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山杉
东方早报 2012-04-07 23:18
像这样的“掺水专著”，居然还能获奖，让我感到无法理解。
像《明代大慈法王研究》那样，硬要把两三篇论文就能搞掂的内容，极不自然地抻拉成一本专著，这种态度是非常成问题的。像这样的“掺水专著”，居然还能获奖，让我感到无法理解。如果不是我有病的话，那一定是颁奖者脑子有病了。
高山杉
《明代大慈法王研究》
陈楠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年7月第一版 232页,16.00元
《藏史新考》
陈楠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年10月第一版 514页,42.00元
撰写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起码的规则之一，就是要尽量紧扣论题，不说和本题无关的话。如果说了，就叫“跑题”。说得太多，超过了极限，谓之“掺水”。比如你写一本200页的《钱锺书研究》，却用前50页总结从先秦到民国的学术史，再用50页讲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清华大学、牛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历史，然后拿第三个50页给影响过钱锺书的师友每人立一篇小传，最后50页才讲到钱锺书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这就是“掺水”的一个极端的例子。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楠的《明代大慈法王研究》，正是这样一本严重“掺水”的学术专著。有关明代“三大法王”之一(另外两大法王是大宝法王和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释迦也失(Sha-kya ye-shes)的史料虽然不多，但还是足够让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写成两三篇“颠扑不破”的精品论文。但像《明代大慈法王研究》那样，硬要把两三篇论文就能搞掂的内容，极不自然地抻拉成一本专著，这种态度是非常成问题的。据闻《明代大慈法王研究》获得过国家民委科研成果三等奖(2006年8月)，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这部获奖作品的含金量。
《明代大慈法王研究》除序(作者博士学位导师方立天撰)、释迦也失年谱(附录一)、汉藏专有名词对照表(附录二)、主要参考书目(附录三)和后记之外，正文部分含导论和七个专章，一共201页。在6页的导论中，作者特别介绍了一种重要史料——藏文抄本《大慈法王传》。但作者对这个抄本的全名、行款和来源，却未做清晰而彻底的说明，更没附上图版，读者只能跟着“月朦胧、鸟朦胧”了。这不是史学研究，而是和其他学者打扑克牌，玩捉迷藏。
第一章《释迦也失出生前后西藏地方政教历史背景》(第7-42页)分三节，可以说是一部西藏政教简史，从吐蕃时代一路讲到元末明初，作者大概把她的读者都想象成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菜鸟学生了。像这样内容的一章，不仅可以放在《明代大慈法王研究》前面，同样也可以放在《明代大宝法王研究》和《明代大乘法王研究》以及任何一部有关明代喇嘛大德的研究专著前面。全章36页，可删者36页。
第二章《释迦也失出生及出家》(第43-56页)分两节，第一节《蔡贡塘寺与蔡巴噶举》(第43-51页)，第二节《释迦也失出家》(第52-56页)，基本copy自作者论文《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与蔡巴噶举关系详考》。此文初刊于《中国藏学》2003年第4期，收进作者前年新刊的论文集《藏史新考》第242-256页。撑死了说，论文仅约1页的篇幅涉及大慈法王，其他都是对背景材料毫无必要的铺叙。论文本身已经“注水”，再copy进专著，原来的性质也不会有所改变。全章14页中，可删者13页。
第三章《释迦也失与格鲁派的关系》(第57-91页)分三节，顶多有两页的篇幅在谈大慈法王，其他部分几乎都在说他的老师宗喀巴(1357-1419)的生平和学说。第一节《宗喀巴大师及其宗教思想》(第57-69页)，来自作者论文《藏传佛教格鲁派佛学思想探源》。这篇毫无创见可言、可以完全不写的论文，收进《藏史新考》第340-355页。论文还有一些常识性错误。比如提到西藏学僧研习的龙树“六如理聚”，作者加注说指龙树所造《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七十空性论》和《菩提资粮论》这六本书(第58页，脚注3;《藏史新考》第341页，脚注2)。按此说大误，“六如理聚”是西藏所传旧说，指《中论》、《六十如理论》、《七十空性论》、《迴诤论》、《广破论》(法尊译《精研经释》)和《宝鬘论》(《宝行王正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和《菩提资粮论》只有汉译本，如何能够列入西藏学僧传习的“六如理聚”?全章35页中，可删者33页。
第四章《释迦也失与明朝建立封授关系》分三节(第92-125页)。第一节《关于明朝“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第92-104页)，杂采自作者的一些论文，偏离全书论题。第二节《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史实》(第104-119页)，出自作者论文《关于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史事补证》。此文初刊于《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收进《藏史新考》第206-221页。这一节同样已经溢出论题范围。作者以后如果有兴致写一本《宗喀巴研究》，估计会在里面加一节《明成祖遣使召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史实》。第三节《释迦也失第一次奉旨入朝》(第119-125页)，节录自作者论文《大慈法王与明朝廷封授关系研究》。该文初刊于《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现在收进《藏史新考》第222-241页。我们到这里才第一次碰到紧扣全书论题的文字，可惜只有可怜的8页。全章34页中，可删者26页。
第五章《释迦也失主持修建色拉寺》分三节(第126-142页)，全部来自作者论文《释迦也失主持修建色拉寺史事考述》。文章初刊于《藏学研究丛刊5——贤者新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收进《藏史新考》第294-314页。在前人研究方面，作者似乎没有参考过波米·强巴洛卓活佛(现代格鲁派学僧，1917-2002)撰、敏学译《色拉寺及其创建者释迦益西》(《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有关大慈法王修建色拉寺的史料其实很少，两三页即可谈完。但两三页不足以成章，于是只好大讲另外两大寺即甘丹寺和哲蚌寺的概况，色拉寺后来的内部组织，寺中所供法器和神祇，所守传统节日，以及大慈法王之后的历代色拉寺主持。与大慈法王建寺有关的内容不足三页。全章17页中，可删者14页。
第六章《释迦也失几次朝贡及受封“大慈法王”》(第143-161页)分三节。第一节《明朝中央与藏区地方朝贡与赏赐制度》(第143-151页)，来自作者论文《明代藏区朝贡赏赐制度——明代治藏政策特点分析》(北京市社科项目“明代藏传佛教在北京”论文)，与全书论题无关，应该剔除。第二节《释迦也失的几次朝贡》(第152-158页)和第三节《释迦也失受封“大慈法王”》(第158-161页)，均来自上文提到的《大慈法王与明朝廷封授关系研究》(《藏史新考》第235-241页)。全章19页中，可删者9页。
第七章《大慈法王在内地及甘青地区传教事迹考述》分四节(第162-201页)。 第一节《释迦也失在南京及其与明成祖的关系》(第162-170页)，以及第二节《释迦也失在五台山》(第170-181页)，全部来自作者论文《明成祖朱棣与大慈法王释迦也失》。该文初刊于《故宫学刊》2005年总第2辑，收进《藏史新考》第273-293页。作者在第一节里依据藏文史书《蒙古佛教史》，叙述释迦也失在京城举办法会，为明成祖行密教的灌顶。《蒙古佛教史》并未提到举办法会的寺院名称，作者依据明僧镇澄(1547-1617)《清凉山志》卷三的材料推论该寺是南京的能仁寺。这么推论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说得好像《蒙古佛教史》就是这么记载的(第166页)，这样会误导读者对原始史料的理解。叙述法会的部分，作者用大约3页的篇幅解释什么是密教的“坛城”、“四曼(荼罗)”和“灌顶”，这些术语解释都可删去。你的书是专门写给学者看的，没必要在这里大搞“科普”。
《清凉山志》卷二“圆照寺”条，记印度僧室利沙入华事迹，因同释迦也失的事迹有部分地方近似，作者遂认为：“这段记载简直就是释迦也失传的另一个版本，只是错误之处更多，这里未及对史料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仔细考索辨析，兹备存异而已。”(第176页)按此说大误，《清凉山志》的室利沙别有其人，又译实哩沙哩卜得啰，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有传(《大善国师传》)，绝非大慈法王释迦也失。这一点已有定论，相关的新旧研究可参看廖旸的《藏文文献中的西天高僧室利沙事迹辑考》(《中国藏学》，2011年第1期)。
第三节《释迦也失在北京》(第181-195页)，以及第四节《释迦也失在青海、甘肃等地的宗教影响》(第195-201页)，全部来自作者论文《明代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在北京活动考述》。文章初刊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收进《藏史新考》第256-272页。这一章除上面提到的名词解释外，还算是紧扣全书主题。全章40页中，可删者3页。
总结上面的统计数据，全书与大慈法王研究无关的文字，加起来共占134页(36+13+33+26+14+9+3=134)，已经远远超出全书正文201页的一半。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我一直搞不懂这些数字代表的是什么鬼东西)，《明代大慈法王研究》之为严重“掺水”的学术工程，已无待于进一步证明了。至于《藏史新考》中所收与大慈法王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论文，既然已经全部编写进《明代大慈法王研究》(但两书对于论文首刊之处都没有只字交代，不符合起码的学术规范)，又有什么结集的必要呢?像这样的“掺水专著”，居然还能获奖，让我感到无法理解。如果不是我有病的话，那一定是颁奖者脑子有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