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读书 2013年1月18日
■卢 冶
大约十年以前，柄谷行人一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轰动了中国学界，令无数人文学者“开了窍”。继90年代末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登陆中国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式因柄谷而再次得到了强化：无文学不政治，无政治不文学。一时间，人人手持“柄谷解剖刀”，索解恋爱小说背后的政治隐喻，切开自然风景“内面”的国族起源。然而，在被“吸星大法”吸干了方法论后，“武林大师”的魅力值似乎也随之降低：2012年9月，柄谷行人在清华大学为他即将出版的中译本《世界史的构造》布道半月，反响却远不如当年。这部“试图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批判性的继承”、将“《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和《迈向世界共和国》 所述观点全面体系化”的集大成之作，听起来总有些云山雾罩，对于援引中国人自身的思想语境而言，实在难于借力。
或有人云，学者有辉煌之季，也有谢幕之时。但柄谷热的降温条件却不在廉颇已老，而在于时代本身的变化。近年来，人文学界“告别方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毕竟，我们已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保罗·德曼的“阅读的寓言”和斯皮瓦克“策略的本质主义”中浸泡得太久，而赛义德的“东方学”、威廉姆斯的文化实践或柄谷行人的“风景”研究，不论彼此间的学术脉络如何径庭，其“三观”的基础也都无非是将现实视为语言结构的表征，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经纬出发，就可以发现遥远事物的内在关联，读解出现实隐喻性的一面。柄谷的商标式做法，即是从问题的斜角或死角切入，找到话语的结构性差异。从《起源》里日本作家的文学论争，到《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商品的秘密，事件本身都是话语的面具，它们之于历史，如同星星之于星座。自索绪尔以来，这种解读方式的穿透力一直持续到今天。然而，当好莱坞的《盗梦空间》风靡全球之际，精英主义解构整个世界的快感之梦，似乎也就快醒了。
不错，柄谷的“方法”已经旧了。然而他要跟我们交流的，原本就不是“方法”：在引用彼之话语来浇灌己之块垒时，我们不但很少将他本身的写作情境“历史化”，甚至常常忘记了他是个日本人。他思想底层的支撑物，原是日本文学和文化深处的诗意与失意。
众所周知，时差与视差，是柄谷建筑其哲学的概念基础。但要解释两个概念，其实大可以绕过艰深的哲学术语，从最直接的现实体验出发：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于时间流逝的感觉，开始就并不相同。翻开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古典名著《今昔物语》，古意森森扑面而来，让人不自觉地就与夏商周齐观，可将它所唱念的“古时候”换算作中国，顶多不过是唐代。
在《历史与反复》里，柄谷谈到，明治以来日本才开始采用“一世一元”，也就是仅以天皇的更替来标识年号的开始与终结。这样一来，“明治文学”、“大正文学”，就给人以完整的断代式的印象，推而及远，在年号纷杂的传统时代的文学，便要重新切割一番了。与此同时，西历的计算法，好像外星生物一般带给日本人以错乱感。这就是为什么他总说：谈“起源”问题，不用追得太远。传统总是现代的造物，或者说，是一种“装置”，比起“古时候”，最难把握的其实是刚刚过去的时代：于“此时此地”的恍惚中，倏然间相隔万里。
而正是在时差之中，进一步产生了视差：在 《有关历史的问题》一文中，他讲到日本文学巨匠武田泰淳的死讯，让他在一瞬间感受到“死”与“不在”的不可沟通的关系。死亡对生者来说只是一种观念，葬礼意味着将死者从生者的世界真正放逐出去，武田泰淳在《史记》里发现了秦始皇之死所引起的一瞬间的“真空”对彼时历史的作用，从而写出了与众不同的司马迁专论，而柄谷则看到了泰淳本人之死和他的文本解读之间的同构性，发现了《史记》的气息如何渗入到在上海亲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泰淳的内心，而这一切又被柄谷嫁接到他自己战后“与中国学者接触”的经验之中：当人们以《史记》来解说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混乱时，是什么样的结构，使得人们能够把当今的事情看作两千年前的事情的再现？———如此这般，从一点出发，衍生出从生活到文本的层级差异，进而波浪般辐射到整个世界体系，这就是柄谷的“横断性”研究。它不是用“方法”去解剖“身在山中”的“愚人”，而设身处地进入研究对象的生命历程，去发掘其自身的透视法则。比如，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作为中心，但柄谷说，马克思从来不是中心———直到他去世，也不过是作为《资本论》第一卷的著者而被提名的存在。而青年马克思正是在现实的失败处境中，在对自我的认识中，发现了“商品”的结构性秘密。这“方法”本身是虚幻的，只有老老实实地直面自己和解读对象可能的困境时才具有力量。在《起源》的中文版序言里，柄谷作了如下的表白：本书写于70年代，面对的是日本读者，而如在文学的功能已改变的今天，是不会产生这样一本批判文学之书的。可恰恰是这个文学失效的情境，才为中日两国所共享，也是本书被中国读者接受的基础所在。可在和辻哲郎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风土》和柄谷写于70年代的《起源》煊然一新地于21世纪初的中国登场之际，那些不能“共享”的情感却已被批评家们完全剔除，而不觉间，时差早已作用在学术界本身的知识接受中。
富含传统能量的亚洲，如何被讲进西方的现代故事里？尼采的权力意志与大乘佛教对于欲望的讨论，怎样在唯意志论的革命的20世纪耦合？像所有重要的现代思想家一样，这是柄谷所关注的大问题，然而，不管风筝放得多高，他也能把线牢牢地拴在具体的生命经验之上。如果仅把目光聚焦在“内面”“风景”这些“方法”，就可能忽略他的诗学。与其说，柄谷试图研究“世界的构造”是一种天马行空的野心，不如说，透过时差与视差，在不可理解之处理解其不可，在不能沟通之处发现其不能，才是他的贡献。在我看来，没有人能像柄谷一样，将大正时期的作家群———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和夏目漱石的内心世界咀嚼到如此地步：最好的哲学的思想，也就是其情之所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