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2月06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63期 作者：贺雪峰
1987年我考上黄冈师范专科学校（现黄冈师范学院）生物专业时，心有不甘，因为我希望自己将来能研究国家和世界大事，生物专业的教育目标却只是做一个好的中学生物老师。于是，我继续努力，误打误撞进入“三农”研究领域。
读经典著作的作用很大
1993年，我到华中师范大学跟随张厚安教授读政治学硕士研究生。张厚安教授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和农村研究的开创者，他希望我参加到农村研究课题中去。我虽然出生于农村，对农村生活有一定了解，但觉得这种熟悉和学术研究并不相干。犹豫再三，我决定不参加课题研究，而是先读两年书再说。
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图书馆里刻苦攻读，读了一百多本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经典著作。所读书籍不算系统，但我按学科和专题分类进行了细读。现在，所读书籍的内容都已模糊，但这并不意味着读书的作用不大。阅读一定要静心、刻苦，一切与读书无关的事情都是读书的大敌。等指导研究生时，我也是如此要求学生并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两不要一要”，即“读研究生期间，不要参加课题，不要发表论文，要读书”；二是系统研读各学科经典著作；三是读书要一心一意，切不可分心。这三个原则成为我指导硕士研究生的法宝，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生培养模式。2004年，我和吴毅、董磊明到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之后，中心研究生培养就采用了这一模式。
农村研究要依靠社会调研
临近毕业，张厚安老师要求我的硕士论文选农村题材，我才开始关注农村研究，阅读农村研究论著并着手进行农村调研。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荆门市委党校工作，教学之余，读书、调查和写作，逐步进入农村研究这一领域。
1990年代，村民自治这一创举引起了政治学学者的关注。当时很多学者到农村观察，发现要研究这一制度先要了解复杂的农村社会的逻辑。因此，从事村民自治研究的学者很快发生分化，一部分人继续研究村民自治的制度及其上升空间，一部分人开始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得以运转的社会基础。2000年前后，我将研究重点转入对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研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同样的村民自治制度在不同地区的实践差异很大，这个差异与农村社会内部的结构差异有无关系？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关系？
因此，2000年以后，我主要关注“中国农村是什么”这一问题。理解中国农村，才能真正理解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我在全国20多个省区做过比较深入的驻村调研，累计驻村调研时间超过1000天。调研时间越长，发现的问题越多，本来调研时关心的问题是A，结果发现还有比A更重要的B，再去调研B，却又发现了C，调研过程中意外不断。结果，调查时间越来越长，关心领域越来越广，计划中写总结性论文、代表性著作的时间越推越后。
每次调研都会有新情况的出现、新问题的产生、新领域的进入，因此由A到B到C，一直到了Z。在Z之后，又会回到A，但这时回到的A，就与之前的A有了大不同，即这个A是有大量具体调研（B→Z）作为背景的A，是丰富、深刻的A。这样的调研，看起来是绕了大圈子，其实，只有经过A→Z的全面调研，才能积累起厚重的经验，才能让经验与理论进行强有力的对话。
在此期间，我还找到一个发现新问题的好办法，就是“集体调查”：三五个人汇在一起，白天分开调查，晚上集中讨论，这样各人的调查就变成了学术研讨，不同视角的交流可给人极大的启发。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有很多“泊来品”的情况下，若我们对中国自身的经验把握不足，中国经验就会变成西方理论的一个装饰品。
我也将调研形成的心得用在对学生的培养上。自2003年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起，我即要求我带的博士生必须进行大量调研。从2006年开始，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明确规定，在读博士生每年至少要有100天以上的驻村调研时间。读博士期间，一般可以有350天左右的驻村调查时间。这么长时间的驻村调查让学生们可以充分了解农村现状，在此基础上再从事学术研究，就可以在对经验的深刻把握中进行思考。
从理解农村入手理解中国
有人说我是“朴素经验主义者”。这话不全错，因为我认为，没有一个走向田野的阶段，中国引进的社会科学概念就无法着地。我是“经验主义者”，但不全是，因为我注重经验积累，是希望在此基础上形成概念、判断、推理，形成学术对话、批评、积累和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