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2月08日 13 版）
传统中国，城乡之间有差异，但并不截然对立。大江南北，多的是“耕读人家”——年少时读书科考，入朝为官；年纪大了，则告老还乡。就靠这个制度，传统中国很好地保持了城乡之间的流动性。晚清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逐步展开，城市的教育、医疗及文化娱乐大发展；相形之下，广大农村日益凋敝。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凝固——好长时间里，除了上大学或当兵，乡下人很难转换身份。这里的不公平，城里人未必体会得到。
无论政府还是学界、媒体还是民众，越来越关注“城市”——包括城市的魅力、缺憾以及前景。受制于各自的视野、立场及知识储备，同样谈城市，关注点不同，立论更是千差万别。
关于城市的论述，越来越专业化，这是大好事。但在诸多关于金融、规划、交通、下水道、形象设计等专业论题之外，希望能给海阔天空的“议论”、大而无当的“批评”，以及不具备可操作性的“建议”，保留一席余地——那往往是人文学者坚守立场、驰骋想象，展现其人间情怀的绝佳方式。
做城市研究的，诱惑实在太多了，弄不好就变成官员或房地产商的“托”。学者的可贵之处，在独立研究，不该与智囊团的“出谋划策”相提并论。可如今，碰到高傲的领导，嫌你表扬不到位；碰到谦虚的官员，又嫌你出的主意太少。其实，远道而来的学者，只能谈大思路；再了不起的学术成果，也都没本事点石成金。眼下那么多开放型城市请“市长顾问”，好在请的都是企业家、前政要或经济学教授，未见有请人文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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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何那么集中，一个半月时间里，我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台北、广州这六座中国最为重要的城市，参加以都市文化研究为主旨的讨论会或专题演讲——2010年11月27—28日参加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天津师大文学院合作在北京/天津召开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讨会，发表《另一种“双城记”》；12月15日参加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作为文学城市的上海”研讨会，发表《为何“文库”，什么“文学”，哪个“海上”》；12月17—18日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教育学院合办的“香港：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我见青山多妩媚——叶灵凤、李欧梵的“香港书写”》；12月24日在台湾政治大学演讲，题为《“都市”为何需要“文学”》；2011年1月4日参加中山大学和广州市政府联合主办的“广州论坛·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高峰论坛”，发表《风正一帆悬——如何“养育”世界文化名城》。
正因为全都凑到一起了，促使我一边参加活动，一边观察、思考——为何大家都对“城市”以及“都市文化”感兴趣？中国的学者、官员及媒体人是如何“阅读城市”的？怎样组织关于都市的国际学术会议……等等。暂不评说此六城之前世今生、功过得失，而是反省我所参与的这些活动的宗旨、趣味及操作方式，力图从一个侧面阐释城市文化生态及学术生产机制。说白了，我之讲述并回味这六城之行，目的是讨论都市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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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乡下人”，在作家沈从文是赌气、抗争，在我则只是写实，故“也无风雨也无晴”。儿时生活在农村，每天与青山绿水作伴；念大学后，洗净了泥腿子，变成了城里人。今日中国很多衣冠楚楚的“成功人士”，跟我一样，都是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或曰有农村生活经验的“城里人”——整个生命被裁成两截，一截在城，一截留乡。我们这代人，有幸见证中国突飞猛进的城市化进程。据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城市化数据：1949年10.64%，1959年18.41%，1969年17.50%，1979年19.99%，1989年26.21%，1999年30.89%，2009年46.59%。而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城镇人口接近6.66亿人，城市化率达到49.68%。换句话说，当下中国，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各大、中、小城市。不管你赞赏还是批评，身边的变化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速，此趋势不可逆转。
传统中国，城乡之间有差异，但并不截然对立。大江南北，多的是“耕读人家”——年少时读书科考，入朝为官；年纪大了，则告老还乡。就靠这个制度，传统中国很好地保持了城乡之间的流动性。晚清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逐步展开，城市的教育、医疗及文化娱乐大发展；相形之下，广大农村日益凋敝。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凝固——好长时间里，除了上大学或当兵，乡下人很难转换身份。这里的不公平，城里人未必体会得到。我曾提及：当下中国，不要说官员或富豪没有“告老还乡”的意愿，很多到城里打拼的乡下人，也都已经回不去了。什么时候，我们这些从乡下走出来的“城里人”，功成名就后，还愿意回老家去，那个时候，“新农村建设”才能说是获得成功（《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2期）。前韩国总统卢武铉退休后回到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跟老邻居一起钓鱼，这故事让我很感动——可惜，他回乡后不久就因被“秋后算账”而自杀了。
作为曾经的“乡下人”，面对此波澜壮阔、泥沙俱下的历史进程，我的立场是：不忘生养我们的广阔农村及父老乡亲，但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参与城市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创造。
就拿此次“六城行”来说吧。恰好，这六座城市我都比较熟悉，不纯粹是隔岸观火。1984年秋到北大念博士，此后就一直生活在这座原先很“土”、现在努力变得很“洋”的国际性大都市——关于北京，我开过课，写过书，主持过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于十年前还面目模糊、而今借助滨海新区开发而迅速崛起的天津，虽只是旅游、开会、讲学，来去匆匆，但因晚清及民国年间京津（平津）在生活及文化上是一体的，多少总有些体会。研究现代中国的，一般都会关注作为西学东渐桥头堡的“大上海”。上海除了是我的研究对象，还因从2002年夏天起，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讲座教授，我每年都会前去集中讲学。记得刚去时，上海房价没有北京高，每平方米4、5千元，朋友劝我在此置业，因缺乏经济头脑，谢绝了。后来听到一个笑话，上海人自己总结的：早买三年房，等于抢了一次银行。上海房价一路狂飙，我接触到的本地人，大都信心满满；至于生活在上海的外地人，则忧心忡忡。1993年冬我首次赴台参加学术会议，过程相当坎坷；以后路途日渐平坦，几乎每年都去，还曾在台湾大学客座一学期。在日常生活以及人文研究方面，几乎可算半个“台湾通”。最近五年，我兼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每年一半时间在北大，一半时间在中大，习惯于用香港的眼光阅读北京，用北京的尺度丈量香港。至于广州，那更是我的老根据地了。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我在康乐园生活了6年半。北上之后，还与母校中山大学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应召回来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我与这六座城市“结缘”，虽有早晚、深浅之别，但因专业领域及个人趣味，对其文学及文化面相一直比较关注，这才可能应邀撰写相关论文。在“六城行”中“阅读城市”，此举并非专深的学术研究，而是略带专业背景的社会观察——观察城市建筑、世风民情、文学艺术，也观察教授们的“都市研究”，以及学术会议的组织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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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学教授，若讲述关于都市的专题课，我会开列一大堆参考书，也会撰写若干高头讲章，但说心里话，更欣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对于巴黎等欧洲城市的漫游与品鉴。在我看来，阅读城市，最好兼及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漫游者的好奇心。学者本雅明一如诗人波德莱尔，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这种兼具体贴、温情与想像力的“漫游”，既不同于市民的执著，也不同于游客的超然，而是若即若离，不远不近，保留足够的驰骋想像的空间，还有独立思考以及批判的权力。
无论政府还是学界、媒体还是民众，越来越关注“城市”——包括城市的魅力、缺憾以及前景。受制于各自的视野、立场及知识储备，同样谈城市，关注点不同，立论更是千差万别。十八年前，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写了篇短文《“北京学”》（《北京日报》1994年9月16日），日后广被征引；而从2001年秋天起，我先后在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讲授四轮以“都市文化”或“都市与文学”为题的专题课，吸引了不少聪颖的学生，至今已指导完成六篇研究都市文化的博士论文（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此外，从2003年起，我和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合作，联合本地学者，先后组织了四个国际会议——“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2003）、“西安：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西安，2006）、“香港：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香港，2010）、“开封：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开封，2011）。汉唐以及汉唐以前的长安，明清以及明清以降的北京，加上北宋京城开封的兴衰起伏，都是古代中国史上最值得关注的“都市景观”。至于近代以来的世界图景，香港的故事同样扣人心弦。关注当代都市之异军突起，也关注古都重获新生的强烈愿望，此一仍在继续的系列国际会议，采用跨学科的思路，兼及文学、史学、考古、艺术、地理、建筑等，目的是尽可能拓展“都市阐释”的空间与力度。
同样关注城市历史、城市生活以及城市文化，不同于一言九鼎的政府官员、踌躇满志的经济学教授，以及披头散发神采飞扬的艺术家，作为人文学者，我的工作目标是在“比较城市学”的视野中谈论自己居住或心仪的城市。大家都在谈城市，本地人与异乡人、官员与民众、大学教授与报刊编辑、历史学家与杂文作者，对同一座城市的感觉截然不同，表述方式更是天差地别（这还不包括政治立场的对立）。一旦引入“城市比较”的视野，很可能还会夹杂某些个人意气。因此，从事都市研究，无论你是“双城记”、“三足鼎立”，还是“四面开花”、“六六大顺”，其工作目标都不应该是为本城争荣誉，而是洞幽烛微，发现历史以及现实的各种可能性。
这说起来容易，真正实践很难。我曾谈及所谓的“双城记”，可以是黑白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也可以是五彩斑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大略而言，前者强调对抗中的对话，后者侧重合作时的竞争。针对目前中国学界的现状，我更愿意谈合作而不是对抗、互补而不是竞争的“双城记”——比如京津、沪宁、成渝、苏杭或者穗港（省港）（参见《另一种“双城记”》，《读书》2011年1期）。我也曾提及广州、香港、深圳这三座城市，都有自己不同凡响的个性，相互间可以兼容，但很难被取代。能否更多考虑合作与互补，而不是简单的“争强斗胜”，将决定这三座城市的未来走向。因为，放在更大的全球视野中，这三大都市实在离得太近了。做得好，则协调发展，达成“三赢”局面；做不好，则可能因争夺生存空间而互相拆台（参见《“三足”能否“鼎立”——都市文化的竞争与对话》，《南方都市报》2011年11月18日）。
谈论都市文化，无论是“双城记”，还是“三足鼎立”，学生及媒体都很好奇，也很感兴趣。可真的接着做，却没那么容易。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讨会的闭幕式上，我提及在“天津”阅读“北京”，在“北京”观看“天津”，或者将“京津”视为一体做综合论述，是一个长远的研究计划，为下一代研究者预留的发展空间。目前只是一些零星散论，但我相信十年后会成为热门话题，且能出大成果。基于此预期，对照这一回的讨论会，明显不尽如人意：第一，论者多注重“文学”，而相对忽略了“城市”，缺乏对于“都市研究”的理论自觉；第二，大家瞩目的依旧是“精英”，缺乏对于大众（通俗）文学/文艺/文化的关注与理解；第三，学者的目光集中在北京，认真体会/体贴天津的极少；第四，京津之间文学/文化/思想/学术的互动没能很好展开，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换句话说，在中国学界，“比较城市研究”尚在起步阶段，还不到冲刺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研究思路或许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论述也会日渐深入、广大、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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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研究城市，包括谁在说、说什么、怎么说——甚至连发言的契机、会场的布置以及听众情绪，都会对你的立场及论述风格产生潜在的影响。作为一名关注怎样“养育城市”（而非“经营城市”或“打造城市”）、侧重学术深度（而非“文化传播”或“决策参考”）的人文学者，我有我不同于“官员”、“媒体人”或“经济学家”的视角及价值追求。
关于城市的论述，越来越专业化，这是大好事。但在诸多关于金融、规划、交通、下水道、形象设计等专业论题之外，希望能给海阔天空的“议论”、大而无当的“批评”，以及不具备可操作性的“建议”，保留一席余地——那往往是人文学者坚守立场、驰骋想象，展现其人间情怀的绝佳方式。
几年前，为北京会议论文集撰写序言，我提及：“走出单纯的风物掌故、京味小说，将‘北京城’带入严肃的学术领域，这很重要。但同是都市研究，主旨不同，完全可能发展出不同的论述策略。注重历史考证与影响现实决策，思路明显不同。倘若将城市作为文本来阅读、品味，则必须透过肌肤，深入其肌理与血脉，那个时候，最好兼及史学与文学、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也正因此，本书的取材，涉及了考古实物、史书记载、口头传说、报章杂志等。虽说无法呈现完整的历史图景，各论题之间互相搭配，参照阅读，起码让我们意识到，所谓的‘北京记忆’，竟可以是如此丰富多彩。”（《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而面对新华社记者“在进行北京研究的过程中有哪些题外的思考”的提问，我的答复是：“相对于时代大潮，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只能做到尽心尽力。保不住城墙，保不住四合院，那就保住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这也是一种功德。除了建筑的城市，还有一个城市同样值得守护——那就是用文字构建的、带有想像成分的北京。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学者们用教育、学术、大众传媒甚至口头讲演等，尽可能让大家留住这个城市的身影，留住‘城与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参见《想象北京城的前世与今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4期）
人文学者的批评与建议，即便因不太了解实际情况而显得有点“迂腐”，也不纯然是书斋里的“自说自话”。在为《都市蜃楼》（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撰写序言时，我谈及：“作为研究者，我们需要理解城市，理解作家，理解那些并不透明的文类及其生产过程，更需要理解我们自己的七情六欲。说实话，无论作家还是学者，之所以寻寻觅觅，不就因为还有个撇不清、挪不开、搁不下的‘我’。面对‘东方之珠’的急剧转型，作为读书人，你自然会不断叩问‘我’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怎样在这大转折时代里安身立命。”
为何邀请近百位研究文学、历史、绘画、电影、新闻、建筑的专家学者，从“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角度，关注香港这座国际性大都市的前世今生？记得1989年初，我赴港参加“文学创作文化反思”研讨会，黄继持、卢玮銮等中大教授送我《八方》文艺丛刊，当时很震撼——大陆没有这么视野开阔、印刷精美的文艺丛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熟悉的北京、上海、广州的文学、文化及学术研究方面急起直追，香港不再专美于前，某些方面甚至变得落后了。因此，借用原哈佛大学教授、现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李欧梵的说法，希望给香港、给香港人、给香港文化打打气——这就是我们隐藏在严谨的学术论文背后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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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那一学期，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都市与文学”专题课。修课的学生提出一个我从未想过的问题：网上检索，发现我们开“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有一场与西安市党政领导的对话。实际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官员愿意听学者讲城市如何发展，这已让他们很惊讶了。因为，在香港开学术研讨会，尤其是谈“文化问题”，政府官员是不会来听的。
在《明报》组织的“三人谈”中，我谈及这个问题：为何在内地开“都市研究”的会议，容易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李欧梵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内地城市明白‘文化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香港不明白。”我接着大发感慨：“香港不觉得文学和文化重要，不觉得值得由政府来支持，更不用说用心经营了。其实，关于城巿的记忆，是一次次讲述出来的，城巿的视野也是再三讨论出来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建筑师建设有形的城巿，人文学者则通过反复讲述与阐释，帮助引导我们的城巿往哪个方向发展。”（《城市书写·文化缺席——陈平原、陈国球、李欧梵三人谈》，[香港]《明报》2010年12月16日）
政府之所以积极支持“都巿研究”，有自己的打算——除了文化情怀，还有政绩方面的考量。我评论那套130卷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将其与举世瞩目的世博会相勾连：“二者的规模及影响力，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可我为何还要将其相提并论呢？就因为我从中看出迅速崛起的大上海之志向、视野与自信。”（《为何“文库”，什么“文学”，哪个“海上”》，《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1期）这套大书是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属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背后是上海市政府在推动。政府支持的“文化工程”，好处是经费充足，缺点是限时限刻完成，大都比较粗糙。
这就涉及一个敏感问题：如何看待政府主导的学术研究或文化活动？政府有权又有钱，办起事来雷厉风行；但如果由政府主导学术会议，会不会失去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批判性？三种可能的状态——给钱，不管；不给钱，也不管；既然给钱，当然要管；台湾香港倾向于前两种，而大陆则选择第三种。这点，在媒体报道中看得很清楚。凡政府支持的学术会议，都集中报道领导如何光临、接见与会代表、发表“重要讲话”。至于万里迢迢赶来与会的学者们，似乎反倒成了配角。
在当下中国，如何既尊重政府的出资与参与热情，又保证学者的尊严与独立性，是一门学问。我参与主办的北京、西安、香港、开封四个国际会议，有三种合作形式：全部经费来自大学（北京、香港）、大学与政府共同资助（西安）、主要经费由政府负责（开封）。即便是第三种，也只是会前放映城市宣传片，会后参观刚刚落成的书店街，还有市长简短讲话、书记热情宴请。我询问与会的国内外学者，会不会感觉不舒服？答复是：自家发言不受影响，而且，了解当下的市政建设，对自己的研究有好处。当然，这里需要某种沟通与协调的技巧：讲清楚会议的宗旨及听众的趣味，帮助领导恰如其分地表达。至于会议期间的新闻报道与会后的出版论文集，则分而治之，井水不犯河水，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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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大学组织的、媒体策划的、政府主导的、企业出钱的，隐约感觉到某种不安。当着主人的面，说几句无伤大雅的客套话，完全可以理解；但若轻易改变学术立场，见风使舵，则很不妙。尤其是面对政府官员，读书人当明白，礼遇不等于信任，倾听也不是问计。我的建议是：见了领导，千万别激动，不卑不亢，好话歹话都说，有用无用不管。那是因为，现代学者不同于古代策士，“主公”的心事你不见得了解，人家也没要求你越俎代庖。抱定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你可听可不听，我该说什么还说什么。当下中国，保持学者良知，拒绝曲学阿世，应是治学的第一律令。
学者“术业有专攻”，而“城市研究”又天生是个综合性话题，需要凝聚多学科的视野与学识。有些你我真的懂得，有些只是约略知道，有些则干脆隔行如隔山。倘若不是决策者，有时“谈门道”，有时“看热闹”，千万别把自己的话太当真——能落实很好，不被接受也没关系。因为，学者的“深刻见解”，很可能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具体管事的，更多考虑策略性与可操作性。
之所以再三强调，无论什么场合，不看主人脸色，坚守自家立场，那是因为，做城市研究的，诱惑实在太多了，弄不好就变成官员或房地产商的“托”。学者的可贵之处，在独立研究，不该与智囊团的“出谋划策”相提并论。可如今，碰到高傲的领导，嫌你表扬不到位；碰到谦虚的官员，又嫌你出的主意太少。其实，远道而来的学者，只能谈大思路；再了不起的学术成果，也都没本事点石成金。眼下那么多开放型城市请“市长顾问”，好在请的都是企业家、前政要或经济学教授，未见有请人文学者的。
不要说“经世致用”，即便“社会影响力”，也不该过分追求。学者有尊严，不说自己不信、不服或不懂的话，尤其忌讳投其所好，走到哪个城市都啧啧称奇，连夸“了不起”。记得我第一次在“广州论坛”发言，提及“广州是座有平常心的城市，不骄纵，不造作，比较本色与低调”，因而这是一座“被低估的城市”（《风正一帆悬——如何“养育”世界文化名城》，《南方都市报》2011年1月25日），据说广州的领导、民众及媒体人都很高兴。可这是真心话，有我长期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生活的体会，着眼点是普通人的生活感觉——舒适、随意且有品味。参加第二届“广州论坛”，我报的题目是《“三足”能否“鼎立”》，据说记者们很期待。听过我的发言，有记者追问为何谈的是广州、深圳、香港这三座有岭南文化基因、以粤语方言为主的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对话，而不是“北上广”之三足鼎立？我的回答是：广州经济上不错，新闻业风光无限，中山大学在教学与科研方面进步也很快，但总体而言，在学术/思想/文化方面，目前无法与北京、上海比肩。从记者交织着遗憾与落寞的眼神中，我读出了某种压力——作为说话负责任的学者，要超越公开场合为主人或为家乡说好话这一“潜规则”，实在不容易。
中国学者中，不缺擅长说好话的，缺的是敢说真话——“真话”不等于“正确”，“正确”不等于“合用”。作为学者，我们的责任是说出自己相信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至于领导在不在场，民众爱不爱听，能不能收获掌声或付诸实践，不在考虑之列。可惜的是，“行走江湖”多年，发现一个小小的秘密：无论著书立说或现场发言均不受外界影响、气定神闲、“吾道一以贯之”，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少了。
（2011年11月26日，作者在广州“岭南大讲堂”上作题为“六城记——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的专题演讲，此文乃据该演讲稿第一、二、五节整理而成；2012年1月27日，北京“破五”爆竹声中，改定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