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思想小史
饶佳荣
东方早报 2009-3-29 1:06:59
牟复礼此书介绍的正是萧公权所说的“创造时期”的中国思想史。
这一时期，人才辈出，思想活跃，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石。
在这本入门读物中，牟复礼不仅是与先秦诸子对话，同时也是与现代杰出的中国思想史家对话。
《中国思想之渊源》
[美]牟复礼著 王立刚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1月第一版 142页，45.00元
牟复礼像 李媛 绘
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2005）先生的《中国思想之渊源》仅百来页，被认为是一本简明而独到的先秦思想史小书。在写作该书之前，牟复礼曾把萧公权体大思精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译成英文，虽然仅译了一半，但有识者认为这是“继Derk Bodde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之后西方对中文学术著作介绍的里程碑”。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一书介绍的正是萧著所说的“创造时期”的中国思想史。这一时期，人才辈出，思想活跃，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石。在这本入门读物中，牟复礼不仅是与先秦诸子对话，同时也是与现代杰出的中国思想史家对话。
不贤识小
牟复礼对现代新儒家颇不“感冒”。譬如，他说：“现代新儒家的弊端之一就是徒劳无效的道德热忱，他们将孟子擢升于荀子之上，并视孟子为孔门弟子中的首座。耐人寻味的是，新儒家成了中国思想正统的时代恰是中国最专制的时代。”（第61页）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一员大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海外影响颇为深远。然而，牟复礼这本书明确提到冯友兰的地方却很少，仅有两处。一是作者在第一章以冯友兰为靶子，对他的环境决定论不以为然，认为冯氏的观点“虽然饶有趣味，但作为整体的解释却失于简单”（第7页）。二是参考文献部分“《庄子》的诸译本”列了冯友兰的译本，却未提冯氏享誉天下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显然，牟复礼对冯友兰的哲学史研究持保留态度。
但是，将本书与冯著《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对读，我发现本书对中国先秦思想史的介绍有些观点承自冯友兰，有些观点则明显是针对冯友兰等学者而发的。其中，最明显的部分是对荀子和墨子的探讨。
先谈荀子。冯友兰认为孟子代表儒家左翼、荀子代表右翼的说法“虽能令人一新耳目，但不免过于简单化”（页二三三，本文所引冯著页码用汉字，牟著页码用阿拉伯数字，以示区别）；牟复礼对孟荀代表儒家左右两翼的观点也不以为然（第61页）。冯友兰认为“荀子的理论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化哲学”（页二三三）；牟复礼也以“文化哲学”称谓荀子的哲学（第62页）。冯友兰指出荀子重视“礼”，重视“文化教养”，认为“礼净化人的感情，使它纯洁、典雅”（页二三九）；牟复礼则指出荀子相信“文化上的追求和提升应是一个人的基本天职”，“礼可以雅训、净化参众的情感和意念”（第62页）。从遣词造句到基本理念，牟复礼的荀子论与冯友兰的观点几乎毫无二致。牟著最后提到荀子的“去魅”，冯著没有特别涉及，而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专门讨论了荀子的“天人之分”。牟复礼对荀子知识论的分析（在第六章）颇为独到，是萧、冯二先生未曾深入剖析的，似乎可以说是牟复礼对荀子别有会心的探察。
再说墨子。冯友兰认为墨子和他的追随者处于社会的下层，来自游侠，带有军事作风和武士道德（页八三）。牟复礼也认为“墨子的精神显示了某种军人的严格和简朴倾向”（第86页）。牟复礼还说：“有些学者提出的见解非常耐人寻味：墨者们的余绪反映在秦汉之际的游侠之风中。罗宾汉式的游侠和帮派不羁于法律，但心中却秉承着一些社会道德（social consciousness），他们心中的这些道德、原则大概就是从墨家的思想中汲取的。”（第90 页）在这里牟复礼承认游侠与墨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显然赞同冯友兰等学者的这一见解。
从上文可以看出牟复礼与一代中国思想史家冯友兰的对话，但他的参考文献却未列一本冯氏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似有失公允。但牟复礼在讨论先秦思想时，又不时与冯友兰对话（批评也是一种对话），或可算作另一种公允。
译文商兑
本书译文准确雅驯，虽未能完全达到译者“译出中国古典的味道”的自期，但确是极见水准和功力的学术翻译。译笔灵活巧妙，用语温润整饬，读来颇有韵味。这是牟复礼之幸，也是读者之幸。不过，百密总有一疏。我就该书中英文版比较仔细地对读了一部分，发现译文舛误极少，足见译者、编辑之用心。下文的指谬出于精益求精之意，全属吹毛求疵，读者切勿以此微瑕淹没美瑜，否则将误读笔者之心，亦将错失此优秀之作。
下面谨将对读时发现的细微的疏误整理如下，盼译者和读者指教：
第17页把Arthur Waley（魏礼）的中文名误作“魏理”。同页“公元前8世纪”应为“前7世纪”。
第22页最开头表示页码的罗马字母应小写；该页脚注vols前应加16，表示共十六卷，“954”后面漏了一小短横。
第24页 “中国的主流宗教”原文为Chinese popular religion，愚意译为“中国的民间宗教”似更妥，该书下文即如此翻译。
第25页第三段“中国的思想家也认同直觉的知识”中Chinese thinkers前有限定语some，以准确计，应改为“有些中国思想家”。
第35页第二段“超自然的”对应的单词是superrational，意为超理性。
第38页第三段“用社会经济学的术语说，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中国尚处于萌芽期”，“萌芽期”原文为burgeoning time，更恰当的译法似为“迅速发展之时”。下一句“铁开始用来制造农具和兵器”，“开始用来”的原文为 had already come into general use，更确切的翻译似为“已经普遍用来”，正好与“迅速发展”相应。
第39页第二段“17世纪”，当为“到16、17世纪”。
第40页第一个句号后面漏了一句话未译：These three, together with the body of thought that in China came to be called the learning of the ju, and which we call Confucianism, are important among what we regard as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同页最后一句话中的“这些非职业化但却专门化的教育”对应语为This unspecialized, n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意为“这种非职业化且非专门化的教育”。
第41页第三段第一句话“最难解释的一个创造”，漏了assess这个单词未译，故应改为“最难评价亦最难解释的一个创造”。
第47页第三段“仁被译成慈……善（goodness）”后漏了一种译法“human heartedness”。同页下段“仁之外，最重要的德行是‘智’”，窃以为此句后面应加上括号说明“通常译作‘wisdom’”，与下文“礼”的做法相同。
第49页 “孔孟都不假定施政者的可靠性，所以，儒家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种反法治而行人治的立场”原文为：Confucianism adopted an antilegalistic, wholly humanistic attitude toward government, thanks to Confucius and to Mencius, who also never had to assume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译文逻辑上有问题，如果“孔孟都不假定施政者的可靠性”，那么他们应该采取法治而非人治。问题出在assume一词上，它确有“假定、假设”的意思，但还有 “承担、担任”的意思，在这句话中恰是后一种含义。所以，这句话似可译为：儒家完全采取人治而反对法治的态度，这是因为孔孟都未曾执掌政务。
第50页谈到孔子对历史写作的重视，说：“他的方法是将历史精妙地用于教化。文字对促进社会的进步是根本性的，最精微的思考终究要付诸语言。” 后一句话的原文是：The written word was essential for effecting social improvement; the use of words became subject to the most subtle considerations. 这句话谈的是孔子历史写作的春秋笔法，译文没有太大的错误，只是稍微有点“隔”，斟酌再三，献曝于下：笔削正辞对社会趋善去恶影响绝大，遣词用字的春秋笔法极为精微。
第51页 “孔子思想中为政的第二个方法是先富之、再教之、最后治之”，《论语》的原文为“曰养、曰教、曰治”，苛求一点，“富之”或可改为“ 养之”。同页“孔子对中国文明最后的贡献”，其中“最后的”对应的单词为lasting，它的含义是持久的、长久的，译者可能误看作last了。第42页第二段“但最终同时有效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最终”对应词也是lasting，故可改为“但能长久而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
第52页 “邹国在文化上也深受鲁国的熏陶”原文为similar to it in cultural tradition，意为邹国在文化传统上同鲁国是一样的。
上述讹误和疏漏大多属于细枝末节，不会影响作者重要观点的阐发，可见本书的翻译是相当认真的。
瑕疵浅议
牟复礼在序言最后对他的同事陈大端表示感谢（“他的书法让该书的封面、扉页和章首都平添雅韵”），遗憾的是，中文版的读者无福领略这一“雅韵 ”。其实，编辑处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让读者在品味牟复礼关于中国先秦思想史的洞见的同时欣赏陈教授的书法。英文版《中国思想之渊源》每章标题左下方，是陈教授用毛笔写的汉字（依次为“初、观、儒、道、墨、知、势”），它们浓缩了各章的主旨，颇有意味，这是标题无法完全传达的。中文版却把这几个字抹掉了，殊为可惜。中文本的整体设计还算简洁大方，但与英文版相比，似略逊一筹。这可能跟丛书设计有关，不过，愚意以为在追求丛书共性的同时，不必取消每一种书的个性。
参考文献部分错谬之处显得过多。不到十页的篇幅，却有十来处或大或小的讹误和疏漏。鉴于此类疏误比较“小儿科”，恕不举例。另外，第133页李幼宁编的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后面漏掉了作者的解说：Translations of traditional sources and recent scholarship, focusing on Communist Chines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empire. 还有一处疏漏：牟复礼在某些著作的前面加了星号，页下注为“Available in paperback”，意思是说这本书有平装本。对于中文读者，这个消息无关紧要，但我们在这种细微处可以体会牟复礼的细致。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本书虽是介绍性的通识读物，但因是大家之作，不乏别具只眼之见），参考文献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惜错漏稍多。一些不必要的疏误，难免使这本很精美的书打了些许折扣。
但，不管怎样，对于想了解中国先秦思想的读者，这本小册子比一般的高头讲章更值得阅读。■
延伸阅读
●《中国哲学简史》（英汉对照）
冯友兰著，赵复三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