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学问”
学部委员 叶秀山
中文“学问”一词，似乎难以找到相应的外文词汇，至少英语中不容易找到，英文的knowledge和wisdom只有“学问”一个方面的意思;或许把这两个英文词合起来说“学问”，勉强解释得过去。何谓“学问”，亦即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不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学问”就是要把握事物的来龙去脉，知道事物的前因后果，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希腊“episteme”的意思有点接近，这个词也译成“知识”，亚理士多德说，“知识”也就是知道事物的原因。
要掌握事物的因果联系，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当然要大量搜集事物的资料，这个搜集、采集的工作，大概是“学问”中“学”的第一层意思，“学”就是学习，就是积累知识，这一层功夫是做学问不可或缺的。就积累资料言，“问”也是一种搜集的方式，尤其是在早先获取资料的工具和手段比较少的条件下，不耻下问是增进知识积累的主要方式，当然如今也有发问答调查表来搜集材料的。
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今获得资料的手段也大大增多了，除文字媒介外，尚有音像制品提供生动直观的资料，更有计算机网络囊括了各种资讯媒介，加之卫星传播，“耳目”之功能似乎可以无限延伸。信息量大了对于“学问”当然是很有好处的，古人不容易看到的资料，今人竟成为案头之物，我们是何等的幸福。譬如书籍，过去的珍本善本，如不作收藏用，则网上可以看到，图书馆也能借到，馆际间甚至可以跨国相通。我当学生时要看梅兰芳演出，常常起早贪黑去排队买票，如今梅兰芳虽然已故多年，要“回放”他的一些演出，也有光碟可资参考。文革中发现一本被剪贴废弃的黑格尔所著、王造时翻译的《历史哲学》中译本，因图书馆停止借书，我恳请管理员“徇私”拿出一本完整的《历史哲学》仔细对照补齐。现在这本书成了纪念品，舍不得读，好在书店随时可以买到新印的。
然而面对庞大无比的信息量，做学问的一方面是喜，另一方面是忧，喜的是我们做学问的手段和工具大大地丰富、有效、方便，忧的是识别信息的难度因其量大而增加了。因而做学问也要有忧患意识。信息量太大，难免鱼龙混杂，于是有有用的，也有无用的，甚至有害的、虚假的，于是有“信息大爆炸”之说。对于信息，也有个筛选的过程，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问家”不仅要有“耳目”，而且要有思想，“问”正是思想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学问”正是“学”与“思”的统一。“思”就是“问”，就是思考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信息量增大，并不一定有严格意义上的“学问”，穷经皓首不一定保证出学问大家，或许会出一些“冬烘先生”。尽管“冬烘先生”也自有价值，对于他们也要有相当的尊重，但毕竟不是学问、学术意义上的“大家”。这个道理就在于，我们不可能穷尽一切的信息，这个sense data(感觉材料)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不可能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切事物的一切信息，甚至连一件事情或事件的信息我们也不能宣称已经全部掌握了，即使再先进的工具和手段也不可能获得经验材料之大全，而我们也不能等到获得那个sense data的大全后再来做学问，再来做科学研究，那样，世间将不可能有任何学问和科学，世上事物的原因和规律将永不可知，这样的结论就是“不可知论者”，康德也是不赞成的。
于是，“学问”和“科学知识”原则上可以无需等待信息资料齐全再来开展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思想性的，而不是感觉性的。这个“思”的工作，就经验科学研究来说，则是一个“判”和“断”的工作，在巨大信息量面前，有一个“判”和“断”的问题。谁来作判断?当然是人，是做科学研究的人，是科学家，是学者。于是，学问的关键，不仅在于信息量，而且还在于对这些信息作出的判断;不仅在于事，而且在于人，甚至关键在于人。
我们现在关于人体、天气等信息量的掌握大概大大超过前人，因而对于疾病、天灾的判断理应比前人更加准确，这是一般的道理，但具体来说也未必，因为还要看医生、气象学家等的判断水平，要看科学家在大量信息面前会不会迷失方向。量大有量大的困难，信息量越大，对于科学家素质的要求也就越高，犹如指挥军队，大将能指挥千军万马，“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科学家和学者要像大将那样，不怕材料多，能将材料“统率”起来，对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作出判断，找出规律。规律性的知识才是科学，才是学问。科学和学问要求判断的准确性。
做哲学研究的学者，按照一般的说法，面对的是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研究的范围似乎无所不包，因而我们也最为深切地体会到“信息材料”与“思考问题”的矛盾。很明显，我们决不能等待信息资料齐全后研究哲学，那样也就不可能有哲学。世上之所以有哲学这门学问，在于人们无需掌握全部的材料，就有能力提出、思考、判断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就有能力思考、判断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和全体的问题，用古典哲学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有能力将经验材料和经验概念提高到“理念”层次上，做一次飞跃，也就是现在常说的“超越”。这种飞跃和超越的工作，既和信息多少有关，也和哲学家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有关。
远古时代不少原始民族固然有许多哲学思想的“火花”，但形成哲学“熊熊烈火”的似乎只有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柴薪”不够，“火星”太小，都不易形成哲学的大气候、大体系，所以海德格尔说，哲学问题的提出，乃是一件大事，要有相当的信息量，更要有强有力的思想者。对研究哲学的学者来说，信息量和思想力这两者都很重要，但思想力却具有优先的地位。因为我们并不能说，由于古代信息量大大不如现代，就可以推断古代哲学一定比现代“低”，犹如我们不能说现在的人就一定比古代人思想能力“高”一样，就学问的水平来说、就思想能力来说，古代许多大哲学家，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甚至还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这也是我们研究哲学不能不研究哲学史的一条理由：不仅学历史的史实，而且要学古人如何提问题，想问题，分析问题并作出判断，要提高自己的思想力，也得向他人，尤其是那些具有很强的思想力的人学习。这样，学哲学史就不仅仅是搜集过去历史上那些哲学家的事实材料，尽管这些材料也是很重要的。学哲学史更要注重的是对于前人提出的那些哲学问题及其理解方式作重新的思考，学习哲学到底如何提出和思考问题的。所以学哲学史，不仅仅是历史性的，更是思想性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哲学和哲学史统一起来，可以说学哲学离不开学哲学史，反过来也一样，学哲学史也离不开学哲学，二者本是一回事，盖因本来哲学就在历史中，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强调的创造性的学习态度。学哲学史也就是学前人如何创造性地思考哲学问题。这样的“学”有利于增强我们自身的思想力度，而不会象法国德罗兹担心的那样，起到压制或衰减这种能力的作用。
应该承认，如不注重培养自身的思考能力，既使熟读哲学史料，也不一定成为大哲学家，甚至不一定成为大哲学史家，因为历史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同样需要史家的判断。史家要在时间的绵延中厘析出诸事件之间的内在关系，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科学知识。做科学研究，如同做任何事情，人是第一位的，科学家、学者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应占有优先的位置。能力当然也是学来的，所以学问乃是学会思考问题，学会分析、判断问题。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
本网发布时间：2008-6-5 15:2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