记全集》的序言，藉日记的材料，解答他一生各阶段的若干疑点。现在为《顾颉刚日记》写序，我的重点稍有不同。反复思考之后，我决定通过日记来窥测他的内心世界。
顾颉刚以倡导“古史辨”运动知名于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绩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汉。在我们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学者，毕生与古籍为伍。这次读《日记》，我才意外地发现：他的“事业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从1930年代开始，他的生命形态也愈来愈接近一位事业取向的社会活动家，流转于学、政、商三界。另一个更意外的发现是，与我过去的认识截然不同，他并不仅仅是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君子。在谨厚宁静的后面，他还拥有激荡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对谭慕愚女士“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从1924年初识到1978年题诗日记，读来极为动人。更难得的是谭完全当得起他的“超群轶伦之材”的评语：1926年闻一多称她为“Chinese Jeanne d’Arc”（“中国的圣女贞德”）；1958年她已被打成“右派”，但面对巨大威势“仍强硬不服罪”。顾颉刚生命中这件大事，是我在读《日记》前完全不知道的。这两大意外的发现，使我感到必须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业、为学与为人。不用说，1949年以后他走进了一个到处是荆棘的世界，精神上一直挣扎在极度痛苦之中，始终摆脱不掉“被征服者”的屈辱感。这些内心的活动
也必须通过对日记作字里行间的细密解读才能呈现出来。
这篇序言共分五节：第一节论他的事业心及其与傅斯年的关系，这是他的主要志业与中心关怀。第二节论他与胡适的关系，这是他的学术生命的始点。“古史辨”运动导源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展示的史学革命新典范，但是他又有超越胡适典范的学问境界，以王国维之精新兼备为最后归宿。其中种种错综复杂的互动是值得探索一番的。第三节论顾颉刚与国民党的关系，旨在说明他为了种种事业之故，不得不向政界寻求支持的苦心。在同一节中，他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理念也通过日记而予以澄清。第四节凸显他1949至1980年的独特生活境遇。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上的知识人本都是“同命鸟”，但大同之中仍有小异，每一个人的具体遭遇还是个别的。大同的部分本节概不涉及，只有他个人“小异”的部分才值得探究。最后一节专论他和谭慕愚的一段情缘，贯穿了全部日记，上起1924年，下迄1979年。由于两人交往散布在数十年之中，非聚拢在一处，便不能见其全貌。现代传记未有不重视传主的情感生活者。这不是发人隐私，而是因为非在这一方面有所深入，便不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如实地呈现出来。
以上五节大致概括了顾颉刚一生活动的主要范畴。但这篇序言并非传记，不过把《日记》中最主要的传记材料提炼组织起来，供未来传记作者的参考而已。
（因篇幅限制，这里只能刊发余英时先生这篇“序言”的引言和第一部分，并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按）
事业心更在求知欲之上
通读《顾颉刚日记》，我第一次认识到顾先生平生志业的另一面。让我先引一段他自己的话：
许多人都称我为纯粹学者，而不知我事业心之强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为，他人所毁所誉，必用事业心说明之，乃可以见其真相。（1942年5月31日条末）
如果不是读到这一段话，我也和许多人一样，把他看作一个“纯粹学者”。这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思考，想了解他为什么不甘心仅仅以“纯粹学者”为满足？思考的结果，我认为以下三层背景是最值得指出的：第一、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从传统的士大夫向现代知识人过渡。尽管这一过渡并不彻底，但至少在显意识的层面，他希望把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识推广到全社会，发挥一种启蒙的作用。所以1929年3月13日在浙江大学餐后演讲，他的题目是“怎样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很显然的，他认为第一次新文化运动并未能深入民间。第二，民族危机，特别是日本侵略，为他的文化事业提供了极重要的发展契机。最明显的例子是通俗读物编刊社（1933）和《禹贡》半月刊（1934）都是“九一八”（1931）以后创立的。通俗社是在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征求民众读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才由顾先生接手经营。《禹贡》的“发刊词”说：
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第三层背景则是个人的，即他与傅斯年在学术上的分歧和争衡。这一问题相当复杂，留待本节下半段作较深入的分析，这里暂且不说。
但是我必须郑重指出，他的事业心的根基仍在学术，不过他一方面认定学术不能限于少数人的专门绝业，只有普及到广大的社会以后才算是尽了它的功能；另一方面，他则坚持普及化的知识必须以最严肃的学术研究为其源头活水。这正是他为什么要将“国故整理”列为他的“事业”的第一项，接着才是“民众教育”和“边疆开发”。所以他的事业都是从学术领域中延伸出来的文化事业。他并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也未尝企图发展政治或社会势力。不过由于文化事业的缘故，他培养了不少学术界的后起之秀，因此在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他的追随者也愈来愈多。
他的事业心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得更为炽热。从1939年在成都创办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1年到重庆主持边疆语文编译会和主编《文史杂志》，到1943年与商人合办大中国图书公司，虽都是与人合作，但无一不与他自己的学术文化事业息息相关。1943年4月30日的日记说：
予入世二十余年，虽因名招敌，事业着着失败，而声誉日起，朋侣日多，已立于领导之地位。思致此地位不易，有此地位而不为国家作事，未免可惜。然学界争名太甚，予虽不与人争，而人则必不肯放过我，政界中又争权太亟，混饭则可，尽心竭力以从事于一业则为人所不许。迩来摆脱中央大学及组织部职务，复我自由之身，而各书肆多见拉拢。抗战以来，得书不易，偶有新着便得倾销，予有此人望，有此同人，正可抓住机会，在出版事业上贡献心力，作有计划、有系统之进行，而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使中国史学得上轨道。
在详列种种以史学为中心的学术计划之后，他很感慨地说：
予年已五十矣，倘能好好工作二十年，此计划必可实现，予亦可以无愧此生矣。兹唯一希望者，即资本家能与予合作也。
在这一段话中，他的事业抱负呈露得十分清楚。为了事业，他辗转奋斗于学界、政界和商界之中。
他的事业心之所以在1940年代变得特别强烈，除了一般的背景外，还有另一层原因，由他的朋友贺昌群向他指点了出来：
卅二（一九四三）、八、十三，与昌群谈话。渠谓予古史工作已告一段落，盖前此为运动时期，予尽瘁于此，业已取得公众之承认。现在运动时期已过，予可以卸此责任，此后则为他人专精之研究矣。一个人在学问上只能做一桩事，予在学术界有此一事可谓尽职。至于此后岁月，渠以为宜致力于事业，盖予有气魄，能作领导也。惟予之弊在于开端时规模太大，以致根柢不能充实。此后当结集一干部，逐渐扩张，而予仅任指导工作，一切活动由他人为之，庶乎可久可大。渠意为予所赞同，爰记于此，以供他年之省察。
他既完全认可了贺的分析，上引之语即可看作是他的自我评价。两个月后他又加上了一段跋语：
卅二、十、十二，与(陶)希圣谈，彼谓每人均有一开花之时期，此时精神充沛，发表力特强，一过此期则思想及发表力均渐即于干涸。此话不错，我在民国十年至廿五年一段时间，即我之开花期，今则华已谢，惟望能结果而已。（见1943年8月31日条末）
可见他在1943年即认定自己在古史方面已尽了开创性的功能，以后主要是领导继起者作精深的专题研究了。这个领导地位的信心是有根据的。这一年的3月教育部召开中国史学会，理事选举，他“得票最多，频作主席”，使他感到自己确已成为史学界的领袖人物（1943年3月31日条）。顾先生在史学界之所以有此众望所归的成就，是和他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进分不开的。从1927年4月任教广州中山大学开始，他的身边便常常围绕着一群青年人；1929到1937年他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执教，由于社会事业愈来愈多，依附的人更是极一时之盛。1938年8月5日他在南京回顾这八年的情况，说：
余以爱才，为青年所附集，能成事在此，而败事亦在此。盖大多数之青年为衣食计，就余谋出路，使余不得不与各方交接，旁人不知，以为我有意造自己势力，于是“顾老板”、“顾大师”之绰号纷然起矣。又有一般青年，自己有所图谋，无如未得社会之信仰，力不足以号召，谋推戴余，为彼等之傀儡，成则彼得其利，败则我受其祸，于是“顾颉刚左倾”，“顾颉刚为共党包围”之传说宣扬于道路间矣。（见《日记》1937年7月31日条末；参阅1948年11月30日条末）
他“爱才”是绝对真实的，早已有口皆碑。更难得的是他对追随他的青年居然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但是他虽然无意“造势力”，却因事业之故，不能不培养一批得力的助手。前引1943年4月30日所记关于“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以及贺昌群所说“结集干部”云云，即指“附集”他的青年而言。早在1934年，他的学生牟润孙便已在背后骂他“野心太大，想做学阀，是一政客”。他听到这种评语后，感慨地说：
噫！看我太浅者谓我是书呆，看我过深者谓我是政客。
某盖处于材不材之间，似是而非也。（《日记》1934年4月26日条）
他引庄子语自解，其实即是承认他的“事业心”不在作“纯粹学者”之下。1943年重庆中央大学的胡焕庸也说他是“学阀”，他的反应是：
甚望胡君所言不虚，使我真能成学术界之重镇也。（《日记》1943年4月26日条）
通常“学阀”两字含有在学术界争“霸权”且排斥异己的意思。顾先生并没有这种倾向。他心中的“学阀”，换一种语言来表达，是在学术界能号召“群众”并拥有“群众”的领袖。关于这一问题，他晚年有一段自我检讨，解释得比较透澈：
我自以为爱惜人才……。几十年来，我所往来的及友好的人，都是满脑子的反动思想，我自己本已反动，加上这班朋友，日夕熏染，就更反动了。我在这一群里，就成一个头子，我常常觉得手下有一群人，可以利用他们来帮助我成就事业，或读书治学做我的接班人。所以我到处有徒党，虽没有组织，但可以号召。（《日记》1969年12月31日条末。）
撇开“反动”之类的字眼不说，他希望号召友生，在史学领域中独树一帜的心理，在这里已和盘托出了。他对“学阀”的称号并不十分反感。但严格地说，他所追求的不是权力（power）显赫的“学阀”，而是具有广泛影响力（influence）的“学术界之重镇”。
大体言之，从抗战开始，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的事业心渐渐超过了古史研究的专业心。1941年8月初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进修的严耕望便注意到：“顾先生……喜欢兴办学术事业，客人也多，一天忙到晚。”这是最可信的旁证，清楚地点出了这一重大转变的时刻。
傅斯年的影响笼罩一生
顾先生独树一帜的强烈愿望与傅斯年(孟真)最直接相关。从《日记》上看，我们可以说：傅的影响笼罩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晚年都挥之不去。他和傅从北京大学预科起，便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后来又同时成为胡适门下的两大弟子。但不幸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共事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破裂了，而且从此转变至敌对的地位；顾先生的独树一帜主要便是与傅互争雄长。1944年4月18日他在《日记》中说：“孟真真是我的政敌”。其实“政敌”一词不妥，应该说是“学敌”，因为他们的冲突根本是在学术界，与政治不相干。
《日记》1928年4月29日条记：
与元胎（按：容肇祖）到孟真处，论研究所事，与孟真口角。
予之性情有极矛盾者，极怕办事，而又极肯办事。孟真不愿我不办事，又不愿我太管事，故意见遂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骂。赖金甫（按：杨振声）、元胎解劝而止。
这是顾、傅公开破裂的一天，上距顾先生来广州整整一年了。这一年之中，两人的分歧大概愈来愈深，至此终于爆发了出来。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在1973年7月所写的“记本月二十九日晚事”，文长七百字。前半段三百字叙两人早年交情，略去不引，下面是关于破裂的解说：
一九二七年，予自北大至厦大，而彼归国后往至广州，入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以其纵横捭阖之才，韩潮苏海之口，有所凭借，遽成一校领袖，虽鲁迅不能胜也。予既与同事，甚愿其重办《新潮》，为青年引导，而彼曾不措意。自蔡元培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长，以傅与我及杨振声三人，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我三人即在粤商量筹办事宜。杨好文学，对此不加可否，而我与孟真胸中皆有一幅蓝图在。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迭无数数据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之基础也。此意本极显明，而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予因函蔡先生，乞聘我为通信研究员，从此不预史语所事。然自此孟真之政治欲日益发展，玩弄所识之贵官达人，操纵各文化机关事，知之者皆以“曹大丞相”称之，谓其善挟天子以令诸侯也。蒋政权退出大陆，渠亦以战犯名逃台湾，越年而死。思至此，殊自幸我之不就范于彼也。
此文将他们两人在学术上的分歧归结为“提高”与“普及”之异，大致是可信的。傅先生延揽青年研究人才一向采取所谓“拔尖主义”，而顾先生则太丘道广，几乎来者不拒，可为明证。但他们之所以不能共事，分析到最后，还是由于两人都有领导学术的构想和抱负，而且持之甚坚。关于这一点，顾先生在1929年8月20日致胡适的长信中，说得很清楚：
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作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1）自信力太强，各人有各人的主张而又不肯放弃；（2）急躁到极度，不能容忍。又有不同的性质亦是相拂戾的，是我办事太欢喜有轨道，什么事都欢喜画了表格来办；而孟真则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太无轨道。又我的责功之心甚强，要使办事的人都有一艺之长，都能够一天一天的加功下去而成就一件事业。孟真则但责人服从，爱才之心没有使令之心强，所以在用人方面，两人的意见便时相抵触。
今年春间，燕京大学来书见聘，谓在美国已捐得大批基金，开办中国学院，邀我去作研究。我觉得这是很合我宿志的，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时间供我从容的研究，才可使我心安理得地过生活，所以便答应了。告给孟真，孟真大反对，骂我忘恩负义。我说，“只要你供给我同样的境遇，我是可以不去的。”恰好那时中央研究院写聘书来，我就受了，把燕京辞了。但是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缝，差不多看我似叛党似的。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牺牲了。
这是一封向师门诉冤的信，所以把他和傅之所以凶终隙末的细节都交代出来了。引文前一段显示他们两人都具有极坚强的性格，互不相让，即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下半段则透露傅确有意将顾收入自己的系统之内，即广州中山大学和即将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而且不许他叛离。此信在后面还引了一句话：
孟真曾说：“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去。”
这当然是老朋友争吵中的一句情绪语言，未可认真，但傅的霸道也可由此语窥见其一斑。
傅斯年是学术界著名的“霸才”，他“以家长作风”欺凌顾先生大概是事实。1929年5月8日的《日记》说：
孟真盛气相凌，我无所求于彼，将谓可用架子压倒我耶！其为人如此，一二年中必见其败矣。书此待验。
更有趣的是1973年7月他又加了一条跋语云：
此预言并未验，孟真纵横捭阖，在旧社会中固可立于不败之地者。到全国解放，他方逃出大陆，死在台湾，此则真败耳。
可知傅确是要征服他以为己用，却未曾想到严重地损伤了老朋友的尊严，不但不肯“就范”，而且激起了独树一帜的雄心。但1930年代以后，由于傅的凭借深厚，顾先生在事业上毕竟落在下风。1940年代他之投入国民党的文化活动，也是为了与傅争锋，最后也事与愿违。这使他一直耿耿于怀，以致到老不忘。1973年的两篇跋文竟至一再引“战犯”、“逃台湾而死”，大有快意恩仇的滋味，这不能不使人深感“怨毒之于人甚矣哉！”1950年12月傅斯年死后，胡适给傅夫人俞大彩的悼函中说：
颉刚也定有纪念他的文字。
胡先生虽不了解当时大陆文字刊布的情况，但对于顾先生的认识毕竟还是相当真切的。《日记》1951年1月1日条果然写了下面一段话：
闻傅孟真于半月前在台湾逝世。此人一代枭雄，极能纵横驰骤，竟未能有所成就，可惜也。孟真久病血压高，到美国疗之，稍愈。然医言不能过十稔，安知竟不及五年乎！寿五十有五。
其词虽若有憾焉，但“可惜也”三个字毕竟流露出老同学、老朋友的真实感情。
最后，我要指出，顾、傅两先生在学术事业方面虽然竞争得很激烈，但在学术成就上仍然是彼此尊重的。让我们先看看傅对顾的推崇。1962年4月9日顾和老朋友辛树帜在北京中山公园有一段很长的谈话，主要是讨论顾和傅的关系。顾记道：
谈到以前之事，予云：“我不能受气，故傅斯年欲压迫我，我即离中央研究院而至燕大。”树帜云：“当我在德留学时，与傅常见面，彼极口称道你。故我虽未认识你，即已心仪。其后你和孟真闹翻，我常劝孟真……他回答我的是‘颉刚使我太下不。’”
谈话中涉及罗常培常在傅处说顾的坏话，终使两人凶终隙末，因与此处论点无关，略去不引。从辛的话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辛对两人“闹翻”是很引为遗憾的，但傅在回国前对顾“极口称道”，则确是事实。辛的话完全证实了傅《与顾颉刚论古史书》那篇长文所言，句句都出自肺腑。《书》中有下面一段话，值得引述：
去年春和志希（按：罗家伦）、（姚）从吾诸位谈，他们都是研究史学的。“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危，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颉刚，我称赞你够了么！请你不要以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
傅文从1924年1月写起，一直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为止，可见这三年之内他对顾的《古史辨》是十分心折的。以上是早年的事，但即在两人中年分裂之后，傅的态度依然未变。例如1940年他在昆明龙泉镇用朱笔批读《史记》，其中一条说：
顾颉刚云：黄帝所至，即子长所至（见《赞》）。盖子长仍以自己所闻之传说为断也。
可知他继续在肯定古史“层累地造成”说。1943年《日记》有一条记傅对他的忠告，尤值得注意：
晤徐蔚南，渠今年自上海来，为言《古史辨》在上海大出锋头。……然在重庆空气中，则以疑古为戒，我竟不能在此发表意见。孟真且疑我变节，谓我曰：“君在学业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然我何尝屈服，只是一时不说话耳。尝谓今日时代系五四时代之反动，他日必将有对今日之反动，彼时又可大张旗鼓矣。此后虽不发表，仍当继续工作，至能发表时而揭开，深信必可以解世人之惑，释老友之疑也。（见《日记》1943年10月30日条）
所引傅语最可见他对《古史辨》的重视，唯恐顾在政治压力下自弃所守。这是“老友”发自内心的爱护之言，因此顾也似受到感动，而有这一段自我表白的文字。也幸而有此自白，后人才知道顾先生并没有放弃早年“古史辨”的立场。当时在抗战期间，民族主义的激情高涨，而国民党又一向在文化上取保守立场，要把孙中山继承尧、舜以下的“道统”，顾先生便只好隐忍不言了。严格言之，“古史辨”的中心论旨其实即是以最严格的方法审查史料构成的时代，这是史学的始点并且独立于任何史观之外。兰克（Leopold van Ranke,1795-1886）说：
在我们把一种作品加以历史的使用之前，我们有时必须研究这个作品本身，相对于文本中的真实而言，到底有几分可靠性。
傅斯年服膺兰克的史学，自然对顾先生“古史辨”的成就十分珍惜。理由很简单：“作品”经过研究而发现是“不可靠”的，它当然便不能加以“历史的使用”，而“文本中的真实”也就根本被摧毁了。这正是“古史辨”从“辨伪”到“疑古”的基本运作程序。但抗战时期的重庆确有顾先生所说“五四时代之反动”的倾向，上面已提到了。在当时气氛之下，“疑古”是会犯众怒的。今天大陆上一部分有势力的史学界似乎又在倡导“信古”，反对“疑古”，因此“古史辨”也少有问津者。以今度昔，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顾、傅两位“五四”健将会发生那样强烈的反响了。无论如何，傅对顾的推重并不因私交破裂而改易，其案可定。
至于顾对傅的古史研究如何评价，则由于我所见到的资料有限，暂时不能轻下断言。傅先生最早刊布的论文如《大东小东说》（1930），其中曾引“吾友顾颉刚先生”之说，可能在起草时便和顾商讨过。稍后的名篇《夷夏东西说》（1933），在考古界影响很大。顾似乎认为这种过于简化的二分法未必可从，但他显然认真地读过此文。最后我在他的《日记》中找到下面的材料：1970年4月28日记：
看《性命古训辨证》。
接着5月4日、8日都在续看此书，至11日“看《古训辨证》毕。”这是傅先生唯一的一部专著，1940年出版后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陈垣在这一年8月14日给长子乐素信中说：
即接孟真先生撰《性命古训辨证》一部二册，内多新材料，新解释，不可不一读。
隔了两天又补一信（8月16日）曰：
余阅《性命古训辨证》，深知余已落伍，未知他人觉得如何耳。
顾先生当时或许也曾收到过赠本，1951年9月7日已有看此书的记载。但1970年是在“文革”期间，他居然敢再次细读“战犯”的旧作，至少证明了他“不以人废言”的严肃态度。
顾、傅分裂是顾先生学术生命史上一件大事。1929年以后他在学术普及的事业上投入大量的心力与此事有很大的关系；他显然是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外，别树一帜。他们两人的友谊破裂虽不免令人惋惜，但分途发展的结果使中国现代史学呈现出一种多采多姿的面貌，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学术界存在着多元互竞的空间，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傅、顾之间的分合与胡适有很深的关系，下文续有讨论。
（余英时著《未尽的才情》，即将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顾颉刚 (1893—1980.12.25)
历史学家。
江苏吴县人。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任北京大学助教，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诚明文学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院士，《文史》杂志社总编辑，大中国图书局编辑所长兼总经理。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是我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建国后，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应毛主席、周总理之请，负责校点《资治通鉴别》和《二十四史》，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两汉州制考》、《郑樵传》等，与人合著《三皇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历史地图》等。
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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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张志娟 于 2010-2-2 14:0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