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须认真辨析
黄团元 《 博览群书 》（ 2012年01月07日）
这里说的“引文”，是指引自其他报刊书籍的语句。引文无误，才能撑起主题内容，增添文章色彩，增强论辩力量；反之误用，就会曲解原意，甚至错上加错。因此，引文须认真辨析。
“游泳应该突出鼻子” 出自何处
2005年，满妹出版了《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书中有段话（《羊城晚报》2006年1月9日选载）：
1966年初夏，父亲以前的一个秘书告诉他，《北京日报》上一篇社论的题目是《游泳也要突出政治》。父亲嘿嘿一笑，幽默地说：“游泳突出什么政治？游泳应该突出鼻子，不然就会呛水了。”
满妹的回忆，让读者领略了性情率真的胡耀邦，感叹其嘲讽“政治挂帅”的幽默。《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7期登载的《耀邦掠影》一文写道：
1966年初夏，《北京日报》上发表一篇社论，题为《游泳也要突出政治》。社论很短，主要内容是提醒中小学生暑假游泳要注意安全。这同突出政治沾不上边儿，反而使人感到滑稽可笑。胡耀邦听说这事后，嘻嘻一笑，脱口而出，说：“游泳突出什么政治！游泳应该突出鼻子，不然就会呛水！”
这段话，和满妹的回忆大同小异，胡耀邦的话几乎一字不差，不同的是简述了社论内容。但《金融时报》2010年10月1日刊发的《我思故我在——工作生活哲学随想》一文，这样说：
胡耀邦之所以口碑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说实话。他女儿回忆，他当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到国家游泳队训练场，看到训练场上挂的大标语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他就说“游泳突出什么政治？游泳要突出鼻子……”
纵观三段引文，我感觉还是满妹的虚写实在，因为《金融时报》的文章注明源于满妹；另一方面，胡耀邦作为领导人，不可能在训练场讲出与大气候相悖的话来！
言之凿凿的“出处”也可能以讹传讹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艺”讲道：“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是艺术上的唯心论。”这段讲话后来被收进《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编者对徐志摩的“诗论”作注“未查到出处”。
数年前，有首题为《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的诗，据称泰戈尔所作。这首诗的前部分是：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想念／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可是，有人否认这是泰戈尔所作。
前些年，有篇“汪精卫老婆陈璧君终身被囚之谜”的文章，拔高汉奸陈璧君的人格地位。写的是1949年9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为特赦以汉奸罪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陈璧君，找毛泽东和周恩来“讲情”。她们还联名给狱中的陈璧君写了一封信，劝陈认罪。陈璧君接到信后，拒不认罪，决心坐穿牢底！
以上三例，虽然未查到出处、找不到原诗、寻不到实据，但被人引用却多。好在有人通过奔波和辨析，查到了真相。
徐志摩是否说过“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浙江大学教授散木（郭汾阳）想到那时候延安艰难困苦，毛泽东不大可能读徐志摩。那么，会不会是通过读鲁迅而“中转”徐志摩？果然，他在鲁迅《有趣的消息》一文中，发现鲁迅拿徐志摩的一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揶揄：“倘使有一个妹子，如《晨报副刊》上所艳称的‘闲话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声音正如‘银铃之响于幽谷’……”也许这就是“徐志摩”论诗的出处了！而“银铃”何以变成“银针”，只有揣测。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谁是作者？羊城晚报记者张齐进行了追溯：从《读者》杂志2003年第 14期上查到这首署名泰戈尔的诗，追到该刊摘自同年第5期《女子文摘》，又得知这是某编辑从网络上弄来……最后证实：此诗“雏坯”源于香港女作家张小娴某小说中的一段——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后面的几段“诗”，都是网虫们据此“接龙”而来。为何冠名泰戈尔？崇拜者说：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才配写出这诗！
“陈璧君是否拒绝认罪”？中国政法大学监狱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史志办原主任徐家俊多方调查，没有发现宋庆龄、何香凝 1949年9月25日找毛泽东和周恩来为陈璧君“讲情”。《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和《宋庆龄年谱》均无记载。他还查阅了陈璧君关押的所有档案，访问了管教陈璧君的干部，还问过常到狱中探视陈璧君以及全程处理陈璧君后事的陈、汪两家亲属……最后认定“宋庆龄等人讲情、陈璧君拒绝认罪”一事实乃子虚乌有！
当事人的回忆也会记错
引文的真伪需要细心辨析。有时候，就是当事人的亲历，也会有误。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时，毛泽东曾向斯诺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有一本就是“陈望道译的《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后来有人指出，由陈望道翻译、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刊行的《宣言》，时间是1920年8月。按毛泽东讲的时间，这本书当时尚未出版！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如果这段时期真的读了《宣言》，可能是在杂志上读到的《宣言》节译，极有可能是译自德语的油印本。
还有一件“无为有处有还无”的事。宋木文 2010年12月10日 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胡乔木在大转折时代对调整阶段斗争理论的重要贡献》一文，其中写道：“胡乔木曾于1981年5月20日写给吴江一封信，是关于‘路线’问题的，已载在《胡乔木书信集》中。”吴江读后，想不起30年前有这事。他买来《胡乔木书信集》，发现果然有一封《致吴江信》。吴江仔细读，还是记不起这是胡乔木写给他的，便写了“答宋木文”的文章，在 2010年12月17日 的《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他以“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情景为前提，公开否认了此事。
得知吴江的态度后，《胡乔木传》编写组把吴江当年列席参加讨论《历史决议》稿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81年5月中旬召开）上的发言，以及他 1981年5月19日写给胡乔木的信的部分内容、并附其他重要材料，给吴江寄去。吴江看了“复印件”，确认是他手写的信。吴江在 2011年2月25日 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我的歉意和简单说明》，向宋木文致歉，并对有关方面提供材料及会议信息表示感谢。
如果没有吴江当年亲笔信存世，回忆当年出台《历史决议》的相关文章就得改写！重要的是，还原历史的引用者还会被戴上“生造历史情节”的帽子。
“断章”、错标点也会残缺或曲解原意
引文还需要全面，“断章”和标点错误，也会曲解原意，引起误解。譬如，现在很多文章引用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用以告诫做学问既要开阔的视野和敢于怀疑的勇气，又要有严谨的学风踏实苦干。然而，胡适当年给青年学子题写的赠言，全文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可见胡适在指导治学的同时，不忘教育学生慎独自律，好好做人。现在我们要是引用胡适的全文，更利于教育学子“成材”与“成人”并行。
又如，“清末怪杰”辜鸿铭多妻。我国颁布新婚姻法后，这封建社会的产物没必要渲染。有些报刊却多次引用辜鸿铭为一夫多妻制辩解：“一夫多妻制之合理，犹如茶壶须配多个茶杯！”其实在文化名人中，陆小曼“对抗”辜鸿铭的话，同样可以警戒“羡慕”辜鸿铭的人。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后，担心风流倜傥的徐志摩移情别恋，就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比喻来做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是可以公开用的，牙刷不能公开用的！”
再如古文，引用一些名句不拆更具意义。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人引用时常省略“君为轻”。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指“日月星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运转着，显示出巨大威力”，一般用指男性的社会形象地位；还有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为“地以博大胸怀负载万物，又倾其所有滋养生灵”，一般用指女性的社会形象地位。如果合用，则更为完整。
众所周知，古文没有标点。今人给古文加的标点如果不准，就会与原意不符。譬如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此“书”指《尚书》。但有人引用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样改，也说得过去，但不能冠以“孟子说”。再如有人引用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时，把《诗》的书名号省略。这样用内容就变了。可谓“标号不认真，误解老先生”！
引文是写作者撷取别人的观点，作为正、反论证的论据，以证明和强化自己要表述的思想及主题，所以必须忠于原文。这就需要引用者严肃慎重，仔细核对原文出处，即便白纸黑字有“证据”，也要认真辨析。同时，注明出处。这样既尊重了别人的知识产权，又利于读者指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