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学术危机的最大症结是学者不自觉

曾昭禹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32期上刊发了张福贵先生的《学术不平等是学术危机的最大症结》一文。张文认为，学术危机的最大症结是学术不平等，官本位意识导致了学术权利与学术地位不平等，急功近利的需求导致了过度量化的评价机制。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而认为，学术危机的最大症结在于学者不自觉。

　　官本位意识并不必然导致学术权利与学术地位的不平等。进行思考和研究的权利是不会因为权力的打压而被剥夺的。司马迁的遭遇很是说明了这一点。正当司马迁埋头著述《史记》的工作进入高潮，“草创未就”之时，突然飞来横祸，受李陵案的株连被下狱受腐刑。但司马迁并没有因此抱怨“学术不平等”,对国事世事从此冷漠不再关心。反因“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逐“发奋著书”.

　　纵观历史，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可以说，无厄运，无圣贤；无贤圣之发愤，著书立说，思来者，则中华文明枯槁矣。即便有秦“焚书坑儒”、清“文字狱”,仍有人收藏书籍，传于后世。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英雄、豪杰、圣贤成长的基本规律。古人尚知并能 “非澹漠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今人为学，执著于名利，计较于外境，面对古人之品德学术境界，难道不应有所悔悟否？

　　张文认为，学者受 “服务现实，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的发展战略引导，“急功近利越来越成为一种学术导向和社会潮流”.这种急功近利导致了“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高校一直处于‘评审’与‘被评审’之中”,造成了过量化的评价。然而，别人急功近利是别人的事，关键是自己如何泰然处之，不妄为，不盲目追风。一个巴掌拍不响，一相情愿事不成。根本的问题还是学者自身。学者扪心自问，有没有“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欲速则不达。此理知否？若知，板子先打学者。

　　人文社会科学之所以越来越套用自然科学的评价体系，在于人文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分得越来越细。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是因为照搬别的学科设置，这一逻辑本身就很荒谬。当下，大学要“大师、大楼、大气”,学者要名誉、地位、津贴。不可否认，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下，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高校一直处于“评审”与“被评审”的怪圈之中。然而，“评审”与“被评审”是一回事，学问本身则是另一回事。学者能否坚持自身的评价标准，独善其身，存有“思来者”之心，这大抵应成为问题的根本。老子、孔子等大思想家，除了留下经典学术思想外，并没有为后人留下要职称名誉的事迹。今人为名利所累，说了许多自己不信、自己不懂甚至自己都不愿意说而又似乎不得不说的话。以此为学，断难成功。钱锺书先生说：学问大抵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议论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从评价标准意义上而言，应对学人有所启迪。

　　张文还认为，“在相当多的研究论著中，研究者缺少自己的思想，不是权威人物如何说，就是外国学者怎么看，实质上研究者已经把自己的学术判断置于研究对象之下，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学术伦理之中，因此淡化甚至丧失了正常的学术判断的能力”.实质上，这已不是“不平等的学术伦理”问题，而是一种学术失范行为。没有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所谓“研究论著”,其本身就不是学术论著。

　　创新是学术的灵魂，创新是学者的追求，创新是学品才智与勤奋和合的产物，创新是现实性与“思来者”和合的产物。学术主体性是学品才智与勤奋及其和合。“核心观点中应该包含个人独到的思考”是学术主体性的结果，而不是本身。学术主体性是学术创新之母，学术创新是学术主体性之子。

　　“要代表社会的良知，成为社会和人类的思想库。”要求做学问要以仁慈为心，以苍生为念，恬淡虚无，淡泊名利。不唯上，不跟风，假话全不说，真话说全了。如是始终，则金玉如山，不为动；权倾天下，不为移。居庙堂之高而忧民，处江湖之远而济天下。顺其自然，而始终以民族为重。以民族为重者，其心志必高远，其思虑必深邃，其文章必智慧，其行为必慈善。不以一时之沉浮而动摇心志，不以穷富而挪移灵魂，不以贵贱而消长良知，不以得失而惊扰心神。

　　学者当自悟，自重、自强、自贵。无他。

　　（作者单位：香港东方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11-11 15:50:51

放牛班的课堂

作者：张福贵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10-21 9:14: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32期3版“评论”文章之一。　　
学术研究不仅是学者的一种生存状态，更是知识分子和人类的精神诉求。当学术研究中的非学术因素成为一种主导时，不仅带来研究者的精神变异，更带来学术的社会性危机，最终将使学者和学术都失去社会的公信力。但究其根本，学术不平等是造成当下中国学术尤其是人文学术危机的最大症结。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症候。

　　第一，官本位意识导致学术权利与学术地位的不平等。

　　学术不平等首先是研究者和研究者之间的不平等。研究者和研究者之间本应确立一种学理意识和学术平等的共识。在一个学术群体中，有着不同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关键是如何尽可能地维护和坚持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权利上的平等原则。在具有“官本位”和等级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中，学术身份往往与社会身份乃至政治身份混淆，甚至常常以后者作为前者的评判尺度，从而造成行政权力越界，扩大或者置换为学术权利，最后导致学术权利和价值评价的不平等。

　　其次，学术不平等是体现在资源配置、报奖评优等一系列程序中的不公平。当下，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利的互换和混淆越来越引人注目。目前，高校和科研机构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事实：谁是领导，谁所属的专业或单位往往发展就快。这里除了该群体的自身努力外，有时候也包含政策的倾斜和关系的谙熟，其本质上还是权力的置换和越界。更有甚者，某些高校领导在任时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纷纷划分自己的学术势力范围，垄断和分割学术资源，为自己留后路，不考虑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实际的承担能力。

　　第二，急功近利的需求导致过度量化的评价机制。

　　学术不平等还表现为学科之间的差异。在强调“服务现实，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的发展战略引导下，急功近利越来越成为一种学术导向和社会潮流。没有着眼于未来和人类的基础学科发展的现实策略是没有前途的，都去服务现实，谁去服务未来？都去服务社会，谁去引领社会？都去服务地方，谁去服务全国和世界？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活动最终产生的只是工具性价值，而不会成为人类的思想资源。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和应用技术就成为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但是，受急功近利思潮的影响，当下中国学术界正处于一个极度量化的时代。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高校一直处于“评审”与“被评审”之中，由于量化促进了学术界和高校的学科发展，也由于量化又带来了诸多的问题。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问题一直是大家议论的焦点。目前这些指标不仅是学术地位的标志，也是教育经济的增长点。但是同时也必须看到，随着国家学科理念的成熟，这一评估体系终究要被淡化。在评价体制上，由于学科的性质不同，自然科学有完整而比较成熟的量化程序和科研评价体系，而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套用自然科学的评价体系，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和奖励机制，甚至不得不按项目经费的额度来确定科研成果的价值和研究人员的津贴等级。近年来，人文科学的量化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到了极致。

　　在中国当下社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已经成为一种组织性的公共活动。自然科学的世界性标准早已成为我们认定并且梦寐以求的尺度，而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界性标准一直是令人怀疑的，其实也很难有世界性标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中没有一种世界性、人类性的意识。至少，研究人文学术研究成果不能与人类性意识相悖，要为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积极性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完成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注重外在的社会评价转向内在的学理评价，由注重静态的结构评价转向动态的功能评价，由注重短期的量化指标转向长久的价值指标。

　　第三，学术主体性缺失导致创造性严重不足。

　　学术不平等还表现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受中国古代“述而不作”的注疏传统和当代体制文化中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理论已经成为不可证伪的前提，已经具有了先验性，而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其加以阐释和论证而已。于是，在相当多的研究论著中，研究者缺少自己的思想，不是权威人物如何说，就是外国学者怎么看，实质上研究者已经把自己的学术判断置于研究对象之下，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学术伦理之中，因此淡化甚至丧失了正常的学术判断的能力。

　　其实，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价值标准的核心，是通过主体批判意识而形成的独到的思想。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在知识传播的同时培养人的思想能力，除了专门性的史料整理之外，材料只是我们学术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我们不能要求每一项研究成果的所有思想都是原创性的，但是至少核心观点中应该包含个人独到的思考。这也是学术品格的主体性原则。

　　另外，人文学术研究的前提是研究者对于自己学术品格的坚守，即学术道德的“守贞”。学术腐败不只表现在抄袭和剽窃等浅层次问题上，更表现在学术理性和操守的丧失等深层次问题上。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不确定性，致使一些研究者出于对权威的敬畏或利益的诱惑，缺少学术操守，不断改变自己的观点，像某些股评师一样，充当“诠释者”和“解说员”的角色，甚至成为某些学术理论的“托儿”，使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和研究者本身失去信任。

　　在国家发展战略不断调整和完善的今天，决策层越来越重视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越来越依靠和信任专家学者意见，而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学术和学者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身、根治长期积累的结症。人文社会科学不能成为权威与利益需求的论证表态者，而要代表社会的良知，成为社会和人类的思想库。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福贵 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施爱东

曾昭禹根本没有理会到张福贵的意思，整个文章牛头不对马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