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汉字应尊重事实
郭永秉
东方早报 2009-11-29 3:11:46
张大春先生《中国书·写：作为文化本质的汉字——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讲演》（《上海书评》11月15日）是一篇有关汉字的文章。读后有几点意思，愿借贵报一角表达出来。
从张先生文中“‘书’这个原先出自书法之一体（草书）的文字却似乎不胜负荷，因为在简略的笔画里，中国字所饱含的文化知识消失了……‘简体字’ 使原本隐藏在绝大部分文字内部的故事——尤其是文化人类学上弥足珍贵的生活轨迹──遁形失踪。”“我来自一个只有两千三百万人居住的小岛，应该说，相当幸运地，在过去六十年间，台湾这个小岛上的正统教育架构之中，一直在使用这种写起来笔画繁多、认起来意义复杂、思索起来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字。它被称为‘繁体字’”等语中，可以很明确地了解作者的命意：“以書（书）”字为例，申述繁体字优而简体字劣的观点。毋庸讳言，简体字有其不合理的地方，但张先生所重复的繁体字的优点，则又是那种从情感出发的老调，可以说是重入大众庸识的窠臼。比如张先生的例证之一是，“我们无法经由‘书’来看到那只擎着一支笔的手，无法得知这个字的读音是源于‘者’”。但张先生大概忘记了从繁体的“書”字本身，一个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字学教育的普通人不但绝无可能“思索”出其读音与“者”的关系，也恐怕极难“思索”出“那只擎着一支笔的手”；换句话说，从学理上讲，“書”与“书”充其量不过是半斤对八两的关系，它们都只是没有表音表意作用的“记号”而已。张先生所谓的“中国字所饱含的文化知识”又何以从这个“書”字中传递呢？
张先生花了大量的篇幅对“書”字所从的声旁“者”进行联想和阐发，从“者”字像“玉米”说到像“甘蔗”，从“在众多相同或相似之物上取其区别” 生发出“已然经由分别检选的手续，挑取出来、可以为用的东西”，无非是要从“書”字所从的“者”中阐发出他所谓的“文化知识”、“文化人类学上弥足珍贵的生活轨迹”。但众所周知，“書”字以“者”为声旁，原因极为简单，就是二者读音相近。如果说“書”字所从的“者”声有如此丰富的内涵，我很好奇，张先生又会怎样联想“猪”、“赌”、“堵”、“屠”等等这些同从“者”声的字呢？前人有“者”字上部所从像“黍”的说法，张先生所谓“玉米”、“甘蔗”之说则未之尝闻，望张先生有以教我。另外，“甘蔗”、“玉米”传入中国的时代，大概都比汉字“者”的出现要晚（或者晚得多），当初造“者”字的人又何以能够对这些物种未卜先知，这也是要请张先生给予指教的。
张先生说“在甲骨文时代，还没有这个字（按，指”書“字）。到了商代的金文（钟鼎文）里，这个‘書’就是后来秦代小篆所写的样子，‘从聿、者声’”。这话有两个问题。第一是误以为甲骨文时代早于商代金文。商代后期铸铭文于铜器成为风气，商前期也已有零星的铜器铭文。甲骨文的情况是，商代早期已有，主要则是在商代后期的殷墟发现的。因此说“甲骨文时代”如何如何，“到了商代的金文”就如何如何，是不合逻辑的。第二，我查了一下手边的金文字编和古文字字编，商代金文中实未见“書”字，张先生所言不知何据。
张先生说“现存经考订为真实可信的《书经》文本之中，还有远早于夏朝的文献”，这是违背常识的说法。其实目前极少有人相信《虞夏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诸篇真的是从尧舜禹时代流传下来的文献。
张先生说“书”“这个字原本是草书，现存的书法资料显示：这个字最早出现于西晋时代的书法家索靖（A.D.239-A.D.303年）笔下。索靖或许不是第一个这样写‘书’字的人”。其实索靖一定不是第一个这样写“书”字的人，王羲之、孙过庭等人也绝非受了索靖影响才写“书”字，这些事实从“现存的书法资料”同样可以“显示”出来。查一下《简化字溯源》就可以知道，在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就广泛使用草书“书”字（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98 页、229页），这比索靖的时代大概要早至少两三个世纪。晋唐书法家不过是因循了惯常的草书写法而已。
衷心希望谈论汉字的朋友尊重事实，而不要从情感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