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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何以不能自由

李青果

(《读书》1997年第9期)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法国先锋学者布迪厄和美国前卫艺术家哈克在巴黎的一间小屋以“自由交流”为题，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谈话是以当代自由知识分子在坚持人性真实平等的基础上，如何在精神领域和物质世界建立价值批判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实现知识分子的表达自由为背景展开的。谈话的结果并不令人乐观，因为随着谈话的层层深入，结果慢慢显露了，它不是交流可以自由，而是交流不可能自由。这种悲观的结论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遭受的普遍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与知识分子在传统境遇中所遭受的物质贫困和人身受逐的痛苦不同，是由当今知识分子“生活在别处”的现实处境决定的，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却失去了言说的权力和行动的自由。

知识分子何以缄口不言？交流何以不能自由实现？

两位敏感的知识分子一眼看出，这是由于知识分子在当下历史中的尴尬地位决定的，也是由于知识分子桀骜不驯的性格决定的。历史的车轮碾进现代社会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政治与经济的合谋取代了政治与文化的传统关系，知识分子一下子从中心地带退居边缘，他们参与社会历史改造的权力被削弱了。然而事情并不仅止于此，因为这种情况导致了一场全面冲突，千百年来被确认为“牧师”身份的知识分子在被抛弃和愚弄后，为恢复自由身份和话语表达权力，不得不发起一次次冲锋。他们的武器仍然是传统的——言论，手段也是传统的——自由交流。

然而布迪厄和哈克看到，这是一场很难取胜的战斗，因为自由交流的条件丧失了。他们看到，全面地——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界，不论是传媒还是知识分子自身，都在有意无意破坏这个条件。

出现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相对贫困化”。无论是学者还是艺术家，由于经济力量的薄弱，他们那些具有独立意识的批判性精神成果的社会化之路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了。他们不得不转而寻求资助，而只有政府和企业界具有这种能力，这正是他们身陷桎梏的开端。因为政府和企业界很少会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的态度和做法要么是压制，要么是利用。

身为前卫艺术家的哈克对此深有体会。他发现，他的那些融入了社会学性质的艺术其实受到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治，而这正是艺术界的普遍境遇。这种特殊的统治形式可以说是如影随形的——手头拮据的艺术家要使作品出版或参展，必须取得政府资助，这使政府天然地具有了审查权，哈克称之为“外艺术”的阻挠。政府与知识分子的某种对抗是有史皆然的，一般来说，政府都具备一定的保守性，由于知识分子掌握着人类历史中某些罕见的秘密和成果，他们由此而发的激进态度和行为必然会导致利用国家给予的自由来对付国家，从而造成二者的深刻矛盾。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矛盾，获得国家资助的就并不是那些最富有主见、最称职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平庸之辈往往由此获利。那些将在社会生活中激起轩然大波的艺术思想——无论是前卫的，还是现实的，都很容易被政府称之为有害的、颓废的、黄色下流的，进而会打着国家人民的旗号进行全面声讨，并断然拒绝提供任何资助。在美国，一九八九年国会甚至通过了一项禁止国家艺术基金会支持那些被称之为“颓废艺术”的法案，法案宣称：国家艺术基金会主席(政府官员)有责任使资助“符合美国公众所赞同的、合乎礼仪及尊重多种价值的基本原则”。这种打着“健康民族意识”幌子的声明与一九三七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做的如出一辙。历史的车轮倒转了，当年纳粹正是用这种口号对德国博物馆中的“蜕化艺术”进行了清洗。这样，政治标准被强加到专家评审会上，政客获得了绝对否决权。不仅如此，它还迫使凡是申请政府津贴的机构和艺术家不得不在创作之初就进行自我审查。它使知识分子再一次意识到，自由表达权虽然见诸《人权法案》，但是公众若不奋起捍卫它，它便是一纸空文。而在这种情形之下，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仅剥夺了艺术家的表达自由，而且也剥夺了民众的聆听自由，不仅伤害了艺术家，也侵犯了人民的权利。哈克举出的例子是有说服力的，在一九八九年国会控告艺术家对他的人民诲淫诲盗的诉讼中，陪审团(代表美国人民)宣布艺术家无罪，从而把布什政府推到了十分难堪的境地。

如果说，来自政府的控制和刁难堵住了知识分子的喉咙，使他们陷于失声和沉默，那么企业界则使知识分子产生了被利用的感觉。在当代社会，企业进行文艺资助已成为十分时髦的行为，但这种支持却不是艺术原因导致的。企业与艺术的联姻，不过是“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对企业界来说，文艺资助不仅是十分有效的交际手段，而且是诱惑舆论的手段。艺术大赞助商万宝路公司的赞助宗旨说得十分明白：艺术是为了生意，企业通过艺术才能发展。赞助要达到三个目标：声誉、姿态、交际，要将被赞助对象的积极因素转移到赞助者身上来(形象转移)。赞助行为必须达到提供与大主顾、商业伙伴、制造和扩散舆论者愉快交往的机会——艺术就是广告。显然，这种关系是不洁的，这种求爱是自私的，因为艺术形象被置换为企业自身的形象，真善美转换成了赢利的发挥物，这些发挥物紧紧依附于高贵艺术之上，巨大的文化资本又转化为巨大的企业利润。在这种情况之下，艺术家在物质和精神上越来越依附于经济力量和市场制约，作为“创造者”的知识分子的自主权也被新的经济规则所覆盖。他们陷入缺乏自我意识的纷乱之中，他们不得不接受赞助商的研究目的、问题和方法，他们不得不在主题、风格方面与赞助商进行斗争。由于赞助商的盛气凌人和目标明确，这种斗争又往往以失败告终，又何谈自由的表达和交流？而最令艺术家痛苦的是，赞助商的行为往往就是他们批判的对象，这形成一个怪圈：批判者用被批判者的钱批判被批判者，被批判者花钱领教批判者的批判。哈克在赞助商资助的艺术展览会上，多次用作品呼吁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和平，抨击种族歧视、战争、侵犯人权。但正是赞助商的不义行为对造成这些人间惨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德国艺术展览的资助者戴姆勒-奔驰公司不仅在二战时就是希特勒的帮凶，而且直到现在还不断向南非和伊拉克出售直升机、军车、导弹。法国造型艺术赞助商伦勃朗公司不仅在南非对罢工黑人动用武力，造成工人的失业和伤亡，而且还是南非部队和警察的最大供货商。这种状况使知识分子陷入了深深的怀疑和绝望之中，他们不仅要面对商业价值对艺术价值的盘剥，而且要面对自身行为与自身价值观的对峙。他们的思想表达和交流变成了对他们人格的质问和考验，同时成为射向自身善良灵魂的利箭。他们的身份再次模糊了，他们分不清自己是斗士还是帮凶，是自由的代言人还是自由的扼杀者。

两位交谈者陷入了深深的沉默，政客和商人很难成为知识分子的同路人，与他们的合作必然导致分歧。于是布迪厄提出一条新思路，即与传统盟军——新闻界携起手来。他看到，在法国从左拉到萨特，新闻界一直就是知识分子思想表达的通道，是知识分子革命和战斗的前沿。如果在任何一次讨论中，新闻界起不到扩音器和讲坛的作用，那么事情就不会顺利。

但是时移势异，新闻界的情况已今非昔比，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这种变化不仅是新闻界也如同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来自政府和企业的控制。为了生存，他们还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要争取观众和读者，新闻媒体不得不在版面和屏幕上填充与日常见闻有所不同的、能引起好奇心的、富有刺激性的不寻常的轶事。这样，为了大众的浅俗口味，知识分子的精英要求被拒绝了。而不能挽回的是，在当代个性化社会形态下，新闻界也增强了自我的独立意识，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别人的阵地”，替“别人说话”，说“别人的话”，他们要改变拿着话筒虔诚地照录知识分子话语的微不足道的形象——他们要站出来自己说话，他们要做“哲学家型的记者”。

这样，哲学家和学者真实地阐释世界，特别是阐释社会的辛勤努力受到了记者们的严峻挑战。不再满足于传播信息的记者要生产信息。他们用一再重复和溢美之词以时尚模式对待精神生活，他们有“炒热事件”的能力，有能力将讨论和思考的问题，以及对这些强制性问题的强制性思考一天天强加给公众。是记者而不是知识分子成了精神活动与公众之间的屏障或过滤器。知识分子再次匿形于语言迷雾中的结果，导致了社会上弥布着弱智思想家的时髦言词，平庸艺术家的低级造型和浅俗而畅销的文字唱片，世界陷落于深度的假象之中，而假象造成的现实感使人们越来越失去历史感和社会冲突感。时髦言词的烟花和不实之词的喧嚣消弭了当代社会生存的真实困境。

知识分子已经到了一个十分严峻的历史关头，无论他是挺身而出，还是归隐江湖，都注定了一个痛苦不幸的命运。令两位交谈者痛心疾首的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自主权受到的威胁，不论这威胁来自出版界还是新闻界，来自学院派还是评审团，来自文化部长还是委员会，来自国家订货还是私人赞助。知识分子充当社会良心的责任感使他们在当代社会成了一个巨大的靶子和“他者”的玩物，而自身的缺陷使他们无法马上摆脱这种境遇。两位交谈者指出，知识分子往往关注于自己的思想内涵，而忽视如何产生社会效果；喜欢孤军奋战而忘记了团结；他们常常沉醉于学说，沾沾自喜，而忘了真正的人格觉醒；他们讨厌官僚作风，讨厌开会，从而无法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自卫机构。而更为致命的是，知识分子队伍中存在着为数不少的虚假的革命家，他们靠制造耸人听闻的决裂——特别是政治、学术决裂——起家，最后却成了因循守旧的学院派、保守派，他们从两个方面对真正的革新者进行刁难：当他们处于极端激进阶段时，他们从左面进攻，指责革新者过于温和、畏首畏尾，甚至抱残守阙；当他们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处于保守阶段时，他们从右面进攻，指责革新者冥顽不化，无可救药，而且将他们的朝三暮四说成是思想自由的明证。两位交谈者最后提醒知识分子，阻碍交流自由的敌人并不仅外在于我们，他们往往就是我们自身。

仔细倾听两位哲人的交谈，渐渐觉得小屋里的声音扩大弥散，最后充满了整个空间。他们的谈话令人深思：在整个社会历史发生巨大转型的时期，知识分子的使命、责任和命运应该有所交待，必须在社会的一个大的层面确立交谈和聆听的群体，并再造自由交流的条件。在一个分裂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身份确实难以确认——在批判现实时，是现实主义者；在回避异化时，是现代主义者；在拒绝认同俗众时，是浪漫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复杂的情况使他们作为个体被分裂了，这个分裂的事实促使他们产生多方面的思考，同时表征了他们的存在。

“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说。

他们正是这样一类人。
　
(《自由交流》，皮埃尔·布迪厄、汉斯·哈克著，桂裕芳译，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六月版，7.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