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兴华：请不要用施米特来吓人好不好？──论阅读施米特时所需的模态和分寸拿捏
正来学堂 2006-05-11 07:52 浏览次数: 1515 次
陆兴华:请不要用施米特来吓人好不好？－－论阅读施米特时所需的模态和分寸拿捏
陆兴华
〖1〗谈政治学问题，谈就可以，对人、对自己认真就行。谈不谈得好，与读不读过什么书，关系不会很大。任何人都可以来谈，但不论你是多么了不起的人，请注意一点礼貌，那也就是说，凑趣一点，至少自圆其说，至少做到在你自己的说法之内，能做到字面上摆平，不要象汪晖那样，兴师动众来说，四卷本都写好了，结果连自己到底要想来说什么，也还没搞清楚。
〖2〗我们中国学术界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和心气：自己读过什么书，就神秘地吓人家说，我读过的某某是很厉害的，他太厉害了，你们还没读他，不了解他，所以，你们应该听我来说。八十年代，由于还没有Google，还很少有人出国，甘阳们就占了这么个便宜，以为他在北京，就一定会比我们知道得多、读得多。但现在你没法这样神气了。但是，甘阳们看不明白这个道理，自己还未读明白，要来乱炒施米特和斯特劳斯，把一池水来搞混。
而且，要命的是，阅读是个很费时间精力的体力活，没读过的书总是比已读过的书多得多。斯特劳斯施米特没读过，有啥了不起，因为，该读而未读的书还多着呢。更何况，我们仍可怀疑：甘阳自己真的把斯特劳斯施米特认真读过了？而且，我认为，乱炒的人，是一定不会认真去读的，稍读了一下，就要来乱炒的人，是不会懂得读是一桩循环这个道理的：越反复回头，越觉得自己没读透，你与施米特这样的作者打交道，一定会有这种体会。
我是大大地怀疑甘阳的阅读能力的。我认为，他的韦伯和施特劳斯是读得一蹋糊涂的－－我怀疑他有没有真的读过施米特；甘阳对劳斯劳斯和施米特的胡说八道，已经在中国的政治学界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害得我一直喊破了嗓门，叫大家要用平常心去读斯特劳斯和施米特，不要上甘阳们的兴风作浪 的当。甘阳的英语很差，德语又不懂，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施特劳斯、施米特和韦伯能读出什么花头经来。读不出花头，本来也没有任何关系，问题是他乱读一通，却要来大炒，来吓人。我们现在必须消除他到处用斯特劳斯和施米特来吓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修补 我们的心态，自信和坦荡地去读斯特劳斯和施米特。
〖3〗施米特写得很简洁明了，反而有点不好读，再加上是用德语写，能读到的人更少。但是，政治学博士之类就是在这个时候派用场的：人家没功夫读没兴趣读不识德语没法读，所以你应该帮人家读；学者和研究者就是一些帮别人读的家伙－－因为没有必要人人都去读，少数人替大多数人读了，所以才需要大学和大学人。一个学者或政治学博士吓普通读者说你们不了解施米特，自己却也并不了解，或别有用心地用施米特来大做文章，是不要脸，我们应该给他几个嘴 巴子：因为你他妈就是专门替我们来读他的，自己还没做好，你却敢来抖搂和吓人。
〖4〗施米特难读，或容易读得一团乱麻，所以，我想好心地提这么几个建议：尽量用德语读，放到施米特自己老说到的霍布斯、卢梭（就是不要放到我们熟悉的康德到哈贝马斯的这条线上）等等这条传统里读，象德里达那样，将施米特放到海德格尔和本雅明一块儿来读。
〖5〗在当代你要读施米特，一定也要同时读一下德里达的《友爱和各种政治》和《法的强力》这两本书，这两本书从头到尾都在讲施米特。伟大作者也是伟大读者，参考着他们的眼光来读，不会读歪，不会上甘阳这样的别有用心的三流解读的当。德里达决没有小看施米特，我认为他是比哈贝马斯更拿施米特当一回事的。
哈贝马斯的新书《分裂的西方》的最后一节叫做“要施米特还是要康德？”，如果你要谈施米特，也应读一下。哈 的回答当然是要康德，不要施米特；施米特是他号召我们反对的当代三股政治逆流的第三股：
（1）das schon erw??;hnte neoliberale Design einer entstaatlichten Weltmarktgesellschaft;
（2）das postmarxistische Szenario eines zerstreuten Imperiums ohne Machtzentrum und
（3）das anti-Kantische Projekt von Grossraumordnungen, die ihre inkommensurablen Lebensformen polemisch gegeneinander behaupten（这也就是施米特的那一‘反议会式的国家意志实证论（den antiparlimentarischen Staatswillenspositivismus）’，和崇尚k??;mpfende Partisanen, Bürgerkriegsparteirn, Befreiungsbewgungen的决断论式政治方案）。〖《分》，Suhrkamp, 2004：185， 190〗
〖6〗最能见出德里达水平的，往往就是他的读。我认为应从他的写里去读他的读。
我们一读施米特，往往一下子就把他读死了。也就是说我们马上会读出一种中心思想，给它加框，马上就将其活学活用到当前的中国的或甘阳的某个需要上了。
德里达《友爱的各种政治》里从头到尾谈着施米特。他努力把施米特与海德格尔与本雅明合起来看。我认为他读活了施米特。
他是很同情地来读施米特的。但施要讲Feindschaft（绝对的敌性）， 德里达却要来讲他的amité（无条件的友爱），相反的立场，怎么说到一起去呢？我们会问：德里达将怎样‘批判’施米特呢？
“批判”这个词用在德里达这里是不合适的。康德在他的纯理性批判里定义过这个“批判”：拿一个东西当标准来与另一个东西比－－卢曼：批判是象阿多诺和哈贝马斯那样，天真地认为已经发生的东西如果是不好的或我们不要的，就必须让它退着发生回去，退还再重来；书呆子往往相信有批判这种东西；欧洲现代性或民主许诺的，一直未实现，你以为你知道它应该是怎样的，你批判着索要。巴尔特说到，我们不应温吞水一样地赶时髦一样地批判，一批判其实就是两种，最后一定走到两种方向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再也不会有别的。在德里达这里，我们会问：他是如何把施米特解构到我们当代的政治关怀中的？
德里达最后就将施米特放进海德格尔那儿谈，从海德格尔所认识到的未来政治眼光来回看施米特－－德里达认为施米特其实没超出海德格尔的眼光。这样合起来看的结果是，他认为施米特从三十年代初就跟从海德格尔（曾与海德格尔通信讨论这一残片），从赫拉里特残片53里看出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根本处境：奋斗、斗争、分裂、冲突、你死我活，不光在两个民族、两个党派、两个阶级、两个个人，而且在个人之内，都是如此。要激活这种人类本性一样的政治，施米特认为是必须分清真正的敌友关系，不断在新的政治处境里找出真正的敌人来。
我这样想在中国谈施米特的人，在此马上联系到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在读到德里达的《友》一书前，施米特曾使我倒抽一口冷气。比如，他真的认为并没有一战或二战或中国的抗日之战，有的只是内战、两大党之战、党内两派之战，只有毛泽东和刘少奇、林彪之斗，没有毛蒋之斗。毛整肃会乱说话的读书人，其实只是为了整他在党内的战友也就是第一对手第一副统帅。必须攘外先安内，或安外先攘内〖施米特认为这是从列宁到毛一再被证明的政治术，是唯一的政党政治：im Rücken des Feindes k??;mpfen müsse gem??;ss der bekannnten Maxime: im Rücken Partisanen, an der Front Verbrüderung〖《党争论》, Dunker & Humblot， 2002：59〗。所有的战争都只是国际内战（internationalen Bürgerkrieges ），毛泽东的全民武装论（Nation in Waffen）从抽象的意义上理解，他说是完全正确的。照我们习惯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看，施米特说的荀子和孙子早说过了：是的，所以，的确可以说，施米特象霍布士、卢梭的政治学写作一样，只是供我们今天锻炼宪 政肌肉和神经用的象棋 残局一样的东西，不是现成的救国术爱国术或建国术。
这种政治就象索绪尔所说的符号之间的可无限细分的差异－－赵紫阳和胡耀帮之间也出政治差异，也会搞我死我活的；你和你的亲密战友和与情人和爱人之间的亲密政治，也是恐怖和残忍的。革命战友之间永远是半战半友(和)（halber Kriek und halber Friede）。施米特不止一次地说到，毛泽东是对的：和只是一种真实的斗的表现形式（der heutige Friede nur die Erscheinungsform einer wirklichen Feindschaft）〖同上，63页〗。战争只占党争的十分之一，它无非是那最后的、最起作用的十分之一而已。〖64页〗先进者里仍会分出“红色精英”和修正主义者，毛泽东要与苏联搞政治，与党内修正主义搞政治，毛泽东的《九评》不是写给苏共看的，而是写给他的党内的最直接挑战者看的。
而德里达在《友》里对施米特的解构是：这种政治推到底，最终只是“我”之内的政治，是一个关于我如何与他者保持关系的问题；使他者得到公正，我才能得到公正。如果很开放地、很哲学来理解施米特，其实是没有左倾和右倾的问题的：分清真正的敌友后也并不一定是就开始整人，而是在各种层面上去激活一种真正的政治，去开辟出新的政治空间：欧洲和西方之外的、西方三大一神教之外的，各单语的个人之间 的、各母语之间的、各民族之间的……。正视政治这种人类本性中最深的分岐,使从国际关系到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都真实地活现，我们的生活才积极才有更多意义。施米特要我们分清这种政治和无限两分性无限可细分性，但并没有要我们去整杀情人爱人战友和朋友。
这样看去，施米特的政治理论对我们，对全球化中的世界的未来政治，其实倒是很好的惊醒剂：es ist der Gegensatz einer One World, einer politischen Einheit der Erde und ihrer Menscheit, gegen eine Mehrzahl von Grossr??;men （《帝国》一书里大谈这个“大空间”）。施米特引用了中国诗人昆仑的诗句来展望这种世界革命或战斗下的真正的政治的斗争和和平：把革命和战斗的火种当礼物，一把送给欧罗巴，一把送给美利坚，一把留给中国自己，这样和平才会来主宰世界。〖这是本人的翻译，未查到昆仑原诗〗
老实说，没有德里达的这种解构，我的确不知道该如何来对待施米特的这些 话。德里达没有象哈贝马斯那样对施米作出一清二白的判 决。他解构了施米特。使他的文本成为一个开放的博特馆，一个四通八达的地铁站。
在语言学里，对施米特这样一些话语的接受分寸的掌握，叫做取modality，作modalisation。我们知道，印欧语句子里有can, could, might, might as well, could have been等等情态，我们知道每一句话都有各种情态或分寸的，你要在何种模态上理解施米特，是要把他的某句话定在can上, 还是could上, 还是could have上，而这本身是需要我们定分寸的－－也是一种司法。宪政写作的模态我认为是奥斯汀所说的suggestive式， 而不是assertoric 式。甘阳的阅读斯特劳斯和施米特时和自身障碍，恰恰在于他想用斯特劳斯和施 米特来吓人，不顾了这种模态分辩和对陈述句的语用分寸的拿捏。
〖7〗德里达实际上是很同情甚至着迷于这个法学家的文字地来读这个其实是他的这个观点上的敌人的。我想举这个例子来表明德里达是如何用他的读来深入敌后，将一种文本做进新装置里，轻轻解构着地利用它的。
施米特说政治是关于兄弟残杀的故事。被盟军关进牢里，，从个人此在层面上看，是一种荒谬。他深深感到，在祖国才有政治。在母语里才有政治－－他与美军看管人员之间无法开展政治。施米特在牢里写道：这就是牢里得来的智慧：失去了时间却得到了空间（施米特惊 奇地发现，Raum与Rom（罗马）在德语里是同音，字(Wort)和地(Ort)是同音）。他进入不了真正的政治，他见到的只是仪式性的政治。敌人，也就是盟军战士是“送饭给我吃的人”。他怀念他的真正的敌人。甚至怀念他的德语：侵略者无法占领我的祖国，正如他们无法快意地运用德语的优美的韵脚；政治必须押韵，敌人是能押韵地与我争辩的人。政治只发生在母语里，只发生在祖 国的怀抱里。〖德里达《友》，1994：191－3〗
德里达从施自己说的“敌人即是我的他者”这句话出发，来将施的文本和立场翻译到我们当代语境里。“施米特只是法学家，不是神学家”，“施米特自己就说过，‘只有神学家才会将敌 人定义会必须消灭（vernichtet）的人’”。德里达特别重视施米特在《政治神学》里的这句话：“使我真正成问题的，只是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兄弟。这就是一切。他者是我兄弟。他者原来是我兄弟。兄弟原来是我的敌人。”〖《友》，Galilée，1994：187〗德里达认为施米特这句话正是他在《友》中想说的话，施替他说出了心声－－德里达的这种解读很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会注意到，德里达和施米特刚好在“他者是我兄弟”这句话上交叉而过。从这同一句话里两人得出了相反的看法：德里达用它指出了那种无条件的好客，施米特用它指出使政治真实的明确敌意。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里达没做任何批判，光引用了施米特下面这段牢里感言，我们就清楚了我们对施米特的同情和阐释的要点在什么地方：德里达并不是要去驳倒施米特，而是要将我们拖进更大更广的上下文，来看施米特。在这样一种解构眼光下，下面这段施米特文字读上去就象是德里达自己写的那样（德里达将它译成了自己的母语）：
（所以要审慎，不要看小说小了敌人。人以敌聚或人以敌分。人是根据自己所识别到的敌意来自我定位的。那些要消来敌人的太恶毒，他们居然以敌必须被消灭这一点为理由，来证明敌人的必须被消灭。但一切的消灭都是自我或自动消灭。而相反，敌人却是他者〖德里达对这一句大做文章〗。你应记起那一个哲学家〖可能是指黑格尔〗那些惊人的提法：在他者之中才有与自我的关系〖在他者之中人才自己相关？〗，这是真正的无限性。否定之否定，好个哲学家说，并不是中立化，真正无限的东西依赖于与此相反的东西。而真正无限的东西，是他那一哲学的那个根本性的概念〖上面说的他者之中我才与我相关〗）Prudence, donc, et ne parle pas la légède lennemi. On se classe selon son ennemi. On se situe selon ce que l’on reconna??;t comme Feiendschaft. Sinistres sont assurémentles exterminateurs qui se justifient en alléguant qu’il fault exterminer les exterminateurs. Mais toute extermination n’est qu’auto-extermination. L’ennemi, par contre, c’est l’autre. Rappelle-toi les propositions formidables du philosophe: le rapport àsoi-même dans l’autre, voilà le véritable infini. La négation de la négation, dit le philosophe, n’est pas neutralisation, ce qui est véritablement infini en dépend au contraire. Mais ce qui est véritablement infini est la concept fondamental de sa philosophie.〖同上，190页〗
施米特引用了他喜欢的诗人Theodor Daubler的诗句，来定义他所说的敌人：Der Feind ist unsre eigne Frage als Gestalt：德里达把它译成：敌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成形。这种对于‘敌人到底是谁？’的犹豫，在哲学存在主义里被称作哈姆莱特困境。德里达在《钟》里解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时也用到俄狄普司神话结构，指出兄弟相残，妹妹来收尸这一人类政治的伟大真理。
读完《友》后发现，我们很难分清德里达和施米特了。施米特好象就是德里达，施米特好象就是你我这样困在当前此在情绪里无法作自我确定式的政治了断的个人。
〖8〗德里达的这种解读我认为至少没有小看了施米特。这种解读对我的启发很大。这种解读作为一种开放的问题意识，被推到一个中国读者面前。我们必须读活它，说活它，而不是一说，就僵固到几条框框里。而这种解读可能也真的是我们当前政治，至少是知识分子的话语政治中所必需。
读施米特和读德里达对施米特的读时，我想到很多的是我们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象顽疾一样的一根筋式的思想或语语‘左’、‘右’摇摆 。
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政治话语的语义场，由于与西方政治政治话语场的接通，由于专政治政治传统的幽灵一样的话语专制和话语控制，实际上也已成了象施米特、施特劳斯所说的庸俗的议会讨论一样情形。知识分子还未担起真的政治责任，却已有了左的和右的各说各有理的局面，明明只是一种专业话语或学术话语之知识分工上的对垒，却不经翻译和兑换，硬要来扮作领演主角的政治话语，听上去既廉价又不负责任。
一个可怕的恶环落到我们想将自己的专业话语或社交政治关怀当作政治话语的知识分子头上：没有那个最基本和原始的民主意见和立场的识别和分检装置，也就是我说的那个无论多么不好的投票装置，却先有了公说公有理婆说有理的场面。这种低水平的论争里，政治学家、政治哲学家连自己的话里也是错乱连篇，却要急着去指导民众，为中国指出救国方案。
哈贝马斯指出了施米特的这一健忘：也正是在民主下，施米特才可以来追求这种真正的政治。在不好的民主中去求更好的民主，才是那真正的的政治。而施米特有点孩子气，或我们理解施米特时有点孩子气：既然现有的议会民主不大好，不代表真正的政治，那我们就不要它算了。但问题是，我们找不到比现在的议庸俗民主更好的装置。施米特自己的困境是，不要魏玛式，就落到了希特勒式。所以，在哈贝马斯眼里，施米特等于是个死不认账，一定要找到真正好吃的东西的挑剔的顾客，有点无情无义了。
〖9〗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话语场里，尤其是在有知识分子参与的政治话语场里，我们是不管愿不愿，都省不了那个民意或哈 贝马斯所的“政治意志营造”的最终求诉机构－－投票箱了。
我们得先有上投票箱，再来展开那种充公的讨论了。
〖10〗我不需要是一个国际著名学者，就可咬定：话语之间的政治、敌意、对立、冲突与战争，是一种天然关系。政治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话语之间也完全反映这种政治。在话语政治中，决不会发生汪晖所谓的新左思想战胜秦晖的新自思想的事。两种话语之间的敌意和对立，不只是汪晖和秦晖之间的立场对立。话语之间甚至之中的政治差异，也是可以无限生发的。
照施米特看去，我的话语政治中的真正的敌人是我的兄弟一样的同道同行与我之间的真正敌意，是我与最接近我的立场的同志之间的分岐。施米特就是这样来理解毛泽东的政治斗争要月月搞天天搞的。但是，这不能在没有最基本的政治－司法－伦理装置地来搞，不能专制地来搞。施米特是并不清楚毛泽东那种政治庸俗化的－－我认为毛泽东的那种搞是一种惯性，是“永久革命”下的一种动力需要的逼迫下搞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硬要将自己挑选的一种主义强加到人民头上，不惜通过专制和杀头来强加，最后甚至强加到自己头上，才造成的惨 剧。
在一种有基本民主司法－政治框架下，施米特所要坚持和推动的政治文化，其实是健康和有益的－－许多西方学者就 是从这个眼光看去，才认为施是一个好左派。只有在民主状态下才会出好左派，施米特的政治观才有机会进入实际政治。哈贝马斯就是从这个方向上以讽刺的口吻来看施米特在我们这个世界主义政治领域里的遭遇的。〖《分》，同上，2004：172〗
〖11〗从这种眼光看去，我预感到，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政治话语正在并将一定将会危害中国未来民主政治。这种危害起因于那种长期的政治专制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话语的伦理上的放任和自欺。越是在不透缝的专制下，中国知识分子越为无端地生出忧国忧民的非我其谁的特权感和 自媚感。国救民常常成为遽头和特技镜头。一向的权力政治专制实际上也保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特权，使替统治者掌握着话语的象征暴 力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己也替代性地感到了使用专制的威力时的痛快和风光。否则，我们就不好理解中国知识分子讨论救国救民时的那种得意和神气，解释和讨论问题时的朱苏力式的杀气腾腾。
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听我的一定没错’的腔调。中国的选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以我今天的眼光看去，是一种宿命，因为这些主义和道路听上去实际上真的是一种最完美的理论或思想，是最容易对知识分子胃口的；你要请知识分子帮我们选，我们怎么还逃得了它们？
很危险地，施米特又被甘阳们当成了这样一种一声炮响被送到中国的东西。
〖12〗2004年是中国所有忧国忧民的公共或 知识分子集体中毒自杀的一年。我们快乐地看到，中国国家知识分子、专制包养的知识分子、大学知识分子、技术知识分子，专家知识分子，等等等等知识分子，估今年看上去好象再也救不了中国了，我们真的该好好放放鞭炮了！中国知识分子害中国助专制的历史，知识分子人人骂毛泽东，又人人想当毛泽东周恩来或张春桥胡乔木的这段丑恶历史，我相信一定会有我的后代来写出－－本来也就是一段历史而已，我们无法让它发生回去或重新发生，有了知识分子的拼命掩饰，它才丑恶的。但现在，我们终于看出，知识分子不能象过去那样用一种主义一种学说一种宗教来救中国了。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及其他们的思想和话语之间，经施米特提醒，我们也发现是进行着真正的政治的；这其中才有真正的政治－－郎咸平和张维迎间才有真正的政治，如果他们语句通顺，兼及传统和论争上下文，我认为他们之间是可以搞出真正的政治来的。
在出现那个原始的不好的投票装置之前，我还将继续看到中国公共和非公共知识分子为救国救民来嚼舌头，但我再也不会被他们的谈论吸引了。我象想参加球赛的人一样等着人来划出比赛场地。我想参与这种真正的政治。
〖13〗我们中国的未来政治就象是政府要盖一个大楼，汪晖们和秦晖们这些承包商拿着几张在我们看来漏洞百出的救国救民的方案都要上，互说对方的方案不好，争得死去活来（还演出了在杭州和解的闹剧），让大家误以为我们只能在他们手里的那两种鸟方案之间选了。事实是，这世上政治理论政治哲学有无数种，政治道路有无数条，给我一个上午，我就免费替你列出一百种以上在中国救国救民或忧国忧民的方案和前途来。
〖14〗在中国，就是研究政治学的人也象汪晖和秦晖那样手痒，要来批发他们的政治理论，推销中国统治术或民主术。
大家其实都是明白这么个小道理的：政治学只是一门欧洲式的社会科学，不是救国救民的外科学。研究政治学或政治哲学或宪政问题，当然间接地有助于中国的未来政治民主，但它本身不是一种统治术或反民主术的权威销售机构。相反，政治学的任务是象我上面说到的德里达或施米特的政治话语那样，激活我们当代人的政治思考，扩展我们政治想象的上下文，将各种政治上的他者拉进我们的民主的政治空间里，懂政治学的知识分子在这种空间里最多只有象沙龙里的女主人那样的职务。
〖15〗从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眼光看去，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将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的，知识分子自己是一个大问题。从个人历史看去，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进程是一种命运。上文里施米特说到，只有祖国才有政治，政治是用母语来搞的。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是毛泽东，她只能将自己认同到这种政治命运里去。知识分子总自认为自己的那些话语使他们有某种超越的命运，在危急机关头或决定性关头象那只可笑的高尔基海燕一样，来青蜓点水或嬉水一番。
比中国民主进程更使我着急的，是如何早是将知识分子和政治言说也置于那个投票装置和数字轮盘的偶然性之下。要克服这上面说到的那一个恶环，我认为必须依赖这种政治－司法－伦理装置的到来。
〖16〗如果施米特或德里达解读的施米特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只能说，我由此认识到了真政治对于知识分子是什么。
我有很多漂亮的看法，我比很多人更知道如何来谈论政治。我甚至是政治学方面怕权威。但是，我必须将自己放进那个投票和点人头的政治－司法－伦理装置之下。如果我作为一个会读写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政治特殊性，那就是要主动认命于这种装置，作出示范。德里达的解读里所同的是：如果我们知识分子自己真的认为有更大的政治能力，那就要运用我们的这一种能力，抵抗着地去不断将各种新涌现出来的他者拉进我们共同的政治生活中，使我们的日常到国际的政治阵线更开放。
〖17〗哈贝马斯在《事实性与有效性》、《后民族集聚》里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其基点我认为也在上面说到的那些看法上。我不是说你罗尔斯的政治主义不好听、不严密、不道德，而是这各种新自由主义的游离和游戏态度只是美国式的，它无法用到象中国这样的血和泪交汇的政治沼泽里。作为理论它是很动听的，但不能因此自欺－－因为哪怕在美国，我们以另一种眼光看去，其政治之新残酷新苦难，也与中国的有一比。
我从哈贝马斯里读出，话语理性底线一放低，很多人或更多人才因此可以走入政治交往，一种权利共同体的集体意志的形成因此也就会更多一些合法性，共同体生活中的公正也必须在这种合法性下，才有保障。政治学知识分子或宪 政知识分子必须放低自己的话语门槛，在共同体的话语理性下寻求自己的政治话语和选择的合法性。
在《事》中，哈贝马斯大量谈及德沃金，总的意思是：话语、权利和政治司法程序受制于某种机构性阐释，但法官、大报政治编辑、社会抗议人士是处在一个解释共同体中的，他们的投票表面上看是出于偶然性，但实际上人类共同体生活里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来真的统一思想，我们只能依赖这种由法律行业到媒体到道德原则的规范，来规范法官来阐释法律的这种有缺陷的程序，来为我们的政治生活作合法性辩护。我在上文中说的只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认为超越这种阐释共同体的话语特权。
哈由马斯最近写到，普通公民过去只能认同进这种民族政治共同体，现在，在欧洲，他们有了认同于比自己的国家政治更高的主权的自由，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权利联合到更高的共同体，甚至用这种高于自己的国家的权利联合来制约自己的政治府或国家的权利，这是康德的构想，却做梦也没想到这么阴错阳错地在走向实现－－连施米特也不会想象到有这一天的。
而在中国，我们知识分子现在也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只能是加入到公民的这种“中国未来政治民主”框上的权利联合，加入到对一种新的权利共同体的寻找中；我们不应该在新左救国救民方案或基督教救国救民方案上打转转；宪 政是一种相互的人类自我立法自我司法努力，中国人也一定能够边做边学会。
我们知识分子也必须在自己的命运共同体里加入到这种边做边学中去。否则，我们就成了喜剧演员：照我这个中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的救国救民方案，照基督教的那些美丽言辞去做，中国就有希望；而现在这么乱这么不民主，是因为不听我的缘故。
德里达的友爱政治因此在我看来就象是伸给我的一块跳板，从未来回头来思考现在。我想用这种态度来思考中国政治民 主的今天和明天。
〖18〗谁再来乱炒斯特劳斯和施米特，让我们真的检查一下这些炒者自己有没有认真读过这两位伟大作者。
〖本段为拙著《德里达论未来政治》中的一部分改写，希望各位偶像帮助我批判和修正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