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发展有赖“争鸣”
作者：郭志坤
东方网 2006年4月24日 10:10
“百家争鸣”发端于春秋战国之际，形成蔚为大观的诸子纷争局面则是在战国时期。
如今有众多学者仍然用“百家争鸣”这个词语表征思想的活跃，并力主以倡导“百家争鸣”来发展学术、繁荣学术。所言甚是。据记载，在汉代初期，以著作形式表述自己学术观点的有189家。汉代史学家将它们分门别类，归为10家。不管怎么划分，所载量数确实反映了当时学派纷纭的局面。“百家争鸣”确实是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繁荣和极为活跃的一次盛会。
为何会出现如此景况？已有不少论著作了分析：一方面由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由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另一方面诸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医学等方面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科技成果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水平。笔者在《荀学论稿》（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版）曾作过论述，并特别强调了一个重要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诸子们的思想是为了“取合诸侯”，同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往往由于急于求用，急于求成，而缺乏理论上的阐述，同时诸子们都生活在各自割据的诸侯国内，他们的思想虽然富有个性的思想异采，但是这些学说，往往是偏于一隅之地，囿于一家之见。《庄子》的“天下”篇讲到这种情况：“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何谓“一察”？清朝王念孙解释说：“一察谓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体。”董仲舒对当时的形势作过这样的分析：“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举贤良对策三》）诸子有见此，而无见彼。显然，要在政治上实现大统一，必须在思想上先统一舆论，而思想上的统一，不是以一家排斥另一家和其他诸家所能实现的，而是通过争鸣，以综合百家之学，这个任务便落在荀子身上。
应该说，荀子在“百家争鸣”中不负众望，无愧于历史。当时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诸子们各执一端，各尊一术，欲竞售于世，因而互相斗争，入主出奴，是丹非素。《庄子》的“天下”篇说：“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术将为天下裂。”当时出现了不少雄辩家，如田骈善言谈，被称为“天口骈”，邹衍“尽言天事”，被称为“谈天衍”，……出现了诸子立异的盛况，正如《尸子》“广泽”篇所描写的那样：“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面对“百家”不合而“相非”的情景，荀子没有发出“悲夫”的感叹，而是顺应时代的潮流，积极参加辩论，进行总结，综合了百家之学。
荀子３０岁时，稷下学宫的著名学者大多年迈或去世了，而他在学术上已享有相当高的地位，此后曾三次被推举为“祭酒”，成了“最为老师”。 荀子长期生活在稷下学宫，更是吸收各家学派之所“见”，正如侯外庐先生所指出的，在稷下学宫讲学的“各派学士既济济一堂，''讲集议论''，久而久之，自然会经过互相影响，冲淡其本身之学派性，而受他派的感染，甚至形成调和色彩的折衷派。”（《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所谓的“调和色彩的折衷派”，讲的就是在学术交流中刺取诸说，揉合百家，形成一种综合百家的学派。对于这一点，明末清初的傅山作了评述，他说：“《荀子》三十二篇，不全儒家者言，而习称为儒者，不细读其书也。有儒之一端焉，是其辞之复而嘽者也。但其精挚处则即与儒远，而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非墨而又有近于墨家者言。”（傅山《荀子评注》，引自《晋阳学刊》１９８０年年第１期）这里的“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近于墨家”，兼百家于一身，已完全背叛了原来所传承的儒学而自成一家之言了。这是时代的反映，在荀子之后的思想家常常表现这种特点。对此，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有一段精当的论述。他指出：荀子“是把百家的学说差不多都融会贯通了。先秦诸子几乎没有一家不经过他的批判。……这些固然表示他对于百家都采取了超越的态度，而在他的学说思想里面，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百家的影响。或者是正面的接受与发展，或者是反面的攻击与对立，或者是综合的统一与衍变。”
荀子所采取的“超越的态度”，就表现他能够在“百家争鸣”中把握理性，注意分寸。这是非常光彩夺目的一页，很值得借鉴。
第一，争鸣有重点。对此，荀子作了阐述，荀子认为，由于“诸侯异政”、“百家异说”、“万物异情”等方面的原因使得百家之说产生“有见于此，无见于彼”（《荀子·天论》）或“蔽于此而不知彼”（《解蔽》）的片面性。片面性的认识造成了思想的“杂乱”，荀子从“杂乱”中抓了牛鼻子，确定以儒、墨显学为批判重点。战国初年最有影响的学派有两个：一是以墨翟为首的墨家学派，一是以杨朱为代表的杨朱学派。这两个学派中又算墨家学派最有影响，墨家学派是作为儒家学派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墨子的斗争矛头直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史称“儒墨显学”。儒家和墨家是当时最大的有影响的对立学派。后来孟子又代表儒家同杨墨斗争，他以“距杨墨”为己任，认为当时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孟子感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同上）。荀学源于儒而又超然于儒。荀子认为墨对儒的批评有片面性，儒对墨的批评也有片面性，儒墨显学都是“有见于此，无见于彼”（《天论》）或“蔽于此而不知彼”（《解蔽》）。儒、墨言论盈天下，这不能不使荀子把批评的重点放在儒墨显学上，在《非十二子》中所公布的26条批评材料中，批儒墨的就有１３条，整整占了一半。
第二，争鸣在于“导理”。当时在争鸣中虽不乏批评与阙疑，但其批评与阙疑的仅仅是所谓思想与学术的“旁门”，缺乏的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谈话之术”。争鸣不仅仅要人思考，而是以理使人折服。对此，荀子特别关注，他在《荀子》“非相”篇中说：“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驩（欢）、芬芗(香)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这里所谓的“谈说之术”，指的就是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站得高，有所矜持、自信，且端庄、诚恳地对待听之者，而态度的根本间题是“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要善于运用各种比喻，使说理通俗易晓，不搞粗暴的漫骂。当时杨朱贵我，墨翟贵兼，双方互相攻讦，水火难容。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这种靠漫骂的批判方式是荀子所力戒的，他认为“无君”、“无父和“禽兽”等骂语，实在不能使人“明之”。荀子主张“导之以理”。他认为批判必须“导之以理，养之以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小物引之，则其正外易，其心内倾，则不足以决粗理矣。（《解蔽》）这就是说，用“理”来开导人们，以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使之保持清明的状态，就能使人明辨是非，认识事物的实质。荀子身体力行，在论证过程中，运用大量具体材料，或援引古代传说，或列举历史事实，或虚构寓言故事，或引用经典谚语作为论据。通过比较、推论的论证方法，层层分析，环环入扣，逐步导出结论，使文章道理说得透彻而且无懈可击。荀子的语言虽然没有孟子的机巧善辩，不像庄子的恣肆汪洋，但表现得更为严谨，显示了争鸣的说理性，也说明荀子思想理论体系的完整性。
第三，争鸣的角度多从“治乱之事”出发。司马迁对当时的稷下先生“不任职而论国事”作了评述，认为是“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汉书》的“艺文志”也指出：“诸子十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荀子说：“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儒效》）“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天论》）他对当时不能直接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言论，都斥之为邪说、奸言、辟言、奇辞、妄辩等，并予以批判。在“非十二子”篇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荀子把诸子学说归结为６种类型：一、“不足以合文通治”者；二、“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者；三、“不足以容辨异，悬君臣”者；四、“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者；五、“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者；六、“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者。这里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考察，看其能否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荀子还认为那些背离现实，而玩奇辞，擅作名者，皆非仁义之属，“使民疑惑”，其罪过犹如伪造“符节”、“度量”一样严重，不得饶恕。这也是稷下学宫的学风。强调学术应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当然是不错的，荀子在这点上基本倾向是正确的，但动不动把对方斥之为“邪说”，过分强调学术与政洽的一致性，也不无偏颇之处。
第四，争鸣在“非察是”而不该简单的否定。学术争鸣，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批评。它不是学术颂扬，也不是学术否定，更不能以辱骂和人身攻击为话语的“学术骂街”。在争鸣中虽然有所偏重和选择，但对各家的学术各自皆能兼容并蓄，稷下学宫便是如此，不仅不排斥打击，而兼而礼之，允许自由讲学。《淮南子》有言：“百家殊业，兼务于治。”各家各派一方面相互诘难，彼此交锋，一方面又相互影响，彼此渗透。正如前文所说：相灭又相生，相反又相成。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往往互相补充，而使学术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所以，学术的发展就是靠争鸣。
对此，刘歆有一句精采的评论：“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汉书·艺文志》）为了吸取百家之所长，荀子详尽地对百家之学进行了批判。他专门写了一篇题为《非十二子》的文章，集中批判了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子等诸子。以解诸子之“蔽”，作为他刺取诸说的前提。他认为人犯了片面性，就认识不清大道理。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所以荀子特别提醒人们要“解蔽”，克服片面性的错误。在批判中当断定某事物为“非”之时，要注意审察其是否掩蔽着“是”的一面；在断定其为“是”时，要注意其是否掩蔽着“非”的一面。“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 解蔽》），这可以看作是“二分法”的一种萌芽思想。荀子的批判观点包含有鲜明、深刻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认识客观事理的科学方法。
诸子所创造的各学派既是一面面旗帜，又是一个个靶子。学派在团结、吸引一批学士的同时，必定会引起不同学派互相攻伐。各学派的命运虽然不一样，但是每一个学派都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对于这一点，荀子的看法是非常精当的。所谓“非察是”，就是说那些基本错误，即使被历史淘汰了的学派，也是有其某些合理的因素。荀子在《非十二子》篇里批判了它嚣、魏牟等１２人，在指出他们学说错误的同时，也肯定他们得以存在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