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呼唤书生
毛佩琦
《 博览群书 》（ 2011年04月07日）
一
书生，不论古今，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责任、有担当，承载着时代的理想。《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书生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技能，谋求饭碗，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为了担当天下大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有参与治国平天下的机会。读书人身处草野时，他们没有施展的舞台，只能修身齐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而已；但是在野的读书人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关注民生，心系天下兴亡。他们在观察，在分析，在储备智慧和学养，一旦有机会，就要干预社会生活，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是也。这些人不是书虫，不是冬烘先生。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不能泯灭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然而，古代书生并不会自己站出来去治国平天下，而是帮助别人治国平天下。具体地说，就是要成为“帝师”、“王佐”，也就是要辅佐明主，或者把自己辅佐的人培养成明主。他们自己决不坐天下，只做帝师，辅佐明主坐天下，去实现他们的治国理想。历代的名相、名臣，从先秦的管仲、乐毅，到汉朝的霍光，蜀汉的诸葛亮，从唐朝的魏征，宋代的赵普，到元代的刘秉忠、明朝的刘基，莫不如此。
但是，书生并不是什么人的官都做的。孔子说：“邦无道，富且贵，耻也。”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书生是有自己的理想的。如果他们认定的道不能实行，他们将会抗争；如果抗争不行，宁可不做官，或以死殉道，或挂冠而去。
明代的方孝孺可算个不折不扣的书生了，不仅读了那么多年书，号称读书种子，而且后来还做了教书的。洪武年间是汉中教授，又被蜀王聘作世子的老师。建文年间被召为翰林博士，进侍读学士，成为建文帝的老师。他走的就是一条王佐帝师之路。燕王朱棣起兵夺了侄子的权，要宣传夺位的合法性，想借助方孝孺的声望，命他起草即位诏书，却遭到了方孝孺的严词拒绝。按照朱棣的说法，这本是朱家内部的事，方孝孺又为何“如此劳苦”？
不然，方孝孺自幼所读之书，教导他礼法神圣。朱棣的行为是篡逆，岂能支持！今天的人对此已经几乎无法理解。须知，此礼法不能维护，读书人所有治国方略都将崩塌，还有什么治国平天下！
其实，真正支撑方孝孺的理念并不仅仅是那点礼法，而是他的治国理想。单凭建文帝宣布平反所有洪武年间的冤假错案这一条，方孝孺就有理由追随建文帝；单凭朱棣宣称一切恢复祖宗旧制这一条，方孝孺就有理由反对朱棣。朱元璋实行重典治国，严酷如霜雪，建文一意照以阳春。方孝孺与建文帝君臣契合，他支持建文帝的理由其实是宽仁的新政。方孝儒要通过建文帝把“修齐治平”付诸实践。一如嘉靖年间的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徐阶所说：方孝孺认为，“不以伊周之所以事君者事君，贼其君也；不以孔孟之所学为学，贼其身也”。其目的在于“致主泽民，使复见唐虞三代之盛”。（《重刊逊志先生集序》）
有人批评方孝孺愚忠，其实没有读懂方孝孺。二百多年后，大思想家黄宗羲在评价方孝孺时说，不能“以一死抹过先生一生苦心”。（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方孝孺之可贵，不在于他的一死，而在于他的苦心。那么，他的苦心是什么？
方孝孺理解的“事君之道”和“孔孟之学”是什么呢？在他的《逊志斋集》中收有他的一篇文章《君职》。他对君的定义作出了解释：“能均天下之谓君。”他还对君提出了要求：要“使之尽心民事”。因为“天立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他批评那些不称职的君主：“知民之职在乎奉上，不知人君之职在乎养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对那些不称职的君主，他干脆主张抛弃：“如使立君而无益于民，则于君何取哉！”（《逊志斋集》卷之三，杂著）反观黄宗羲的名篇《原君》，同样将矛头直指君主。而细读其文，与方孝孺的《君职》何其相似！于此可见，方黄二人的心是相通的，说方孝孺对黄宗羲有以开启之，亦无不可。所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高度评价方孝孺，称赞他“以生民为虑，以王道为心”，方孝孺的苦心在于“生民”、在于“王道”。
如此说来，方孝孺不仅仅是为忠君而死，更重要的是为殉道而死。
方孝孺死了，但他的以天下为己任、舍生取义的精神被众多后来人继承了，以致在明朝成为一种风气。归有光在一篇应制文中写道，立朝之士应该是这样的：
天子欲有所为，而不敢以或阿；群臣皆以为然，而不肯或以同。天子有失必规，群臣有奸必发。事有庇于民益于国，争之而必行。有病于民害于国，争之而必不行。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不善；可与为义，而不可与为不义。万钧之重不为慑，雷霆之威不为怵。谔谔乎无所隐也，蹇蹇乎无所避也，侃侃乎无所挠也，亹亹乎必致之也。（归有光《震川别集》卷一，应制论士立朝以正直忠厚为本）
明朝官员，不仅以直谏为职，而且以直谏为荣。正德时，宦官刘瑾用事，御史蒋钦拼死上书皇帝，被杖刑罢官为民。但三天后他再次上书，又被杖三十，且被关入监狱。蒋钦认为自己还没有尽到职责，三天后，又在狱中上书，写道：“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国丧家之祸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诚杀瑾，枭之午门，使天下知钦有敢谏之直，陛下有诛贼之明。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蒋钦在灯下起草时，好像听到鬼声。蒋钦知道，此书一上必遭奇祸。这大概是先人之灵在为自己哭泣。想到此，他整理衣冠，站起来说：“如果是先人，就请大声告诉我！”话一落，果然哭声更为凄厉。蒋钦说：“业已委身，义不得顾私。使缄默负国，为先人羞，不孝孰甚！”他坐下继续奋笔疾书，说：“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鬼声戛然而止。结果，上书之后蒋钦又遭杖三十，死在狱中。（《明史》卷一百八十八，蒋钦传）
在明代，士人放言直谏成为一种风气。其时，“主威欲震而士气不衰，批鳞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观其蒙难时，处之泰然，足使顽懦知所兴起”。（《明史》卷二百九，赞）当然，他们的抗争，最后都以悲剧告终。这是制度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
然而，什么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这些书生所体现的精神正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二
然而，自古书生也常常表现出丑陋的一面。最能代表其丑陋的一句话，就是“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他们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出售，就是为了得到帝王赏识，待价而沽，谋取私利，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毫不相干。
孔夫子曾经满怀理想，周游列国以求一售。最终没有人欣赏他的治国之策，他只好回到家乡传道授业解惑去了。但孔夫子的出售是有原则的。他曾说：“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他希望把自己的文武艺售给有道之君。如果在有道之君治下，还处在贫贱的地位，那是耻辱，因为没本领可贡献；如果把文武艺售给无道之君，从而得到富贵，同样是耻辱，因为那样无异于助纣为虐。所以，孔子说：“道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然而，多数读书人并不能做到孔夫子要求的那样。他们片面理解了孔夫子说的“学而优则仕”，抛弃了“邦有道”这一入仕的前提，不论有道无道，以售出为终极目的，以富贵为最高追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一批没有灵魂的人，至少是浑浑噩噩的人，丑态百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帝王的买，其实是威逼利诱兼施的，前举明成祖对于方孝孺就是。能顶住威逼利诱，不改其志，坚持操守理想的只是少数。在帝王的威逼利诱下，读书人被收入笼中，成为帝王的奴才、帮凶、宠物、装饰品。唐太宗曾经私下登上端门，见到新科进士鱼贯而来，不禁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一些读书人，把仕进作为光宗耀祖、改换门第乃至进身敛财的阶梯，把金榜题名——文武艺得以出售，当作人生最得意的事。
作为家天下的君主，从来不掩饰他们的目的，甚至炫耀他们的手段。因此宋真宗的《劝学文》中就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句子。多少读书人把这句子当成座右铭，奉为信条。试想，一个一心只为黄金屋而读书的人，会有什么远大理想和天下之志？
明朝曾任内阁首辅的高拱，是一位大政治家。他和徐阶、张居正等先后柄政，实现了明代的嘉隆万中兴。作为一位匡弊扶危、救时济世的大政治家，他对于宋真宗的《劝学文》可谓深恶痛绝。他写道：
偶遇一学究，见其壁上有宋真宗《劝学文》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予取笔书其后云：“诚如此训，则其所养成者，固皆淫逸骄侈、残国蠹民之人。使在位皆若人，丧无日矣。而乃以为帝王之劝学，悲夫！”（高拱《本语》卷之六）
高拱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锋对那些以追求黄金屋、颜如玉、千锺粟为目的的读书人和以此诱骗读书人的帝王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尖锐地指出，按《劝学文》为方针培养出来的必然是淫逸骄侈、残国蠹民的人。如果在官位的都是这些人，国将“丧无日矣”。一个家天下之君，任用残国蠹民之人，其灭亡是必然的。然而，在君主制之下，“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从根本上说，帝王要的是奴才，读书人要得是利禄，因此，无论是读书人还是君主，都几乎无法真正逃出这一怪圈。
读书人的知识技能乃至天下之志，是怎么得来的？无疑要靠教育。
《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是可以通过学习而弄明白的，旧习污染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更新的，一切都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完美境界。什么是至善？朱熹解释说：“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有一种理论，把朱熹所说概括为“存天理，灭人欲”，并且批得一无是处。殊不知，他们忽略了一个“私”字，无乃曲解了朱熹的本意！把基本道理弄清，不要因为一己的私欲、个人的好恶而干扰、歪曲基本道理，这有错吗？在那些理论家的倡导下，一切必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就成了“灭天理，张人欲”。于是，基本的道德准则，基本的道理常识都被摧毁了，人欲横流，无奇不有。
古代帝王们标榜以儒术治国，士子们也以读儒书是务。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钦定的课士理论以“事君泽民”为说辞。然而，在实际的教育中，一切都成了形式。士子们仅仅把所读之书当作敲门砖。中规中矩的教条文章，只是用来打开利禄之门的。其中的教义并没有被真正接受，而一旦敲门的目的达到，什么“事君泽民”，早已被抛到脑后了。所以，高拱又感慨教育失误：
教之废，未有甚于此时者也。……科目以文艺取士，士只文艺是竞。父兄师友之所督勉，惟此而已。而性命之理，礼乐之实，存心制行之方，事君泽民之术，漫然其不知也。遂使天下之人，惟务得官以为耀，积橐以自肥。
教育缺失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寡廉鲜、患得患失的小人：
始乎利终乎利，寡廉鲜耻，患得患失，甘为鄙夫而不自知，则以素无教故也。
是道德的沦丧，是社会责任心的泯灭，是担当天下精神的迷失。
于是国家欲求一知道理之人尚难得，况有道德者乎？然则，治道何人兴举，纲常何人肩任？识者所为深慨也。（《本语》卷之六）
三
以今鉴古，鉴古知今，古今一理。
在欧风遍吹神州的时候，引进了所谓“知识分子”的概念。最早，写作“智识分子”，大概这一称谓显得对其他阶层有不恭的意味，如此，其他阶层则似乎是愚笨无知的，于是就改称为“知识分子”。这样，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就显得不那么歧视后知者和非专业者了。不管怎样称谓，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阶层，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以来，大多数社会变革都具有群众性或伴随着群众运动。所以，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大致不错的。但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委实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学术界曾经一再就“历史动力”问题进行大讨论。不管争论各方的结论如何，我们始终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士人——知识分子，在每次大变革中活跃的身影。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维新变法、国民革命，乃至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革命，无不如此。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民族兴亡为皈依，百折不挠，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直到取得最后成功。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古代士人优秀传统的继承人，他们秉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和自由独立之精神，对旧世界进行着无情的批判，担当着社会道义和理想。当然，不同时代的社会变革、革命的对象、方向不同，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担当意识是一致的。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血脉，是应该引以为豪并继承、发扬的。
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在社会经济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一些文化现象不能不令人忧虑。一个就是在批判激进主义的同时刻意消解正统、消解严肃；一个就是在反思平反中出现的倒退乃至逆动。
几十年激进主义一直伴随着中国历史进程。中国在落后挨打之后需要变革，需要革命，但激进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过当思想，在激进主义的误导下往往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批判激进主义，回归理性与清醒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批判激进主义时，不问青红皂白对过去的一切必定要上者下之，正者倒之，也是极为错误的。它往往使经过艰苦奋斗甚至流血牺牲得来的成果废于一旦，也使本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观念归于混乱。一些舍身忘我为民族为国家牺牲的英雄人物被任意戏谑，一些严肃的事实被恶意戏说，一定要加上粉色的花边。相反，那些在革命和社会进步大潮中徘徊观望的，躲在一边的，甚至投敌变节的则大受追捧。反掉的迷信重回，被历史抛弃的渣滓泛起。一些影视剧充斥着“吾皇万岁”的呼喊，满台黑压压跪倒一片奴才。我们的思想解放必定要伴随这样的现象吗？回答应该是坚定的：不！我曾多次说过，现在不妨重复一下，我们要有三个坚持：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动摇；二，坚持经过严肃论证和事实证明的正确认识不能轻易否定；三，坚持进步不能倒退。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物资极其匮乏的时代。艰苦的条件抑制了许多本来正当的物质欲望。同时，我们也曾经历轰轰烈烈理想高张的时代，在奋进中要求暂时抛弃许多私利同样抑制了物质欲望。然而，在宣称致富光荣、牟利合理的时候，却渐渐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物欲横流，为了得到利益，不惜使用一切卑鄙丑恶的手段。中国已经被公认为最拜金主义的国家之一，最不讲诚信的国家之一，不亦悲乎！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生活极度娱乐化、低俗化。诚然，我们的社会需要俗文化，也需要轻松地哈哈一乐，但这些不应该是全部，也不应该是大部。大众还需要先进思想的引导，需要高雅文化的涵濡。不是有了票房就有了一切。不是“不差钱儿”，就万事大吉了。某笑星放言，“小某某儿”的价值，“可以买三个电影学院”。令人不解的是，对这种无知怪论，我们的官方电视台竟然替他向全国人民传达。岂不大有愚民惑众之嫌？如果照这样的倡导下去，我们的国民将会成为“不差钱儿”但没有灵魂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也不会建立可以傲立世界的软实力。
书生，我们的书生哪里去了？那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明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狱中题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民国五年（1916）李大钊为友人题写对联改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书生哪里去了？不是“有了专业知识，有了学术背景”就可以成为知识分子了。这些人，工程师、教师、作家、文艺家，等等，如果没有担当和理想，有可能仅仅是为“黄金屋”而奋斗的匠人，甚至可能是害国蠹民的人。书生，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在于他们的独立思考，在于他们为国家为民族的担当。
有人说，儒学注定要培养御用文人和终身希望成为御用文人的人。不是，翻开历史，担当道义、舍己为民以至于赴汤蹈火的书生史不绝书。
有人说，孔夫子说的“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是一派愚民骗术。不。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孔夫子所说的“仁者爱人”，想一想孔夫子终其身是个大教育家，那么，他说的为什么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呢？百姓可以做到，就由他们做吧；百姓不能做到，就要对其进行教育。孔夫子说，书生担负着教育民众之责。再次翻开《大学》，开宗明义，不就是要“明明德”，要“亲（新）民”吗？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代言人，需要理论指引，即使在大革命中进行武器的批判时也是如此。开启民智，指引未来，塑造国家民族的灵魂需要知识分子的担当。我不认为未来的中国或世界是儒学主导的时代。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其精华，为伟大的民族复兴添一份力，是不可或缺的。
呼唤书生，呼唤中国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