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之注是如何出现的？
张京华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8月22日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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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末民国间众多坊本盛行的情况相映衬，《文史通义》一书缺少良好的注本，确是一个问题。
叶长青，原名俊生，字长卿，福建闽县人。当生于1898或1899年，卒于1944至1946年之间。福建省立第一中学校、厦门大学教育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研究生毕业，历任厦门大学国文系助教、金陵大学国文系教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叶长青先后师从吴曾祺、陈衍、唐文治，问学于刘通、张尔田、陈钟凡，而与陈柱、冯振、钱仲联为同门。在1923年至1940年的十余年间，叶长青著述甚富，先后有《闽方言考》、《版本学》、《文字学名词诠释》、《文心雕龙杂记》、《钟嵘诗品集释》、《文史通义注》、《国魂集》、《汉书艺文志问答》等八种。曾主编《国学专刊》，交往活跃，著述亦富，为民国时期不容忽视的重要学者。吴曾祺称叶长青：“吾乡叶子俊生，年少嗜学，凡有述造，必期有用于世。”陈衍称“余初至厦门大学，可与言诗者惟叶生俊生、龚生达清”；“余举充文字学教员，劬于著作，诗亦绝去俗尘，惟过求生涩”。又称叶长青“专力请业，昕夕不少倦”，“劬朴学，勤述作，骎骎于古”。陈钟凡称：“长卿于弱冠之年，俾佐教职，时历数载，学业日新。”陈柱称叶长青“有力治古文之宏志”。
1929年，姚名达订补的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出版。叶长青与姚名达可能未曾谋面，但二人有北大同学关系，并且都研究章学诚。姚名达1925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1927年复入北京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1927年9月《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6号“学术消息”中有“本所新取录之研究生”，共十名，叶俊生、姚名达在名单之内。（不知为何，学者所述姚名达事迹只述其与清华研究院的关系，而忽略北大国学门一节，自早期传记如叶金《记姚显微教授》、王纶《姚名达先生传》已然如此。）姚名达的履历为“清华研究院肄业”，研究题目为“中国史籍考”。叶俊生的履历为“厦门大学助教”，研究题目为“文字学名词诠释”、“闽音古征”和“闽方言正续考”。在这十人中，只有叶长青的研究题目是三项。（其中二项出版为专著，一项发表为单篇论文。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遗漏了后面二项。）
此前，1925年12月，叶长青曾因阅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而与董作宾讨论闽语，言及叶著《闽方言考》，见《叶长青与董作宾书》、《董作宾复叶长青书》。当时董作宾也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资历为“北京大学旁听生”，研究题目为“历代名人生卒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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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久和在其所著《章学诚的知识论》书中，说到叶长青《文史通义注》云：“《文史通义》的注释——清代人的著作难得有两种注释——一是叶长青的《文史通义注》八卷和《文史通义补注》三卷，一是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叶长青的注几乎全被叶瑛的《校注》所采用，学者已经没有特意参考的价值。”又云：“《文史通义注·补注》的作者叶长青，笔者除了知道他是福建闽侯县人之外，其余一无所知。根据其门人沈讯敬写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的序文推断，大概是民国初年的学者。叶长青还有《校雠通义》三卷。笔者所依据的是1971年台北广文书局出版的排印本。”引川胜义雄又云：“川胜氏在解读时以叶长青的《文史通义注》为依据，但是现在可以利用到更为详细而精确的叶瑛《文史通义校注》。”（日本山口久和著《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王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日本创文社1998年原版。）
按其说虽然简略，却有不少讹误。“《文史通义补注》三卷”、“《文史通义注·补注》”当作《文史通义注补正》，乃是在该书排版之后所补，自卷一至卷八逐条附排在该书之末，目录及书口并无三卷之数。（日本各馆藏著录有作“补正八卷”者亦误。）《文史通义注》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一”，仿宋体字样见于原本封面，广文书局影印本删去，但叶瑛校注《出版说明》亦言之，可知作者任教于此，而山口久和却云“其余一无所知”。“沈讯敬序文”有误，当作“沈讱《后序》”，“敬”为恭敬语，《文史通义注》书中有“门人沈讱补”20条。“还有《校雠通义》三卷”亦误，《校雠通义》即在《文史通义》之内，民国刊本大多如此。“广文书局排印本”亦不准确，当云影印本或“据排印本影印本”。就以上而言，似乎山口久和并没有见到过叶长青的影印本的《文史通义注》。（除广文书局影印本外，台湾还有国史研究室编印《文史通义汇印本》一种，内含《文史通义注》，此外别无他本。）
山口久和书中也评论到叶瑛，说道：“根据叶瑛《校注》的‘题记’，他供职于天津南开学校（现南开大学）之际，想给学生讲《文史通义》却苦无注本，于是产生了自己来校注《文史通义》的念头，即便在抗战方酣之中也坚持孜孜不倦地进行写作。”又说：“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无疑好比是《春秋》之有《左传》、《汉书》之有颜师古注。”这一评价比国内专研章学的仓修良先生高许多。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序》说：“为《文史通义》最早作注的自然要首推1935年出版的叶长清（当作叶长青，《文史通义校注·出版说明》已误作叶长清）的《文史通义注》。……其次则为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此书完成于1948年，到了1983年中华书局才首次出版。这是一部比较好的注本，因为不仅注释详密，而且校出了不少文字上的错误。”与山口久和对叶瑛的极高评价成反比，笔者有理由相信他对于《文史通义校注》作者叶瑛的了解不会太多，比对叶长青的“其余一无所知”好不了多少。
叶瑛1924年至1942年之间履历不详，1924年至1947年之间著作不详。《文史通义校注》1948年完稿之前不显，1985年出版之前亦不显。学者或谓叶瑛《文史通义校注》“系名家之史，名家之注”，未知何时始为名家。（彭忠德《〈文史通义〉叶注正误一则》）
据《文史通义校注》叶瑛《题记》：1929年秋，“爰疏记其崖略若干篇”；抗战事起，“课暇辄取《通义》疏注之”；1942年秋，“任授是课，因复稍稍董理就业”；1948年秋，“校注既竟”。按叶瑛《文史通义校注》著述前后近20年，成稿至出版又37年，事颇蹊跷。
山口久和称叶瑛“供职于天津南开学校（现南开大学）”一语的夹注有误。南开学校与南开大学同为张伯苓、严修创办，南开学校为私立中学，创办时间早于南开大学，而南开大学自始便称大学，与清华由“学校”升为“大学”不同。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及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各不相蒙，而叶瑛当时是南开中学的国文教师。
1924年9月，叶瑛有《谢灵运文学》附《谢灵运年谱》一文，刊《学衡》第33期，目录及正文均注明“自武昌来稿”。迄1950年病逝，叶瑛发表的学术论著只有此文。
据图书馆特藏部邬纪明《武大老教师著述及相关数据篇名索引》，叶瑛还有《戴南山临刑脱走之传说》一文，刊《武汉日报》1947年3月17日，当属短文杂文之类。
叶瑛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此文可能是他的毕业论文。《文史通义校注》曾称“黄师季刚”，叶瑛可能师从黄侃，并于1924年毕业。据近年霍西胜《叶瑛先生杂考》一文推测：“黄侃先生任教于高师在1919至1927年间，则叶先生当也在此间就读高师。”“1924年，于《学衡》发表文章《谢灵运文学（附谢灵运年谱）》。或许，此年当毕业？”（人人网·霍西胜的日志）
叶瑛曾任教吴淞中国公学。1929年秋执教南开学校，则在吴淞中国公学的时间可能为1924年至1929年。
在南开中学，叶瑛的名字是叶石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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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南开学生模糊追忆中的影像，叶瑛当时支持学潮，思想激进。
刘清《回忆南开生活片断》说道：“我国腐败反动政府的无能，迫使我们青年不得不正视现实，寻求救国的途径。在南开中学有位国文老师叶石甫先生对我们的教育帮助较大。……叶先生的教学开拓了我们对祖国的忠诚，进一步激发了我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推动我在以后年代里走向进步革命的道路。”（《天津市南开中学建校九十五周年纪念专刊》）
王刚《记“一二九”运动赴南京请愿的经过》说道：“南开中学当局对我们去南京请愿的爱国行动，采取釜底抽薪和分化瓦解的手段，以同情和关心的面目实行阻挠。……19日清晨，我们到达杨柳青镇时，学校派来了张信鸿、孟志孙、郑新亭、叶石甫、韩叔信等五名平日受同学们尊敬的老教师说服我们。他们表示钦佩同学们的爱国行动。”（《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
叶瑛里籍，《出版说明》谓为安徽桐城西乡陶冲驿人。另据叶瑛之侄叶东启所述，叶瑛为大塘叶家湾人，“叶家湾属于桐西革命根据地”。
叶瑛长子叶树敏学生时期为地下党，1942年牺牲为烈士。叶瑛二子叶树谷于解放前参军。这一背景与南开中学学生的回忆可以连类而观。
叶东启《叶树敏烈士的烈士证希望能尽快给与更换》说道：“叶树敏烈士是大塘叶家湾人，学生时期就[参加]我党地下革命活动，1942年被国民党逮捕杀害牺牲。他是我小叔的长子，我小叔叫叶瑛，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1949年因病去世。小叔和朱光潜是桐城中学的同窗好友，并在武汉大学共事过。小叔二子叶树谷，亦于解放前夕受我们的八姐（原名叶艺芷，参加革命时改名孙建中，是钟大湖妻子。）教育带领参军。我名叫叶东启。”（中国桐城论坛网）
叶瑛自述著书缘起亦有不实。《题记》末云：在天津南开学校“为诸生授《文史通义》，苦无注本，阅读弗便”，在重庆南开中学“课暇辄取《通义》疏注之”。按此语模糊。南开中学不可能开设《文史通义》课程，只能是在《国文》课程中涉及到《文史通义》的一二篇目。（南开中学初中及高中均有专门的《国文教本》。）而《文史通义》全书虽无注解，常见的篇目则多有单篇注解，特别是章锡琛选注的《文史通义》，专为中学生编写，为《学生国学丛书》和《新中学文库》之一，1926年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含30篇，足敷阅览。中学教师讲授少量《文史通义》篇目可能，但与著作成一家言之志基本无关。
在学生的追忆中，没有听到叶瑛讲授《文史通义》，他只讲《诗经》、《楚辞》、《史记》和其它诗文选。
赵清华《忆良铮》说道：“南开中学高中班的国文课有选科四种：国文一，诸子百家（叶石甫主讲）；国文二，古代文学（孟志荪主讲）；国义三，现代文学（赖天缦主讲）；国文四，应用文（关键南主讲）。”（《穆旦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刘清《回忆南开生活片断》说道：“他在高中一年级开始教我们的课，不是教一般的国文课本，而是选读我国历代的文学代表作品，从最早的《古诗源》，到以后的《诗经》、《楚辞》、《史记》、《昭明文选》、《古文观止》之类。叶先生讲课生动深刻，特别是《楚辞》这本书，全部讲授学习，讲屈原的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纯真质朴的思想感情，是感人至深的。”（《天津市南开中学建校九十五周年纪念专刊》）
邹承鲁《我成长的重要阶段——重庆南开中学时期》说道：“在中学时期，中、英文老师如国文周孝若、叶石甫和英文童仰之等老师都要求背诵一些名篇。”（《重庆南开中学七十周年》）
黄宗江《我的奶师们——我中学的语文课与教师》说道：“南开高二时，国文分两组，一组习经为主，一组习诗文为主。我选的后者，老师是叶石甫，人称叶老二，大有学问。我至今还能背几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帝高阳之苗裔兮……’”（黄宗江《读人笔记》）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注《庄子》出处最好，应当也与中学国文教学有关。但在中学任教的近20年期间，没有检索到叶瑛的任何学术论著。
叶瑛和朱光潜是桐城中学的“同窗好友”。朱光潜1939年至1946年任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其间1941年至1944年兼任教务长。
据程千帆先生追述，叶瑛由中学教师直接聘任武汉大学是朱光潜推荐的。程千帆2000年4月26日《致徐雁平》云：“先师黄季刚先生离北京大学后，曾在武昌高等学校任教，叶瑛先生从黄君问学当在其时。抗战将胜利时，朱光潜先生任武汉大学教务长，叶先生以朱之介到武大中文系任教。胜利后随校迁回武昌，不数年不幸逝世。其人性格温和，学术亦有基础，所著《文史通义注》当在武大撰成，但生前未能出版耳。”（程千帆《闲堂书简》）程千帆《闲堂自述》又称叶瑛为“亡友叶瑛教授”，但追忆其事迹皆不详尽。
另据叶圣陶日记，朱光潜曾推荐叶瑛的著作《诗经选注》给开明书店叶圣陶。朱光潜与叶圣陶同为开明书店的创办人。
1943年4月23日：“作书复孟实，答复渠介绍友人叶石甫书稿事。”
1943年6月4日：“写信复孟实、叶石甫。”
1943年12月4日：“叶石甫《诗经选注》校阅完毕，作广告辞。”
孟实即朱光潜。叶瑛《诗经选注》已校阅并已拟出广告辞，但最终未见出版，原因不详。
据《武大老教师著述及相关数据篇名索引》作者下注：“叶瑛：别号石甫，安徽桐城人。曾任国立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1942年到校。”鉴于叶瑛缺乏著述，生前应当仍为副教授。
程千帆《致徐雁平·又及》云：“叶先生逝世后葬于武大公墓。我曾送葬。”但到1952年，有叶瑛遗嘱捐赠中文图书900余册给天津市人民图书馆的记载，表明他一直留有居室在天津。
据以上推测，《文史通义校注》书稿也应当是由朱光潜推荐给叶圣陶，再由叶圣陶交给中华书局由周振甫编审。
范军先生《技能：编辑职业道德的一个基本要素》说道：“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叶圣陶先生介绍给中华书局一部武汉大学已故教授叶瑛的遗著——《文史通义校注》。周先生审阅了部分书稿后，认为作者的校注有功力，书稿具有出版价值。但原稿中也有一些明显不足。周先生除了认真仔细审读书稿，还对书稿进行了精心加工整理。如，对本应分段而未加分段的重新分段，对《题记》中对人只称字未提名的地方加注补名，对注文中不易理解的作了简注、浅释，对原注中不符合原意的地方重新注释。……此外，对原稿中只注了半句的，需要修改的，应注而未注的，周先生都分别作了补充、改动，或加了新注。这部书稿，经周先生修改、删简、重注的地方至少有一二百处。而书稿的审读报告，更是长达四五千字。”（从另一个角度，白寿彝批评中华书局说：作为遗著，编辑对《校注》有修补的地方“这是不必要的”、“似也没有跟原来注文区分开”，见《〈文史通义校注〉书后》。）
《文哲散记——周振甫自选集》自序云：“要做好编辑工作，就要认识自己的知识不足，要找有关的参考书来看。这里还有著者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做编辑工作的要替读者着想，要做些补充工作。比方有一部《文史通义校注》，其中有一篇《浙东学术》……对这三个疑问，《校注》里都没有讲。围绕著书稿来做编辑工作，不能不对这三个疑问考虑一下。”所言与《文史通义校注·出版说明》吻合。
就周振甫所描述，《文史通义校注》应当算是遗稿，而非定稿。叶圣陶拿到书稿，可能是由叶瑛的子女请托朱光潜所致。
恰巧的是，周振甫1931年至1932年就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师从钱基博学习《文史通义》。（参见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引徐名翚编《周振甫学术文化随笔·周振甫年谱》。）
俞晓群先生《周振甫：一位编辑型的学者》说道：“读周先生的文章，他经常谈到，对于学问的认知，它是从早年研读章学诚《文史通义》起步的。”1932年周振甫二年级肄业，至开明书店，周振甫与叶圣陶认识当在此时，而叶长青则在1931年5月离开无锡国专，出任福建松溪县长，故周振甫有可能没有见过叶长青。
周振甫本人研治《文史通义》出自无锡国专之门，但他后来精心审定叶瑛书稿，竟遗漏了与叶长青注核校，无论如何都是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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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出版说明》云：“叶瑛先生作《文史通义校注》，始于1929年，完成于1948年。……他的校注告成时，看到了叶注，把叶注的胜义采入校注，并加注明。校注比叶注更为详密。”
叶瑛《例言》云：“注文采自时贤者，必一一注明，不敢攘美。近有叶君长青注，于章氏之说，间有辨正，而疏略之处，时亦难免。缮稿垂成，乃始见及，兹摘其胜义，随注标明，援引从同，则不复识别。”（第七条）
约言其意，大概有三：其一，叶瑛当时已独立完稿。其二，凡采用叶长青处，均有标明。其三，征引文献，二人不约而同之处，则不必说明。
今检叶瑛《校注》，与叶长青“援引从同”之处，数量极大。山口久和称“叶长青的注几乎全被叶瑛的《校注》所采用”，虽然未必准确，但亦至少说明二书征引相同之处甚多。又书中确有采用叶长青之说并加以标明的，然全书仅见12次；书末《引用书目》列出“所据参校诸本”、“近人著述”等300余种著述中，并无叶长青《文史通义注》一书，似乎叶注之于《校注》无关轻重。
问题是既然“援引从同”，则是否《校注》出于独得，抑或出于抄袭，便无从辨别。尤其是叶瑛《校注》征引之文，往往比叶长青多注出篇卷，或引文增多，又往往改正叶注之误排，似乎《校注》确较叶注优长。
但叶长青的注文既有不少误排，甚至有注错之处，叶瑛的校注也都相同，并且仍未标明与叶长青有关，则由这些错讹的文字便可暴露出叶瑛的抄袭问题，从而证明叶瑛所说的话不实。由此加以推断，叶瑛与叶注的大量“从同”之处可能很多都源于抄袭。
《文史通义》二叶注中，有叶长青注有讹误，而叶瑛《校注》直抄延误之例，兹举一则：
《文史通义·答问篇》：“则收点金之功。”叶长青注：“《列仙传》：‘许遊，南昌人，晋初为旌阳令，点石化金，以足逋赋。’”叶瑛《校注》与叶长青注全同。按“许遊”误，当作“许逊”。此条出清《御定佩文韵府》卷一百一“点石”条，文字全同。清《才调集补注》卷三《章江作》诗注云：“《一统志》：许逊，南昌人，晋初为旌阳令，点石化金，以足逋赋。”文句全同，而出处则为《一统志》。许逊，宋《太平广记》、宋《云笈七签》有条目，记载较详，与叶长青注所引文句不同。明张文介《广列仙传》亦有条目，文极详，文句又不同。清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及明天顺《大明一统志》之《南昌府·仙释》有传，均不载点石化金。《才调集补注》云“《一统志》”，不知何本？清《古事苑定本》卷八“神仙”类云：“许逊，字敬之，南昌人，晋初为旌阳令，点石化金，足逋赋。”文句稍异。比对可知叶长青注所据为《佩文韵府》，然《佩文韵府》谓见《列仙传》，亦有误。《列仙传》汉刘向撰，许逊则为三国吴及西晋间人。当作《广列仙传》为是，作者为明人张文介。《佩文韵府》似撮述《广列仙传》许逊事迹，而误记《广列仙传》为《列仙传》。叶瑛沿叶注之误“许逊”为“许遊”，又不察《列仙传》之误，直抄而延其误。
此外，尚有叶注不误而叶瑛抄误之例、直抄叶注节引而不觉非全文之例、抄引叶长青按语而文字全同之例、连引古书而与叶注全同之例、补抄叶注附于文前之例、补抄叶注附于文末之例、叶长青失注而叶瑛亦失注之例、袭用叶注体例之例，当另文详论。
甚至叶瑛自述其辛劳、申明其体例，亦有抄袭叶注《后序》之嫌。
沈讱《后序》云：“盖有翻一语而究全书，检一事而遍群籍者矣。”叶瑛《题记》则曰：“其间检一语征一事而究全书遍群籍者，往往而有。”（山口久和曾引此句而称道之。）盖仅易“翻”为“检”、易“检”为“征”而颠倒其语序。
沈讱《后序》云：“盖出处必究其最先，援引必著其篇卷，此注家之任也。”叶瑛《例言》则曰：“而出处必据其最先，援引必著其篇卷，固无论已。”（第三条）盖惟改“究”为“据”一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